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号”副总指挥崔维成：说得出，做得到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你也许不会相信，上古时代关于“龙”的传说正在中国科学家手中成为现实。
2002年，中国科技部启动“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研制，崔维成被任命为702所（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所长，负责该项目的推进。2012年，在刷新7062米的世界作业类载人潜水器下潜纪录后，他又率领团队冲击11000米的新目标。
深海探测就像是大海对人类的终极考验，而“蛟龙号”正是我们探索未知的利剑。在崔维成眼中，“蛟龙号”不仅是一台潜水器，更是中国科技的骄傲。
我从小就具有很强的好奇心，这也许能算作科研人员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拿到博士学位并做了3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我发现自己有一定的科研特长，于是正式决定以科研作为今后的职业。但在当时，我的科研之路并没有特定的方向，只是想着一切根据国家的需要来选择。
这是我科研路上的“清单”：我的本科专业是固体力学，博士学位是在土木系拿的，博士后研究又在航空系进行，1993年到1999年在702所研究水面船舶，1999年到2002年在上海研究超大型浮体……可以说，我只是坚守“说得出，做得到”的原则，答应干什么就一定努力干好。2002年我开始学习潜水器的技术，作为一个“外行”边学习边科研。从外行到专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诚实守信”的道德要求始终给我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我国重视深海探测，是出于科学和应用2个方面：科学上，理解海洋生态系统对于理解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有重要作用；应用上，广阔的海洋空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都是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冲突的现实出口。这一切都依赖于高技术装备，而深海探测就是其中的核心。
我下过许多次深海，只有一次到达过7000米以下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最开始的1000米距离就陡生许多变化。这也是发展载人深潜器的原因之一，无人潜水器在变化多端的海底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失踪”。人就是载人深潜器的“保险”。我们像古代的龙骑士一样，在幽暗的深海中征战，一次次突破极限，让“蛟龙号”在海洋的深渊中展翅飞翔。我始终相信，科技的未来就由那些勇敢逐梦的先行者书写。
“蛟龙号”立项花了10年，研制又花了10年，总共20年的时间，我国从载人潜水“零基础”，到如今已经拥有了世界上领先的全海深全海域作业能力。
在科研的过程中，我也在逐步成长为科学家。每去一个新的海域，我关于海洋的知识都有新的增加。我们曾在7000多米的深度见到深海“狮子鱼”，知道万米的深海生活着“沟虾”。虽然我并不是生物学的专家，但我国的海洋科学家利用我们“蛟龙号”海试的成果，写出了重量级的科学论文。
好奇心带给我的欣喜常常让位于使命感。工作中，我的关心重点是潜水器作业状况如何，是否有故障：没有故障我就高兴，出现故障我就紧张。当然，机器般的人生在我看来是不圆满的，工作之余我也有爱好，比如阅读哲学与历史学书籍，各种牌类游戏我可以一看就懂，朋友任意选择游戏规则，我都能奉陪。
成功之外，科研过程中的失败经历当然也有很多。任何一个问题，在研究之前对结果有一个猜测。研究后发现与猜测的一致，我们称之为成功；如果与预想的不一致，可以定义为失败。这是科学探索过程中必然包含的。
事实上，我每次从失败中学习到的东西更多。当然，失败后可能会“获得”抱怨与批评，所以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焦虑和发脾气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就赶紧睡觉，第二天才有充沛的精力。我自认为已经磨炼出了比较强的承受力，不仅能够应对失败，还能给团队提供可以专心致志的环境。
科研也常常伴随着危险。我从大学起就喜欢哲学，总在思考“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我是谁”的哲学三问。在第一次海试遭遇“莫拉克”台风时，在试航员感到恐惧时，我选择了带头下潜。我对自己的生命观有了更深的体认。
作为团队的领导者，我想让他们明白我愿意承担风险。经过几次示范，大家终于消除了恐惧，之后的海试得以顺利进行。广泛的学习与思考让我敢于相信自己的决定，也坚定了我作为科研者的使命。
“蛟龙号”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在全球99.8%的海洋深处开展科研、资源勘探的能力，但那0.2%的深渊却是未来海洋大国竞逐的核心区。在“蛟龙号”创造深潜新纪录的第二天，我就开启了新的航程。
通过“蛟龙号”项目的科研经历，我掌握了深海技术领域的前沿知识，也培养了大型工程项目的管理能力，新的启示在此时萌发：技术困难并不是最大的难题，人才也不是最大的瓶颈，只要科研人员专心致志，团队齐心协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可以心想事成。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看法，我发起了“彩虹鱼挑战深渊极限”项目。通过7年的实践，2条科考船“张謇号”和“沈括号”，2代的万米级着陆器和万米级无人潜水器，以及3次前往马里亚纳海沟开展的科学考察，算是在新模式探索下取得的一些成绩。
现在我会对学生们说兴趣很重要，也会尊重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研究题目。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出生的年代是解决生存问题的年代。我是我们这代人中的幸运者，我享受了东西方最好的科学研究的培养和训练，应该比同龄人肩负更重的社会责任。工作的转变并没有改变我的初心，我希望把自己从事的领域带到国际前沿。至于究竟是哪个领域，以国家的需要作为我选择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