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空间演变发展进程研究
作者: 马倩丽
摘 要:研究梳理了在乡村规划与治理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发展和空间变迁的进程,按照时间顺序,依据各时期发展背景和各个重要节点,将其概括为4个阶段:公有制背景下集中式空间布局时期(1949—1980年)、区域发展视角下分类集约发展时期(1981—1997年)、城乡统筹理念下资源配置与品质发展时期(1998—2016年)、乡村振兴阶段城乡空间网络化共生时期(2017年至今)。通过分析各阶段的主要背景、推进线索和空间特征,总结了中国乡村空间集约化、网络化、多元化发展的演变特征,探讨了乡村空间与乡村规划治理的耦合关系,并基于中国乡村的空间发展进程提出了规划与治理建议。
关键词:乡村空间;空间演变;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乡村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3-108-5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3.024
0 引言
人类进行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包含乡村与城市这两类聚居地。乡村是以农村人口聚居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域空间[1]。乡村空间的研究范畴包括村庄地域关系、分布形态、职能规模、结构特征等地域空间属性,具体来说,包含区域城乡网络、群体乡村聚落、乡村聚落单元和乡村内部空间等多个研究层次[2]。笔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乡村聚落单元这一层次,探究中国各时期发展背景下乡村单体空间演变特征。
我国是农业人口与地域占主体、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长期以来,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早期的乡村治理以农民的科学技术和改革意识培养为主,较少涉及村庄建设与空间布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市场机制与城市发展不断更迭,伴随着特殊制度下的乡村规划模式推进,到后期的居民点建设规划、镇(乡)域乡村体系规划、县域乡村体系规划,以及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空间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不同程度的重构。对中国乡村空间演变发展进程进行梳理,有利于理解不同城市进程与乡村治理体系下乡村实体空间的演进特征。同时,乡村空间的变迁也反作用于乡村发展,直接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其研究对于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与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乡村规划与治理下乡村发展和空间变迁进程,探讨了各时期空间特征与演进规律,并依据乡村空间演变进程提出了规划与治理建议。
1 中国乡村发展与空间变迁进程
中国乡村空间演变发展进程的阶段划分尚未形成权威统一的说法。高文利[3]将其划分为农房建设、村镇规划建设、小城镇体系布局建设3个阶段;赵虎等[4]将其划分为起步阶段、初步完善阶段、进一步探索阶段及城乡统筹阶段。研究基于中国乡村规划与治理的发展情况,将中国乡村发展与空间变迁进程划分为4个阶段:公有制背景下集中式空间布局时期(1949—1980年)、区域发展视角下分类集约发展时期(1981—1997年)、城乡统筹理念下资源配置与品质发展时期(1998—2016年)、乡村振兴阶段城乡空间网络化共生时期(2017年至今),梳理了各阶段的背景与空间特征(见表1),并对各阶段进行了相关研究论述。
1.1 公有制背景下集中式空间布局时期(1949—1980年)
1.1.1 时代背景与空间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市地区大力发展工业化以积累国家资本,乡村地区则以稳定农业生产、实现基层社会的稳定团结为主要任务。在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于乡村治理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动员能力,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围绕这一特殊政治形态下“集中式居住、集中式生产、集中式管理”的思路来规划乡村空间布局。
1949—1957年是我国重要的乡村土地与社会制度变革时期,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相继完成;1958—1977年,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进下,乡村规划工作紧密围绕农业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展开。这一时期的规划内容主要包括乡村农业生产与居民点建设,包括新建集中式的居民点、对现有居民点进行集中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道路修整、农业生产调整等内容。这一时期编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本规划专业教材《城乡规划》,并进行了诸多乡村人民公社的集中式规划实践。
1978—1980年是我国重要的农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促进了乡村自建住房、企业用房和公共建筑与设施的发展。1979年第一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明确了农民自建房产权归自己所有,并提出了政府对乡村房屋建设进行规划的要求。这一时期出现了对乡村规划体系、乡村公众参与等问题的探讨,村民的个体意识和社会认同感增强,但国家政权仍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乡村空间集中式的组织方式仍是该时期的主要特征。
1.1.2 代表案例
上海郊区先锋农业社农村规划是人民公社时期典型的乡村规划实践,分为总体规划和农民新村规划2个层面。其中,总体规划明确了发展畜牧业、实现耕种机械化、发展地方工业等发展方向,并建立了农民新村集中建设的原则;在农民新村规划方面,呈现出生产大队围绕人民公社的公共服务设施、生产小队围绕生产大队的公共服务设施、生产小组内部居住建筑围绕中心服务设施的集中式空间布局特征[5]。
1.2 区域发展视角下分类集约发展时期(1981—1997年)
1.2.1 时代背景与空间特征
随着乡镇经济的初步恢复和乡村建设实践的推进,城乡管理者和行业专家充分认识到乡村建设并非单一房屋建设和分配问题,而是在于对乡村资源与环境的综合规划。1981年,第二次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村镇规划”的概念,并探讨了人口规模、设施利用、近远期建设目标等关键性技术问题;1982年,原国家建委、国家农委联合颁布了《村镇规划原则》。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推进,乡村规划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镇(乡)域村镇体系规划和技术经济指标也不断完善。这一时期注重控制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并关注生产生活用地的分类集约利用。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以来,乡村空间开始在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下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空间特征,部分乡村被城市直接吞并,部分乡村迁并整合,以实现土地与空间集约利用。
