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 戴小清

0 引言

乡村治理作为一种源于农村内部、以村民主体力量为核心的非官方管理方式,在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意义。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乡村人口外流、基础设施亟待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传统治理结构松动等问题日益凸显[1-2]。在此背景下,如何运用内外部资源重塑乡村共同体,实现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学界与地方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3-4]。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贤参与乡村社会整合与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提供了新的契机[4-5]。近年来,在学术界与政策实践层面,“乡贤回归”已逐渐成为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热点研究领域或抓手[7-8]。

所谓"乡贤”,是指在本土社会或农村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知识背景、资源积累与社会威望的个体。他们往往通过在外工作、接受教育或经商积累了丰富经验与社会联系,一旦回归乡村或持续关注乡村事务,便可能为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社会资本与智力支持[7-9]。乡贤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多重:既可能是生活经验的传承者,也可能是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链接者;既可以带领当地村民开展公益项目,也能够在制度设计、议事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关键性影响[1.5]。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多重挑战。由于社会信任不足、利益诉求不清晰、权力关系不平衡、资源有限等现实因素,乡贤所能带来的积极影响常常被弱化或阻碍[7-8]。因此,系统梳理与分析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机遇与挑战,有助于在实践中发挥乡贤参与的最大效能。2023年,由我国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我的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案》,更是从政策层面鼓励包括退休干部、退役军人、退休技术人员在内的乡贤群体回乡贡献力量,为构建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下,研究围绕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并提出若干策略和措施,以期为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参考。为了进一步完善研究视角,研究除综合国内既有文献外,还参考了近三年国外关于社区治理及精英回归的相关成果,从跨文化与跨背景的多元视角,为乡贤在构建农村公共生活与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提供新的思路[10-13]。

1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机遇

1.1增强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土社会治理表达出强烈的内生性需求。乡贤回归不仅可以带来更专业的知识与经验,还能够为乡村注人外部资源与社会资本,从而构建更具活力与可持续性的治理共同体[6-7]。有学者指出,乡贤的文化资本与乡土情怀,可以有效调动当地村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1,8]。同样,在某些地区,“乡贤理事会"模式在引导乡村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已显示出较强的治理活力[10]。

1.2推动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乡村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乡贤的参与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能够发挥关键作用[1,5]。一方面,乡贤往往具备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社会声誉,能够吸纳社会资源,用于修建或改善村庄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牵线搭桥,引进社会组织或公益力量,为乡村提供多元化办学、文化传承活动以及医疗保障服务等[14]。有研究表明,乡贤的直接介人往往能启发村民探索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并通过改革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为村民自治提供新的思路与模式[8-9]。

1.3激发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

乡贤通常对本土文化与历史有较深的理解。他们不仅可以在公共活动中扮演文化“代言人”的角色,还可以通过复兴传统节庆、组织文化活动及建设乡贤文化纪念馆等方式,重塑村庄的文化自信,形成对当地传统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集体凝聚力[9,13]。研究指出,当地文化的活化与再生往往是促进社区共识建立和村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这也与“文化振兴”的要求相吻合[8,15]。

1.4促进乡村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在村级治理层面,乡贤常能提出更具创新性的思路和方式,发掘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的新路径[15]。他们能够结合在外的管理经验,为乡村探索电商、微旅游、农产品深加工以及文化创意等新型发展方式;同时也可以联合其他社会主体,运用互联网平台建立数字化乡村,不断拓宽当地经济发展的外部视野[12.16]。这些实践都有助于乡村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2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挑战

2.1村民认同与信任不足

乡贤虽然在外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资源,但由于长年不在乡村居住,回归后需通过长期沟通重建信任[17]。部分村民可能会质疑乡贤的动机,怀疑其是否只是“形式化参与”或“形象工程”,这些心理障碍导致了乡贤在推进组织活动或公共事务决策时面临重重阻力[10]。除此之外,村民对"外来知识"和“外来资源"存在一定警惕性,也可能进一步放大两者之间的认同与信任鸿沟。

2.2 利益协调与权力平衡

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时,面临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潜在的冲突与矛盾。由于乡贤在社会地位、经济层面具备一定优势,若缺乏良好的村级组织制度约束或自我约束,也可能形成新的“权力不平衡”[3-4.8]。在此过程中,乡贤与地方政府、村民代表由于利益诉求、价值观念和目标定位各异,需要通过充分对话与沟通实现博弈与协调。有学者提出,在面对利益冲突时,应建立更加透明与规范化的议事过程,利用村民大会或理事会等基层民主机制,将乡贤的作用与权力置于社区监督和管理范围内[15-16]。

2.3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一方面,乡贤的回归可能存在偶发性或短期化的问题。倘若缺乏持续的制度保障或激励机制,乡贤对乡村事务的热情可能在短期投入后迅速衰减[35]。另一方面,无论是宏观的政策规划,还是微观的项目推行,都需要一支长期稳定的乡贤后备力量予以支撑[9,13]。如何培养并留住更多具备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的新一代乡贤,避免乡村建设“后继无人”,已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课题[3,16]。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ckj20241905.pd原版全文

