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扎根理论的数字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摘 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策略选择。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调研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访谈、扎根理论研究法深入调查遂昌县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状况，分析其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并针对性提出发展对策。

关键词：数字乡村；扎根理论；遂昌县

中图分类号：D422.6；F49；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4-32-5

1 研究背景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数字乡村”的概念。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发展，是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实现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作为重塑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途径，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近几年，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抓住共同富裕、革命老区、数字化改革等重大政策机遇和发展机会，大力推进生态、生产、生活一体化的数字乡村建设，探索出一条“最美生态、绿色科技、数字经济、向往生活”深层次融合的山区跨越式发展新路径，先后被评为浙江省首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省级数字生活新服务样板县和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先进县。

笔者聚焦遂昌县数字乡村建设、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乡村治理几大模块，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地访谈法、扎根理论研究法研究当地数字化建设现状，寻找“遂昌县在数字乡村发展中是如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是如何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理念、新模式、新路径的？推进过程中面临哪些待解难题？”等问题的答案，分析遂昌县数字乡村建设实际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偏差，并提出针对性策略，以进一步推进遂昌县的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管理服务智能化、乡村治理数字化速度，让数字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广袤农村和广大农民。

2 研究方案设计

2.1 数据来源

笔者于2020年9月至2023年6月，阅读研究24份政策文件，多次进行社会实践调研，走访遂昌县基层干部、企业负责人、村民等共计86人（其中留有文字记录的访谈18份），获得大量关于遂昌县数字乡村建设的访谈数据，通过整理筛选保留部分关键数据，以调查遂昌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

2.2 扎根理论研究法

扎根理论是指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1]。根据研究设计需要，该研究的编码符号共设置3级：第一级为大写字母，“Z”表示政策，“F”表示访谈；第二级为小写字母，“a、b、c…”代表该资料在其种类的次序；第三级为阿拉伯数字，“1、2、3…”代表该资料中的第几个节点。

2.3 研究设计

为研究遂昌县数字乡村建设实际与政策导向的偏差，采用NVivo 20软件，将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政策和访谈记录进行扎根理论的实质性编码，对访谈内容与政策实施导向对比后发现偏差。

3 基于扎根理论的文本分析

3.1 政策文本研究

在官方网站检索2018—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浙江省及丽水市等发布的与数字乡村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通过筛选，保留24份文件，包括6份中央一号文件、9份国务院部门文件、1份中央网信办文件、1份最高人民法院文件、2份浙江省文件、4份丽水市文件及1份丽水市遂昌县文件。笔者预留1/4的政策文件进行饱和度检验，对剩余的3/4进行编码分析，以清楚展示政府对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视程度及实际进展。

3.1.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一个将已收集的资料揉碎、打散、概念化，再重新组合起来，进而界定类属、发现范畴的操作过程。笔者利用NVivo 20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实质性编码，逐层概念化和抽象化原始数据，不断对数据和概念进行比较，从而形成更多的范畴和特征。在开放式编码过程中，研究团队整理和归纳了上述政策资料，共形成了107个概念和19个范畴。

3.1.2 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对数据进一步分析。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归纳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联系，使资料中的各个部分有机关联在一起。笔者通过对上一个步骤中产生的19个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挖掘，最后将其归纳为4个主要范畴，分别为产业升级创新、数字技术支持、惠农保障措施和助农模式变革。主范畴及对应的范畴内涵详见表1。

3.1.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指对主范畴间的内在逻辑和系统关系进行梳理，从而发掘出核心范畴，并对与其有关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分析。调查数据显示，产业升级创新这一主范畴的占比最高（35.52%），其次为数字技术支持（23.36%）与惠农保障措施（23.36%），最后为助农模式变革（17.76%）。从相关政策可知，政府对乡村产业升级创新最为关注，愿意为其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与保障措施。

3.1.4 饱和度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研究团队对预留的政策文本再次编码，以检验理论饱和度。通过对上述资料的开放式编码和主轴式编码，并没有发现新的主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

3.2 访谈记录文本分析

研究团队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归纳，利用NVivo 20软件对不同访谈文本进行实质性编码，将原始数据逐层概念化和抽象化，进行开放式编码。访谈资料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核心范畴占比最高的是惠农保障措施（45.65%），其次为产业升级创新（23.91%），最后是数字技术支持（15.22%）和助农模式变革（15.22%）。从访谈资料可知，基层干部和村民更加看重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惠农保障措施，而对于产业升级、技术支持、模式变革等方面的关注度和敏感度相对偏低。

