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分析

作者: 潘佳斌 孟俞彤 李晓云

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分析0

摘 要:红色旅游具有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振兴乡村等作用,是促进革命老区向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整体呈现“小分散、大集聚”的集聚型分布特征,集聚程度随距离尺度增加而增强,主要集聚分布在新县、光山县、红安县、麻城市等中部地区及多区县交界地带,形成“极核引领、多边界成团”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可为优化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

关键词: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大别山革命老区;GIS

中图分类号:K901;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1-97-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1.022

0 引言

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革命老区加快特色旅游产业发展,推出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精品线路,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别山革命老区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区域内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统筹规划不足、区域发展失衡、行政区划阻隔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识别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是优化红色旅游空间布局、强化区域合作及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随着红色旅游发展政策的大力倡导与红色旅游实践的不断深入,红色旅游研究日益丰富。国外与红色旅游相似的表述多为遗产旅游、黑色旅游、战争旅游。国内红色旅游研究受政策导向影响明显,研究成果产出周期与国家相关政策发布及革命事件纪念日基本同步[1],研究内容涵盖红色旅游资源区域整合开发[2]、红色旅游教育功能及情感认同[3-4]、红色旅游客体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5-6]、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7]、红色旅游发展效率与空间异质性[8]、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9]等,研究方法由质性研究逐步进阶为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相关学者多以江西[10]、湖南[11]等典型红色旅游省域为研究区域,定量测度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布局特征,但少有以革命老区为研究区域的深入研究。鉴于此,研究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对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对优化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以实现旅游资源合理配置与利用,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以促进革命老区振兴等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最邻近指数法

最邻近指数法是一种常用于研究点要素在地理空间中分布模式的空间分析方法,可以识别研究区内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是趋于聚集、随机还是均匀分布。相关计算公式见式(1)、式(2)[12]。

[R=rire=2D×ri]                           (1)

[re=12nA=12D]                           (2)

式中:R为最邻近指数;[ri]为实际最邻近距离;[re]为理论最邻近距离;n为研究区内红色旅游景区的总数量;D为红色旅游景区的密度;A为研究区面积。若R>1,则红色旅游景区呈均衡型分布;若R=1,则红色旅游景区呈随机型分布;若R<1,则红色旅游景区呈集聚型分布。

1.1.2 Ripley's K函数

Ripley's K函数是一种分析任意尺度下点要素空间分布格局的常用方法。引入K函数和L函数对点数据集进行不同距离的集聚程度分析,以测度红色旅游景区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的集聚态势。计算公式见式(3)、式(4)[13]。

[K(d)=An(n-1)i,j=1,j≠inIij(d)]           (3)

[L(d)=K(d)π-d]                      (4)

式中:d为观测尺度;[Iij]为示性函数。当红色旅游景区i与j之间的距离小于d时,[Iij]=1;反之,[Iij]=0。L(d)>0,表明与随机分布相比红色旅游景区集聚程度更高;L(d)<0,表明与随机分布相比红色旅游景区离散程度更高。

1.1.3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法通过测算点要素的空间密度特征和分布趋势,从而刻画其空间均衡性或集聚性特征。相关计算公式见式(5)[14]。

[fn(x)=1nhi=1nk(x-xih)]                  (5)

式中:[fn(x)]为核密度估计值;[k(x-xih)]为核函数;[x-xi]为红色旅游景区x到测量标准点景区[xi]的距离;h为带宽。

1.2 数据来源

大别山革命老区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发布的全国1∶100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红色旅游景区名录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宣部公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各省文旅厅发布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名录、博雅文化旅游网认定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据获取时间截至2021年底,进一步从时间[15]和功能[16] 2个维度对红色旅游景区进行甄别、去重、合并等处理,最终获取229个红色旅游景区,并借助高德地图API获取红色旅游景区的地理坐标,经坐标纠偏处理后导入ArcGIS形成红色旅游景区地理数据库。

2 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

2.1 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类型

将大别山革命老区划分为鄂北、豫南、皖西三大空间板块,依托ArcGIS软件的“平均最邻近分析”工具,分别测算实际最邻近距离、理论最邻近距离、最邻近指数、Z得分与P值,以判断红色旅游景区在不同区域板块的空间分布类型。由表1可知,大别山革命老区各空间板块红色旅游景区最邻近指数均小于1,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型特征,集聚程度排序为大别山革命老区>豫南地区>皖西地区>鄂北地区。由于鄂北地区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空间中属于自西向东的狭长带状板块,区域跨度大,导致红色旅游景区数量优势不突出,整体空间分布相对均衡分散;豫南地区红色旅游景区数量最多,邻近分布特征显著,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集聚的重要单元;从大别山革命老区整体来看,其红色旅游景区集聚程度最高,是鄂北、豫南、皖西三大板块均为集聚型分布的强化结果。