2.4资源不足与外部支持缺失

虽然乡贤个体通常具备较强的社会资本和知识储备,但面对乡村迅速发展的多元需求与广阔议题,单凭个人或少数群体的力量仍显薄弱[4.6]。在实践层面,乡贤需要借助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多方支持,搭建沟通与合作平台,才能形成合力[1I-12]。若缺乏后续外部支持,如财政、技术、培训与配套政策,或社会资源的“精准”导入,乡贤主导项目易因资源短缺而停滞,无法真正为乡村带来长远发展[6-7,15]。

3“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策略与措施

3.1增强认同与信任:加强宣传与引导

要保证乡贤的作用在乡村治理共同体中的顺利发挥,首先应从观念与文化层面入手[1.5]。一方面,可通过多种渠道(如电视、广播、网络平台、村务公告栏等),向社会大众与乡贤群体宣讲乡村发展的战略意义与地方需求,并鼓励已经回归的乡贤分享实践案例,让其他潜在乡贤看到价值与社会认可[79]。另一方面,应针对村民的疑虑和误解展开耐心细致的宣传,从而营造出良好的信任氛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拥有较高威望与影响力的“带头性”乡贤可发挥示范作用,通过公共场合与村民交流,以实际行动来打消误会,提高村民对乡贤的接纳度[8,10]。

3.2 加强政府支持与利益协调:形成多方治理合力

在乡贤、村民、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应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24]。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扶持与项目资助机制,并为乡贤参与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合作提供制度性渠道[7,16]。通过完善村民代表会议、理事会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让乡贤的公共服务参与项目与地方规划、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更加有效地衔接[3,13]。同时,还应加强对地方政府、乡贤及村民代表的监督与考核,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或利益偏袒,引导治理主体朝着公开、公正与透明方向不断发展[5.8]。

3.3培养后备力量:构建乡贤梯队与导师制

鉴于当下乡村治理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应将培养具备乡村情怀与专业素养的后备乡贤视为关键环节[3,9]。一方面,可设置乡贤导师制度,让已经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的资深乡贤对青年乡土人才进行“传帮带”,从理念、技能、资源对接等方面给予指导[1,10]。另一方面,还可同高校、社会培训机构合作,通过线上线下课程、工作坊、实习与志愿活动等方式,针对特定领域(如农技、经营管理、文创、电商等)培养专业人才。这样不仅能形成“老乡贤”与“新乡贤”相辅相成的格局,也能为乡村治理的持续深化与创新储备持续动力[3,12,15]。

3.4构建乡贤网络:链接社会资本与数字平台

应对乡村事务的复杂性和多维度,仅依靠个体乡贤的资源明显不足,必须通过网络化运作汇聚各方力量[616]。其一,可通过成立乡贤协会、乡贤联谊会或行业联盟等组织架构,搭建线下交流与合作平台,定期举办乡村振兴研讨会或项目对接会,将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公益机构等各类主体纳入治理网络[7,13]。其二,借助互联网平台与数字技术,建立乡贤数据库或信息平台,让乡贤之间同样能够进行实时沟通、学习与资源互换,从而在群体层面形成互帮互助与协同创新的氛围[8,15]。此外,还可通过开展乡村旅游和文化活动等方式,把更多潜在的社会资本和城市资源吸引至乡村,不断扩大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开放性与多元性[2.5,9]。

4结束语

当前,乡贤参与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在村民信任与认同、利益协调与权力平衡、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资源与外部支持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17]。尽管如此,随着国家层面对乡贤回归政策的进一步关注以及乡土社会治理实践的深人,“乡贤参与”已逐渐成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8]。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剖析,文章提出了从增强认同信任、加强利益协调、培养后备力量以及构建乡贤网络等角度进行策略设计与机制拓展的思路,以期为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借鉴。

当然,乡贤参与并非乡村振兴背景下唯一且普适的治理路径,具体效果往往和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社会结构等多方要素紧密相关[2,12.15]。不同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禀赋、发展阶段与政策环境,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乡贤参与模式或治理框架,才能将乡贤的资源与优势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3]。未来研究仍可从比较视角或跨学科角度,继续探索“乡贤参与"在不同文化与制度背景下的实践路径与理论意义,从而不断拓展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研究广度与深度。

参考文献:

[1]方冠群,张红霞,张学东.村落共同体的变迁与农村社会治理创新[J].农业经济,2014(8):27-29.

[2]朱侃,郭小聪,宁超.新乡贤公共服务供给行为的触发机制:基于湖南省石羊塘镇的扎根理论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0(1):70-83,171.

[3]田鹏.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119-128.

[4]蒋天贵,王浩斌.党的领导与农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演进的历史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56-66.

[5]刘祖云,张诚.构建乡村共同体: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J].甘肃社会科学,2018(4):42-48.

[6]温铁军,孙永生.世纪之交的两大变化与三农新解[J].经济问题探索,2012(9):10-14.

[7]姜方炳.“乡贤回归”:城乡循环修复与精英结构再造:以改革开放40年的城乡关系变迁为分析背景[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71-78,157-158.

[8]袁方成,周韦龙.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乡村振兴的乡贤逻辑[J」.社会主义研究,2022(2):101-109.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页码:xckj20241905.pd原版全文

经典小说推荐

杂志订阅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