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

摘 要：为了深入剖析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的演变态势，依据长江经济带范围内11个省（直辖市）2012—2022年12种主要农作物的总产量数据，综合运用区位熵指数和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两种测度方法，系统评估并分析了该区域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省（直辖市）农业专业化水平较高，且整体集聚水平呈现小幅度波浪形上升趋势，但这一集聚现象在地区间并不均衡，出现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表现为上游、中游和下游递减的分布格局；同时，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外部性和同质性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具有高—高型、低—低型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区位熵；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莫兰指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6-44-6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6.009

0 引言

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突出，除先天资源禀赋不足外，近年来用于农业生产的耕地数量也在不断压缩，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部分地区存在耕地质量下降问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弱。基于此种现实情况，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支持创建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提高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促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是增强农业竞争力，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切入点［1］。而长江经济带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产业链、丰富的农产品种类及各地区独特的资源条件，其农业发展呈现明显区位差异。另外，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农业生产基地和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对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经济发展及农业科技创新至关重要。因此，提升长江经济带农业规模化生产水平及产业集聚水平，是推动该区域农业发展的关键，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产业集聚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高效生产模式，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至关重要。在集聚理论方面，马歇尔［2］认为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和知识溢出这些外部效应会促进集聚区域的形成。KRUGMAN［3］认为，历史和区位因素会使某个区域在起初获得发展优势，并通过路径依赖效应进一步扩大这种优势。以往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多聚焦于第二、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4］。但随着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集聚逐渐受到关注。尹成杰［5］认为，农业产业集聚是农业经济活动参与者相互结合形成高集中度有机体的过程。赵丹丹等［6］、王艳荣等［7］则认为，其源于资源禀赋与外部因素互动，其中资源禀赋改善了农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而促成该地区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农业集聚和区域分工方面，学界观点也各异。曹暕等［8］发现，我国农业生产区域的专业化程度不断增强。肖卫东［9］发现，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农业产业集聚存在明显下降的梯度分布特征。总之，农业产业集聚及其效应能带动农业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增长，但地域差异会导致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使得农业集聚的带动能力亦存在差异［10］。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农业产业集聚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大都停留在经验总结或定性统计分析上，很少从定量的视角对农业产业的空间集聚进行研究，并且对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也只局限在某一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某一种特定的农产品，农业产业集聚的区域界定在不同研究中也存在差异，缺乏长期和动态视角。因此，笔者以长江经济带区域为研究对象，利用区位熵和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两种测度方法对该地区农业的集聚程度进行定量测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为后续农业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区位熵

1.1.2 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

1.2 数据来源

该研究以谷物、豆类、薯类、棉花、油料、麻类、甘蔗、甜菜、烟叶、水果、蚕桑和茶叶这12种农作物为研究对象，考察时段为2012—2022年。由于农业的特殊性，该研究在计算区位熵和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时，使用各种作物的总产量来反映农业的发展程度与规模。考虑到数据的可用性及数据口径的一致性，该研究选取的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各省（直辖市）统计年鉴。

2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主要农作物区位熵分析

通过区位熵测算出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区位熵差异明显，其中，浙江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区位熵大于1，农业产业集聚达到了专业化水平；而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南省的农业集聚水平还处于低集聚水平状态。可能原因是重庆市和四川省受限于山地丘陵的地形，主要发展特色经济作物，如薯类，这些作物在这些地区实现了较高程度的集聚；贵州省和云南省因其生态环境优势及资源分布的不均匀性，使得农业产业能在特定区域内集聚，从而形成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农业产业集群。至于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南省这5个省（直辖市），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土地资源紧缺，大量土地被用于工商业发展，导致农业用地减少，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相对较低。另外，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主要农作物区位熵的变动趋势大都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安徽省的农业集聚程度下降最为明显，从2012年的0.934降至2022年的0.552，降幅达到40%。这可能是因为这些省（直辖市）近年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从而使得多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减少［15］。

2.2 长江经济带主要农作物集聚的时空特征

2.2.1 时序变化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长江经济带的农业产业集聚情况，将长江经济带细分为上、中、下游3个区域来进行分析。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中游地区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下游地区包括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2012—2021年，上述3个区域农业产业集聚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