由于最邻近指数在点要素空间格局多尺度分析上存在缺陷,研究将进一步运用Ripley's K函数分析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多尺度集聚特征。如图1所示,红色旅游景区L(d)曲线中K观测值>K预期值,且K观测值>HiConfEnv值,说明其空间分布呈集聚型分布,具有统计显著性,且随着距离的增加,L(d)值呈明显的增加趋势,表明红色旅游景区集聚型分布程度随着距离尺度的增加而增加,与大别山革命老区全域空间尺度内集聚程度最高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也表明研究区内红色旅游景区呈现“小分散、大集聚”的分布特征,具备红色旅游集约化发展的潜力。

2.2 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密度

借助ArcGIS “核密度分析”工具计算红色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密度,以揭示其空间分布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核心—边缘”特征明显,整体呈“极核引领、多边界成团”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表现为:①以新县为中心、以光山县—红安县—麻城市为补充的高密度集聚区,新县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发源地、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中心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落脚地,联动其周边同样具有丰富红色旅游资源的光山县、红安县、麻城市,形成兼具红色旅游优势和乡村振兴示范效应的大面积集聚区,呈现出显著的“圈层式”结构,核密度由中心向外围逐层递减,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中心、鄂豫两省交界处,发挥着极核引领的空间效应;②以县区边界为依托的抱团式中高密度聚集区,在浉河区—平桥区—罗山县—大悟县、商城县—固始县—金寨县—裕安区—霍山县、金寨县—罗田县—霍山县—英山县—岳西县—潜山市—太湖县等县区交界地区形成多个连片集聚区,呈面状铺展延伸,为跨区域旅游线路产品开发奠定了基础;③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西北部、北部边区、东南部边区存在带状“盲区”分布,红色旅游景区数量较少,未能形成明显的空间格局特征。对比红色旅游景区数据库及相关数据来源,不难发现,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集聚区与“革命大别山·红色鄂豫皖”精品线路所在区域高度一致。据此可以推测出,其集聚区主要以高品质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中心延展而形成。同时,跨区域的面状集聚区也反映出大别山革命老区已形成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的意识,并初步开展了跨区域联合发展的实践活动。

3 结论

笔者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研究红色旅游赋能革命老区振兴的案例地,深入分析了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特征,有利于促进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布局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红色旅游的经济、文化、社会综合效益。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①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异显著,整体呈现“小分散、大集聚”的集聚型分布特征,集聚程度排序为大别山革命老区>豫南地区>皖西地区>鄂北地区,且随着距离尺度的增加,红色旅游景区集聚程度增强。

②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核心—边缘”特征明显,整体呈“极核引领、多边界成团”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集聚分布在新县、光山县、红安县、麻城市等中部地区及多区县交界地带。而在大别山革命老区的西北部边区、北部边区、东南部边区存在带状“盲区”分布特性,红色旅游景区数量较少,未能形成集聚分布的空间布局。

参考文献:

[1]张秋实,宋瑞,马思远,等.中国红色旅游研究现状、前沿与框架: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2,38(3): 120-128.

[2]林明水,鄢沂,曾春水,等.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7): 1734-1748.

[3]钟士恩,陆文镔,彭红松,等. 红领巾儿童对红色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的认知:雨花台烈士陵园案例实证及启示[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7): 1684-1699.

[4]呼玲妍,刘人怀,文彤,等.红色旅游游客混合情感对旅游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大学生为例[J].旅游学刊,2022,37(7): 27-37.

[5]邹建琴,明庆忠,刘安乐,等.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异质性[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1): 2748-2762.

[6]谢霞,刘欢欢,孙慧,等.丝绸之路经济带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7(4): 38-45.

[7]苏卉,康文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2,36(5): 200-208.

[8]杨丽,陈季君,时朋飞,等. 红色旅游发展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21,36(11): 2763-2777.

[9]张新成,高楠,王琳艳,等.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J].干旱区地理,2022,45(6): 1927-1937.

[10]洪霞芳,黄灵光.基于GIS的江西省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以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为例[J].企业经济,2022,41(2): 125-131.

[11]唐健雄,李莜蓓,肖林.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9,35(2): 74-82.

[12]杨庆,张凤太,安佑志,等.贵州省旅游扶贫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21,28(6): 316-322,329.

[13]葛莹,刘尉,李勇.Ripley's K函数方法修正与估计方法比较[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23,48(6): 970-978.

[14]王秀伟,李晓军.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J].地理学报,2022,77(4): 900-917.

[15]杜涛,白凯,黄清燕,等.红色旅游资源的社会建构与核心价值[J].旅游学刊,2022,37(7): 16-26.

[16]王金伟,刘建平,钟泓,等.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新时代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专题对话实录[J].旅游论坛,2021(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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