1.2.2 代表案例
“苏南模式”是这一时期的成功实践。当地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形成了以发展工业、集体经济为主,参与市场调节,由县、乡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苏南模式”在空间上强调生产、生活集约布局,撤并零散自然村向集中建设用地聚集;道路呈网络状布局,建设用地与生产空间沿主要道路布局,工业企业也迁址至工业区域集中发展;同时,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的高效配置。
1.3 城乡统筹理念下资源配置与品质发展时期(1998—2016年)
1.3.1 时代背景与空间特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乡二元制度矛盾不断深化,出现了乡村空废化、乡村人居环境与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与产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社会组织载体弱化等一系列困境。在此背景下,一系列乡村规划研究与实践随之展开。一方面,重视城乡统筹与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重视以人为本,切实关注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1998—2004年可以看作是城乡统筹的开端,城乡规划与治理工作更加重视对城市边缘区的城乡土地利用、社会结构、产业发展等方面矛盾的应对。在此期间,我国在政策和法规方面强化了小城镇的重要地位,并在农村发展方面进行了税费改革等多项调整。此时,乡村城市化县(市)试点工作展开,各试点县(市)编制和完善城、镇、村各项规划,并尝试将小城镇作为城乡连接的纽带,统筹考虑全县(市)社会经济发展、设施配置、土地利用和城镇化水平等内容。此阶段的乡村规划强调以“县(市)—镇域—村域”的路径全域推进空间规划与整治工作。其中,县域层面强调土地利用和协调,镇域层面强调分区发展管制和用地分类引导,村域层面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空间解决方案。整体来说,乡村空间的布局强调“乡村居民点调整、集约利用土地、城乡一体化”。
2005—2009年,新农村建设运动开展,此阶段城乡二元制度矛盾依然突出,乡村基础设施问题显著,城市二三产业发展迅猛,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这一阶段将重点转向设施配置和村容整治,并大力发展宜农及乡村休闲产业,但未探究到乡村发展的深层次动力,在空间上也仅停留在表层的优化上。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北京范式”“江西范式”“成都范式”等典型模型。以“成都范式”为例,在空间上强调城乡一体化的“三个集中”模式(即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构建了城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运行的良性互动机制。
2006—2017年进入县域乡村规划阶段,县级行政机构在城乡统筹、产业发展和财政调配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显现,《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编制暂行办法》《城乡规划法》等配套法令相继颁布;201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此阶段的乡村空间规划强调多规合一、适度聚集、“三生”空间、基础设施配置等内容,以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高效配置。
1.3.2 代表案例
新农村建设运动和县域乡村规划的开展进一步推进了乡村空间的优化。以郓城县乡村建设规划实践为例,一方面,梳理了城镇体系,分类分片拟定了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基于非均质路网、居民点分散布局的乡村“生活圈”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强调了城乡发展分区和设施均等化,将规划延伸至乡村建设指引的深度[6]。
1.4 乡村振兴阶段城乡空间网络化共生时期(2017年至今)
1.4.1 时代背景与空间特征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人、地、钱、业”是关键的内外源动力。具体到乡村空间规划,就是要通过城乡空间结构优化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实现城乡空间镶嵌、结构互补、功能耦合,推动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全面融合。
1.4.2 代表案例
广西绿留村的乡村振兴规划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案例。当地通过城乡共生单元解构与再构、共生界面需求与供给、共生环境引导与控制,实现了城乡空间网络化共生发展[7]。具体来说,在共生单元层面,当地将村庄建设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落实一村一品和分片施策理念,划分规划区—功能区—景点(项目)3个层次;在共生界面层面,落实功能性设施复合策略,在古朴静谧的古村配套商务会议服务、养生休闲等业态,辅以开展产品展销、运动竞技等活动,并统筹建设绿地广场、生态停车场、邮政服务等公共设施[7];在共生环境层面,延续山水格局与空间肌理,回应乡愁情结,塑造品牌魅力[7],基于空间规划手段与城乡共生视角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
2 中国乡村空间演变特征和趋势
2.1 乡村空间向集约化、网络化、多元化发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乡村建设摆脱了混乱无序的困境,在空间布局上总体呈现出由均质分散到趋于集聚的变化态势,乡村空间的圈层结构、尺度规模、资源要素等出现渐进式优化整合和适度收缩。在空间系统的内外流通上,乡村打破了原有的封闭个体,在自然生态稀缺性的指向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一定的交通和城镇指向,从而演化为城乡复合的空间网络系统,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在个体空间的特色化发展上,乡村走向了文化生态品质化与地域差异化的多元发展阶段。由于乡村资源禀赋和受城市发展辐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地域的乡村空间呈现出差异化的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具备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和产业经济价值。
2.2 乡村空间演变与乡村治理演进双向耦合、互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