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暴恐,回归平凡的幸福

作者: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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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新疆和田县学员吾尕丽妮萨·麦麦提(前)在教培中心和其他学员一起跳舞。

新疆暴恐暗流如何侵蚀人心?其实是有一套程序的。迪丽努尔·艾再孜回想被洗脑的过程时说:“(我)最初就是好奇,单纯地去念《古兰经》,但慢慢地就会一等加一等、一级加一级的注入(其他思想),里面的氛围有点不对劲,黑压压一片……要看视频,然后(参加)各种训练,去其他国家参加(恐怖活动)。”“你必须穿!”“你必须做!”后来,迪丽努尔判断:“他们应该就是别有用心的。”再回想这些,她有些后怕,说:“在那里待时间长了,我可能也会变成那些人。”这样的程序像巨大的漩涡,波纹引起波纹,漩涡越来越深。

新疆暴恐暗流是如何涌动的?互联网是一个重要途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阿布都外力深谙那些陷阱的特点及其存在地点。“‘东伊运’的暴恐音视频是面向国内的,特别是新疆,有针对性。他们把暴恐音视频进行包装,比如(以)加密的方式放在一些很难发现的渠道里进行传递和交流,有隐秘性。同时,他们还进行伪装,它(看上去)是一个正常的视频,播放到一段突然就切换到暴恐音视频画面。”在阿布都外力看来,暴恐音视频针对的就是妇女、学生这样的特殊人群。“它采取类似于传销的一种方式,不断对受众进行洗脑,(最终)通过暴恐活动达到以最小的代价产生最大的影响、最大的破坏。”

暴恐暗流对人的毒害能达到什么程度?足以让人一直沉睡在谎言里。服刑的阿卜杜力·吐尔逊托合提谈起心中的“天堂”,表情沉醉而坚定。他说:“天堂有比天地都更广阔的乐园,有72个最美丽的妻室,还有那些没见过、没听过、没有体会过的美味佳肴,还有成倍的赏赐,这些都是永恒的。”他坚持没有犯任何罪,“以自己做的事为荣”。有人问他:“为了真主就可以去杀人?”他答:“别说杀异教徒,如果安拉有旨意,我甚至可以杀我儿子。”

当然,也有不少人摆脱了这股暗流。《环球人物》记者赴新疆采访时,就见到亚库普·吾普尔和阿依努尔·木合塔尔,前者曾在暴恐现场参与打砸, 后者曾在网上散布暴恐言论。现在,他们都已从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简称教培中心)毕业,开始了新生活。以下是对他们的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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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亚库普·吾普尔(左)在疏勒县自家饭店里招待顾客。

“在别人的怂恿下,砸了公交车的玻璃”

我叫亚库普·吾普尔,今年33岁。2009年十月节(开斋节),我带着妻子出去做生意,准备在乌鲁木齐找个商铺开店。7月4日,我在石河子看中一个商铺,准备改到石河子做生意。7月5日那天晚上我吃完饭去外面溜达,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我也走了过去。

我在人群中看到一辆车经过,很多人都去砸车。我发现往前走的人在挨打,往后走的人也在挨打。与其被别人打,不如我也学一学他们。就这样,我跟着别人,在别人的怂恿下,砸了公交车的玻璃,到一家超市推翻货架,在超市搞破坏。

当天晚上回家后,我没有跟妻子说这件事,怕吓着她。公安人员找到我的时候,我承认参与了打砸。那时候,我妻子才知道这件事,当时她已经怀孕了。服刑一年零四个月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来看过我,这是入狱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当时想着,6年可不是很短的时间,我还要再服刑4年多,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着跟她离婚,但她一直等着我。我女儿现在上小学了。出狱后,女儿曾跟我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们生活在大家庭中,她有些不太习惯,妻子就把她带到了姥姥家。现在,我妻子在山东打工,也不能随意回来,孩子也不在我身边(情绪失落)。

