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在合肥的寿春中学做历史老师。我所有的大学同学都是老师，因此，关于职业的选择，我没有犹豫，也没想过其他可能。

那时的寿春中学在百花井的一条小巷里。时隔十多年，我仍记得巷口清晨鸡蛋灌饼的香，巷尾夏天中午凉面的鲜爽。它们在记忆中，和巷子里来回穿梭的孩子们的身影，清脆的“老师好”的叫声组成套餐，直至今天，每当我路过类似的小巷，还是会习惯性地想起这些场景。

第一年，我带6个班。第二年，变成8个，即全年级。

历史老师，上午总是很清闲，下午则奔波在两栋楼——办公楼与教学楼，穿梭于不同班级的教室。

我最喜欢上课前站在教室门口短暂停歇的片刻。如果这时正赶上学生做眼保健操，我就能得到更大的心理缓冲——即便一堂课上8遍，每次上新的一遍，我还是会紧张。这紧张倒不是怯场，是亢奋，是逐渐进入状态。我总像面对一场演出似的，先凝视台下的观众，不，学生，在脑海中把即将说的话全部过一遍，再走进去，喊“起立”“坐下”，开始一堂新的课。

我的学生可爱至极，600多个孩子，我都能叫出名字，但我还是在课堂上被他们气哭过一次。

那是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我先上了15分钟课，介绍背景、做铺垫、渲染气氛，再播放纪录片影碟。

黑白电影的画外音严肃、悲怆。可是课堂上还是有人把这当作儿戏，笑了起来。我走过去，制止他，但笑声并未立刻停止。大家被发笑的人吸引，视线从纪录片上转移，叽叽喳喳。我忍无可忍，竟当场哭起来。

这一半是因为场面失控导致的情绪失控，一半是因为对自己授课水平的怀疑：难道我对南京大屠杀的介绍不足？或者气氛渲染火候不够？

总之，课是没法上下去了，纪录片继续放，我离开教室，由课代表代为监督。

两天后，轮到下一堂课，我再走进这间教室，却惊呆了。黑板中央挂着一大朵手工制作的白花，像清明节参观烈士陵园时做的那种，但比那要大。黑板上写着：“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杨老师，对不起。”

学生们表情肃穆，真的像在烈士陵园。那个发笑的学生站在墙角，脸冲着白花，做道歉状。据说，我哭着离开教室后，他被全班同学围攻，也哭了。

后来几乎每个和我联系的学生，都会提到这件事。

“哈哈哈，杨老师，你还被我们气哭过呢！”

“哈哈哈，杨老师，听说，你在8班被气哭过？”

所谓的“后来”，分不同时段。

后来，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离开合肥。再后来，我以写作为生，常出席各种活动。此后，一些学生和我保持联系，我们分别用QQ、MSN、微信聊天，分享彼此的成长。

另一些学生，我们在微博、豆瓣、人人网上，找到彼此。

有时，我回到合肥，会在街头巷尾碰到以前的学生；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在我的活动现场。有一年，我在安徽图书城签售新书，我曾经教过的6个学生捧着花，用久违的称呼喊我：“杨老师好。”刹那间，感动、感慨，夹杂着百花井小巷的各种香气扑面而来，那也是我的青春啊。

前几天，我去上海出差，和几个学生聚餐。我比他们大10岁，如今，他们也成为职场的中坚力量，大多数已有自己的家。

一个学生，叫卫青，他说：“杨老师，你还记得吗？初中时，你讲汉朝将军卫青那一课时，让我上台去讲，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自豪。前不久，我真的去了卫青墓。在他的墓前，我流泪了，想起当年上讲台的自豪，觉得不能辜负父母给我起名的初衷。”

谢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谢谢我说过的话、上过的课，在某个时刻，还会让你们想起。

那真是温暖的记忆。

（离萧天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祝想吃的都梦到》一书，老老老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