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

摘 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必然要求农村老年人积极参与乡村治理。互联网的使用是否能增进农村老年人的乡村治理参与，值得深入探讨。通过政治社会化理论的视域，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深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呈显著正相关，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政治信息的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较大，而经常通过互联网进行娱乐休闲和聊天交友与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并无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5-35-5

0 引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达到治理有效，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前提条件。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村民参与是前提。2019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整顿软弱涣散的村党组织，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带头人，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传承发展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然而，目前我国在推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中面临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为23.81%，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在该背景下，农村老年人成为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信息化、数字化与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为了减少城乡“数字鸿沟”，促进信息公平，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数字乡村建设使农村互联网实现快速发展，使农村老年人逐渐进入互联网世界，通过互联网获取社会资讯和开展娱乐活动成为农村老年人的重要日常活动。互联网的普及对农村老年人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也给农村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能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的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地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其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

1 相关文献综述

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大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公众参与随即成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研究的热点话题［1］。然而，由于我国部分地区乡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乡村治理主体缺失问题给乡村治理带来严峻挑战［2］。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各种应对之策。例如，有学者建议鼓励农村留守妇女、新乡贤、返乡青年等积极参与乡村治理［3-5］。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学界也开始关注利用互联网促进乡村治理参与的可能。例如，高昊等［6］通过研究发现，微信群能打通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在村干部、村民之间发挥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此外，有研究表明，利用数字技术能更好地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便于村民表达利益诉求，增强管理者的责任感［7］，改变权威主导型的乡村治理格局［8］。总体来说，已有研究开始强调公众参与对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也开始强调发挥互联网的作用，促进公众参与乡村治理，但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发挥留守妇女、新乡贤等群体作用，对于乡村老年群体的关注明显不够。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引导老年群体参与乡村治理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该研究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深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

2 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笔者从政治社会化角度来分析。政治社会化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在社会视角上，它研究社会如何传播政治文化［9］；在个体视角上，它关注个体如何接受政治文化，并形成自己的政治认知和行为。

从社会视角来说，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多样化的媒介在传递政治信息、传播政治知识、灌输政治思想、激发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塑造老年人政治人格中发挥着巨大作用［10］。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大众传媒，打破了以往传统媒体的界限，加快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扩大了政治信息的辐射范围［11］，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互联网使用人群的生活和思维，使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受到强烈冲击，为农村老年人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形式。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第1个假设。

假设1：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个体视角来说，农村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将会影响其对政治文化的接受和自身的行为。这对老年人政治社会化的方向和进程都会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在老年人的乡村治理参与中反映出来。农村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对政治信息的关注会影响其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内化进程，响应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进而影响其乡村治理的参与水平，对其政治社会化产生正效应。此外，互联网作为大众传媒天生就具有娱乐化的性质，其在娱乐休闲和聊天交友上给农村老年人带来了极大便捷。但是，网络的娱乐化特性会导致老年人不关心乡村事务，淡化其乡村治理参与的责任感，对老年人的政治社会化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农村老年人经常使用互联网了解政治信息显著正向影响其乡村治理参与。

假设3：农村老年人经常使用互联网娱乐休闲显著负向影响其乡村治理参与。

假设4：农村老年人经常使用互联网聊天交友显著负向影响其乡村治理参与。

3 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为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604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7 000～10 000个家庭，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笔者根据研究目标，运用Stata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初步筛查年龄和户口，并剔除相关缺失值，纳入分析的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的样本数量为1 510。

3.2 研究设计

3.2.1 因变量

因变量为农村老年人的乡村治理参与情况。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村民应积极配合村委开展相关工作，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12］。乡村治理的参与形式多样，投票是制度化程度最高、最为集中的参与形式，投票之外的其他政治参与行为也能反映村民乡村治理参与的情况。因此，笔者选取问卷中的“最近2年，您是否参加村（居）委会选举？”和“最近2年，您是否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来反映所要研究的问题。该变量为分类变量，在这两个问题中，只要被调查者回答在过去2年中参与过其中一项活动，就将其视为参加过乡村治理活动。

3.2.2 自变量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该研究的自变量是农村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和农村老年人对互联网不同功能的使用情况。首先，选择调查问卷中“现在互联网普及，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上网，您平时上网吗？”这一问题来反映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其次，对于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不同功能的使用情况，通过选用问卷中浏览时政信息、娱乐休闲和聊天交友这3项活动的频率来反映。

3.2.3 控制变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性别和年龄都是常见的控制变量。在该研究中，为了准确定义老年人群体，将年龄选定在60周岁及以上。在参考其他研究的基础上，还选择了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养老保险或退休金状况、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3.3 模型设定

由于因变量（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情况）是二分类变量，因此，笔者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t回归模型分析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具体公式为

[participation=β0+β1×internet+βn×controls+ε] （1）

[participation=β0+β1×political news+β2×entertainment+β3×chat+βn×controls+ε] （2）

式（1）中：[participation]表示因变量，为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情况；[β0]表示常数项；[β1]至[βn]表示变量系数；[ε]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internet]表示自变量，为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controls]为控制变量，即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公式（1）适用于第1组回归模型。

式（2）中：political news、[entertainment]、[chat]分别表示自变量浏览政治信息、娱乐休闲和聊天交友。公式（2）适用于第2组回归模型。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

利用公式（1）计算出的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乡村治理参与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模型1仅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在0.0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农村地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在0.05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证明了假设1成立。

农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其乡村治理参与具有正向影响，具体原因为数字素养的提升和技能的掌握为其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前提条件和内生动力。相较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平台加快了政治文化的传播，多元的、海量的信息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农村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兴趣，增长了相关知识，促进了农村老年人个体身份的转变，加速了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性别、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养老保障情况和医疗保障情况均对农村老年人的乡村治理参与产生显著影响。性别与乡村治理参与在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往往被禁锢在家庭中，很少参与公共事务，加上农村女性老年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乡村治理参与。政治面貌与乡村治理参与在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党员身份是政治兴趣的表征，拥有党员身份的老年人会有更强的责任感，其党员身份将会促进其乡村治理参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乡村治理参与在0.1的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反［13］。这可能是因为当乡村治理参与的经济收入低于生产活动时，就会导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的乡村治理参与意愿降低。农村老年人拥有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在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若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上有良好的保障，其会有更多空闲时间去参与乡村中的大小事务。农村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并无显著相关性，但是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已婚老年人更多投入家庭事务中，参与乡村治理的时间较少。

4.2 农村老年人互联网不同功能的使用对乡村治理参与的影响

利用公式（2）计算出的互联网不同功能使用与农村老年人乡村治理参与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农村老年人对互联网不同功能的使用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具有不同的关系。模型3中仅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政治信息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在0.0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经常使用互联网浏览政治信息与其乡村治理参与在0.0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这证明了假设2成立，农村老年人通过互联网了解相关政治信息对于其乡村治理参与的提高有促进作用。这说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提升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展了农村老年人的信息面，降低了农村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成本，政治信息中传播的意识形态对农村老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进他们政治社会化的实践表达，因此老年人经常使用互联网了解政治信息得以正向反馈到其乡村治理参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