出狱以后,我看到妈妈身体不太好。有次我带她去检查,医生告诉我,她长时间心情抑郁,总为我这个儿子唉声叹气,后来得了心衰。半个月后,妈妈就去世了。因为我的无知和法律意识淡薄,一家人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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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暴恐事件,市区一片狼藉。

现在,我在新疆疏勒县塔尕尔其乡喀拉库木村开了个饭店。夏天的时候,我做些木匠的活儿,还有喷漆、装修房子的工作。冬天没有类似的活儿了,我就在村委会对面开了这个饭店,差不多投入了两万块钱,现在每天有七八百块的收入,纯利润有150元,一个月能挣到五六千元。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能挣七八万元。有个朋友帮我做饭,我给他发工资。你问我做老板的感觉怎样?我感觉得用人很难啊,这是个要好好考虑的问题(笑)!

我的小店里卖拉面、炒面、馄饨、饺子、包子,我现在从早忙到晚,早上8点半起来烧火做饭,开始做准备,晚上11点停止营业,收拾完要到12点了。但是,干到再晚我也不觉得累,因为挣钱了。

在教培中心第一次过生日

以前,这样的生活就没想过。刚出来时,心里会打鼓,以后在生活上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融不到大多数人里?2017年1月,我进入喀什教培中心。刚进教培中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底能干些什么,结果第二天就给我发了书,让我听课。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考试成绩,真的很有成就感,我们同学之间比赛,看谁的成绩好。在教培中心,我学了电焊这门技能,还学了国语、法律知识等。我们一般上午学习国语,下午学习技能和法律。以前上学的时候,国语没学好,我想这次最起码得学会用国语介绍我自己。我的国语老师45岁左右,来自阿拉力乡,讲课讲得很细致,现在我做个自我介绍是没有问题的。法律课上,我们学习刑事法、婚姻法、合同法等,还有去极端化条例,现在我还能记起一些法律条款。开饭店了,合同法正好用得着。但要说哪一门法律学得最好?应该是婚姻法。我们国家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到了法定年龄才可以结婚(以前村里有些人年龄很小就结婚);近亲不能结婚;万一离婚了,夫妻共同财产要平分……这些都记得很清楚。

在教培中心,我们餐食很丰富,早上吃鸡蛋和奶茶,中午晚上吃拉面、抓饭、炒菜等,还有一些水果,每天换着来,都是免费提供的。我住在一个8人宿舍,宿舍里有电视,教室里有电视和投影仪,教培中心还有操场,可以打打球。早上起来要做广播体操的,要锻炼身体。教培中心还给学员过生日,我生日那天,老师就准备了蛋糕,大家一起切蛋糕吃。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生日聚会。逢年过节更开心,在教培中心过得比家里还好。人多热闹,有吃的有喝的,大家唱歌跳舞。我也交到了好朋友,现在我们也打电话聊天见面,我有位同学现在在一家市场开起了超市。

我们结业的方式是考试,考了电焊技能、国语、法律等,我的成绩最低也是90分。刚去的时候我总想着还要在教培中心待多久,可到了出去那天,我觉得学得还不够多。一天晚饭的时候,我接到老师的结业通知。这样我就结业了?要是有时间的话,我想再多学一点国语和技能,我还有些不舍得。后来,乡里干部来接我,走的时候,校长和老师嘱咐:“以后要加强学习,也要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生活当中去,还要感染身边人,把学到的东西跟他们讲一讲,好好生活,好好做生意。”这些话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楚。结业后,村委会对我关心很多,村里面有盖房子的活儿也介绍给我。2018年,我一共干了八万五千块钱的活儿,还装修了自己的房子。

在教培中心虽然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但我比以前成熟了,做事情考虑后果了,也考虑这个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以前,我常常是先把事儿做完再说。也是因为这个,我才犯了罪。进入教培中心前,我受过一些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但现在我的思想有些变化。比如,以前,老觉得街上的女人不应该那样穿衣服,女人应该把脸蒙住;现在,我觉得女人穿适合自己的衣服挺好的。现在,如果有人再说挑拨民族矛盾的话,我就跟他们当场理论,教育他们!要是不听劝,我就跟乡政府一些部门反映这个问题。