3.3 政策导向与基层实施的偏差分析

笔者从惠农保障措施、产业升级创新、数字技术支持、助农模式变革等4个维度进行文本内容的量化分析，得出遂昌县数字乡村建设实际与政策导向之间的偏差，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在数字乡村政策编码得出的4个维度中，产业创新升级占比35.52%，数字技术支持占比23.36%，惠农保障措施占比23.36%，助农模式变革占比17.76%；而经过实地走访调研得到的数据资料显示，产业创新升级（23.91%）、数字技术支持（15.22%）与助农模式变革（15.22%）方面占比下降，惠农保障措施（45.65%）方面关注度较高。比重高，一方面说明当地居民对其关注度高，另一方面说明当地在相关方面的政策推行上较有成效，并持续推进；比重低，侧面说明当地政策推行条件受限或在政策解读方面不够透彻，甚至根本不了解。基于此推论，通过进一步分析得出4个维度下导致政策导向与实际建设出现偏差的因素，即外源连接弱、文化水平低、产业基础薄弱、品牌效益低、基建设施建设薄弱、新技术普及率低、模式创新缺乏动力、数字化转型效果不佳等。

3.3.1 外源连接弱、文化水平低

对有关政策编码得出，惠农保障措施以23.36%的比重位居第三，但在实际访谈过程中，其以45.65%的占比排名第一。由此可见，村民对惠农保障措施的关注度最高，究其原因可能是该方面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农民理解惠农政策并推进政策落地的意愿最强。

外源连接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人才输送与农业技术推广在线化，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路径。在外源连接，特别是人才引进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了很多政策支持。例如，《丽水市“两进两回”实施意见》提到，建立包括科技专家、乡土农技人才在内的农业领域科技人才资源库，实行定向招生、培养使用、管理服务一体化。但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政策的落实存在诸多问题。遂昌县网易联合创新中心负责人彭先生提到，“虽然遂昌县政府在人才引进方面给予很多支持，但是因为交通不发达导致很多人才不愿意留在遂昌。”由此可见，政策制定是顶层设计，层层分解与落实还需要实地调查研究。如何根据当地农村现状，因地制宜地帮助农村吸引和留住可用人才，是惠农保障重点方向之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高低同样会反映惠农保障措施的施行是否有效。受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影响，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导致多数农村居民对具体政策的理解不全面，阻碍了各项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推行。同时，文化水平的限制使大多数农村居民难以向数字化的新型农民转变，延缓了数字化乡村建设进程。因而，如何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进而普遍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是惠农保障的另一重点方向，需要重点关注。

3.3.2 产业基础薄弱，品牌效益低

创新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国家政策中，农村产业创新升级在量化后的数据中以35.52%占据首位，其中产业链再造占比（9.35%）位居榜首。专家学者也对其给予高度重视，如卞纪兰等［2］提到，推行农业生产托管可以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村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及农业生产效率，这种科学的服务体系的引入会有效降低农业发展的中间环节成本。而通过深入走访相关企业发现，遂昌县产业链再造的比重极低，原因在于当地几乎没有产业基础。因此，遂昌县应把产业发展放在首位，逐渐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课题组在调研中还发现，当地农村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模式，很难形成品牌效应。以茶叶为例，受采访者潘先生说：“龙井茶，采购商在我们这边收购价为100元/kg，运到外地会贴上西湖龙井的标志，当作西湖龙井去卖，价格可以达到300元/kg。”由此可见，农村天然无公害农产品具有良好的品质，却只能依靠贴品牌茶叶的标签才能得以热卖。因此，打造农村自有农产品品牌是迈出产业发展和创新的第一步。

3.3.3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新技术普及率低

在当地村民看来，数字技术支持还未对其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政策文件中的数字技术支持举措推行有所欠缺或缺乏针对性，新型技术、数字基建等并未全面推行并落地。通过访谈可知，基建薄弱仍是农民担心的一大问题。例如，受访者姚科长表示：“网络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建设起来也比较困难。”通过走访还发现，当地物流并没有打通“最后一公里”，公路、网络等基础设施也是近几年才逐渐完善，这导致数字技术、数字基建推行落地难上加难。

笔者在实地考察焦川村的先进农业设施——“一杆农业眼”时发现，其覆盖面较窄，只是在小范围内做示范，并没有全面推广。通过访谈得知，当地农民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对高科技农业设备存在排斥心理。这导致高科技农业设备在当地推行受挫，技术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徐旭初等［3］也提及，要使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技术真正“下沉”，避免“数字赋能”浮于表面。因此，遂昌县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多关注政策落实过程，扎实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的“双强行动”。

3.3.4 模式创新缺乏动力，数字化转型效果不佳

要想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必须推动助农模式变革，如以数字技术优化农村各产业的生产方式，探索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笔者在实地调研时发现，遂昌县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逐渐丧失农耕作业的能力，农业从业人员出现断层，出现“老年人不能种、中年人不愿种、年轻人不会种”的现象。但由于缺少返乡青年这样新鲜血液的加持，当地农业模式并未得到创新，依旧以小农经济为主，数字化人才稀缺导致当地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发展受阻，虽然有关部门积极指导开展数字化转型，但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收益较低。

量化指标显示，助农模式变革在政策、访谈中情况基本相吻合，但仍需富有创新性地持续推进模式改革与业态培育，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升级，推动农村各业态网络化、科技化发展，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