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鲁迅”的一次探险

鲁迅之于中国文坛，意义毋庸赘言。“我和父亲及其他家人一直努力探寻一个‘真的鲁迅’，向公众展示一个‘人间鲁迅’。”基于此，鲁迅长孙周令飞欣然为《1927，我是鲁迅，我在广州》一书作序，突显了“真实”在鲁迅研究中的重大意义。

“我是鲁迅”一题新颖独特，拉近了与阅读者的心理距离，更是一种冒险。这是“想象与史料的契合，情境与心理的无缝衔接”，很是考验写作者的能力。1927年，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前往广州，是一件不顺心或者说是迫不得已的事。“是又一次逃亡或投奔”，46岁了，“生命已经过去了不止一大半了”，可一切仍是不确定，“年轻时候的暴烈轻狂不是消失，而是沉降、酝酿，变得更黏稠”。阅读中，我们不得不佩服写作者既置身其间又时刻保持距离的清醒，让我们窥探到了鲁迅蓬勃的激情和隐秘的内心。还有他的恨，那是决绝不留余地，是有你无我的抗争。在爱与恨的交织中，鲁迅的形象变得立体而多维。

“1927”“广州”，有着独特的历史意味。广州是北伐的根据地、黄埔军的大本营，风云际会，思潮澎湃，本应当有不同的气象，可鲁迅一到广州，却分明感觉到此处与别处并无不同。1927年是革命剧烈起伏之年，全国风雨飘摇，鲁迅也处于不得不避风头的险境。“刚到广州，确也感到一点小康的”，本以为“迫压党人，捕捉青年”只是在北方，但在“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前”，“舒服的梦早就破碎了”。“瘦、矮、穷，都可以是一种罪”，秀才遇到兵确实无奈，可“秀才遇见秀才难道就有道理可讲”？这是那时中国的状况，没有更激烈的主张，连平和的改革都行不通。故而，青年首先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

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作者周到地插入了一张“鲁迅广州足迹图”，形象地呈现了鲁迅在广州的印迹，还选入了多幅历史照片，有人物合影，有地标建筑，还有地方风物，图文并茂地还原了历史全景。此外，作者还提供了“鲁迅生平简表”，罗列了鲁迅大事记。其中，“1927年鲁迅在粤行踪”呈现了鲁迅全年的轨迹，增强了本书的真实性。

“这怪念头亏你想得出来，写得挺好！”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这句话或许是对写作本书这一冒险行为最为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