在教培中心,我有了新的思考、新的认识。毕业后,我向村委会的人说想创业这个想法。这来源于一位老师的启发,他授课时说:“如果你给别人打工,你是在出售你的体力和时间,如果你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你可以让自己体现不一样的人生价值。”我也把开饭店的想法跟村委会的人说了。他们觉得我之前是干木匠的,问:“干餐厅,你觉得你干得起来吗?”我告诉他们,我虽然没经验,但我可以请人啊,我找了一个厨师朋友帮忙。村委会的干部也支持了我这个想法,资金上有困难,他们帮我贷了一点低息贷款,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这样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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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阿依努尔的卧室里铺着亮粉色的床褥,墙上贴着墙花,所有的角落一尘不染。右图:阿依努尔家对面就是喀什古城。近年来古城得到修缮,来这里旅游的人很多。(本刊记者 王媛媛 / 摄)

“首先你自己要努力,扶持你的人才能更有方向”

2019年以来,我有了一个新“亲戚”,他就是我们镇上的政法书记胡书记。他常来我家,有时候一星期来一次,工作太忙就一个月来一次,每次都在我家住下。我们一起做饭,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状况。他也跟我普及一些法律法规。我常常跟他说些工作生活中的困扰,能解决的他会帮助我,不能解决的,他也明确告诉我:“这个事儿不能解决,也不能这样办。”他还帮我出谋划策。春天的时候,我开始盖房子,我把围墙改小了点。他说,应该把空着的地方也盖上围墙,现在没钱也要先盖起来,以后可以在那块地方养鸽子、养鸡。

他的到来影响了我的生活。之前,我的早餐、午餐是一顿饭解决的。他跟我讲,早饭得吃,午饭也得吃,一日三餐要按时吃。他非常热情,跟我一起打扫房子,甚至为我们村设计一些村道。他每次来,我们都是在家里自己做饭吃。我之前想着,怎么也是领导过来,要到镇上买点好的招待一下,他不愿意,说:“什么东西家里都有,干吗要去破费。”他还教我做饭,比如韭菜炒鸡蛋、炒蘑菇,这些菜我们之前是不做的。连炒大盘鸡这种本地菜,也是他教我的(笑)。

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一些影响,我的思想也受到影响,他跟我说:“首先你自己要努力,扶持你的人才能更有方向。”所以,我现在从不浪费时间。我想着,先把这个店慢慢开起来,等妻子从山东回来,我们两个把日子过到一起,再把这个店慢慢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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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18年10月,新疆和田县教培中心跟班老师肉孜古丽· 艾力(左一)在阅览室辅导学员学习。右图:2018年10月,新疆巴楚县学员阿依夏木姑·买买提明在纺织实训厂学习手工织布技能。

“在看守所,我还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

我叫阿依努尔·木合塔尔,回想起来,“7·5”事件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但当时的情景我还是记得清楚的。

2009年,我20岁,刚大专毕业,特别年轻,特别喜欢出去玩,那年7月份左右,我正在阿克苏玩(所以“7·5”事件发生时,我不在乌鲁木齐)。那时候,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朋友,我们一直是通过网络联系,彼此没有见过面。他给我发了不少图片,上面写了一些极端的话,其中一张图上备注了这么一句:“作为一个维吾尔族人,一定要传播出去!”

实际上,那之前我已经受到一些极端思想的影响。比如有人说,你们现在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异教徒”抢了你们的工作。当时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大专同学去同一家幼儿园应聘,我的国语能力没那么强,结果几个汉族学生被录取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越想越觉得他们说得对。就是那一天,我看到了这张图片,就恨恨地把图片转发了。我转发到几个群里面,发完了我到银行办事去了,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也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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