其中，长江经济带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在整体上呈现轻微的波动下降趋势，具体数值从2012年的1.158降至2022年的1.000。进一步对比长江经济带上、中、下3个区域，其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波动大致相同，但上游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相对最高，并且在考察期内还出现过小幅度的上升趋势，从2012年的1.660上涨到2016年的1.840，随后降至2022年的1.634；而下游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最低，并且在2012—2022年呈略微下降的趋势；下游地区和中游地区期初的波动趋势相同，都出现轻微下降的趋势，只是到了2017年，中游地区的下降幅度高达20%，要高于下游地区，并且2017年至2021年下游地区与中游地区之间农业产业集聚差异在不断减小。

2.2.2 空间分布

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这个指标可以用来分析各区域农业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公式（2）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2012—2022年的农业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数据，四川省与云南省凭借丰富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较高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其农业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在考察期内均超过7.000，显著领先于其他省（直辖市），体现了高水平的农业产业集聚。相比之下，上海市高度城市化，土地资源多用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农业用地有限，导致农业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极低，长期低于1.000。而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如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其农业产业平均地理集聚率相近且整体发展良好。中部地区作为全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耕地资源相对充足［16］，气候适宜，并且也因其在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注重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基地化生产［17］，所以使得农业生产逐渐向优势产区集中。

根据表2结果，将其划分为低水平区（V[<]2）、中等水平区（2[≤]V[<]4）、较高水平区（4[≤]V[<]6）和高水平区（V[≥]6），进一步分地区观察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水平的变化。上游地区有2个农业产业集聚高水平区，1个或2个中等水平区；中游地区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逐年降低，2012年存在2个较高水平区和1个低水平区，而到2022年变为2个中等水平区和1个低水平区；下游地区的集聚水平也在下降，2022年只剩下中等水平区和低水平区。总之，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在空间上呈现“上游[>]中游[>]下游”的结构。

总之，从不同地区时空演化类型来看，随着时间推移，高集聚区和较高集聚区的省（直辖市）数量明显减少，而中等水平集聚区和低集聚区的省（直辖市）数量则不断增加，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还亟待提升，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

3 农业产业集聚的空间自相关检验与分析

3.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在空间上距离相近的地区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地区之间越临近，空间相关性越强［17］。因此，如果长江经济带的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某种规律的分布，那么就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是衡量空间相关性的常用指标，用于测量地理空间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性，揭示地理区域内变量值的空间分布趋势。莫兰指数分为全局和局部2种，全局莫兰指数主要测量整体空间自相关性，局部莫兰指数则具体分析地区间变量的相互影响。该研究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2个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定，主要计算公式见式（3）和式（4）。

3.2 农业产业集聚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基于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农业产业集聚的相关数据，通过邻接权重矩阵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并运用软件Stata16.0得到各核心变量的莫兰指数。

表3是历年来农业产业集聚的全局莫兰指数。样本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全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农业集聚状态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之间会出现更明显的集聚特征。从变动趋势来看，农业产业集聚的全局莫兰指数在2012—2021年大幅度提高，说明长江经济带地区农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在不断增强。

进一步地，以2012年、2015年、2018年、2022年为例绘制莫兰散点图（见图2），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的局部特征。在莫兰散点图中，2012年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省（直辖市）分别是4个，而到了2018年位于第三象限的省（直辖市）增加了1个，变成5个，说明长江经济带农业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出现了正向自相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自相关关系在不断增强。而在各个年份中，位于第一象限、第三象限的省（直辖市）总数量均超过70%，也表现出长江经济带农业集聚的“同质性外溢”特点突出。

从表4具体来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的空间集聚情况。第一，“高—高”集聚（第一象限）常驻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农业产业空间集聚与周边地区形成了高速双向的正相关溢出效应；“低—高”集聚（第二象限）常驻地区仅为湖南省，该地区农业产业集聚水平不高，但被高农业集聚水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围；“低—低”集聚（第三象限）的常驻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农业集聚水平都较低，但在空间上存在正向自相关关系；“高—低”集聚（第四象限）的地区有湖北省、浙江省，该地区的农业集聚水平比周边地区高，处于极化中心的位置。第二，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农业产业集聚结构相对稳定，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稳定的空间集聚状态，只有湖北省、浙江省的空间集聚状态发生改变，在“高—低”集聚和“低—低”集聚状态中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