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摘 要］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其改变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以2018年四川省农村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OLS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四川省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有正向影响；对食品、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和文教娱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部门要重视四川省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以便更好地提高农户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

［关键词］ 互联网；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OLS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3.8；F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909（2022）10--4

0 引言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40亿人，与2020年3月相比，增长了3 62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7.0%。其中，我国农村网民有2.85亿人，占网民总数的30.4%。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显著变化。想要激活经济的内生动力，关键是促进居民消费。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相对缓慢，农村居民消费还有极大的发展潜力［1］。在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都认为互联网的发展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朱世莲等［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能积极推动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对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农村。林欣等［3］认为，互联网的使用能促进农村地区的家庭消费，特别是促进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互联网的使用增加了对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支出。周应恒等［4］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各类消费，其中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的推动作用劣于发展享乐型消费。刘大为等［5］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对消费结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由消费的需求弹性所决定，对富有弹性的消费需求的推动作用更明显。邢大伟等［6］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显著。王玥等［7］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可以促进消费升级，并且对其具有异质性；对高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比低收入群体更加明显。赵保国等［8］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金融让人们在发展享受方面消费更多，使国内消费结构得到改善。李旭洋等［9］通过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能促进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对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的正向效应呈现出倒Ｕ形变化趋势。张永丽等［10］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提升农户家庭的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尤其是能使农户家庭教育支出更多。汤才坤［11］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的普及、移动电话的普及等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及分类消费都表现出积极的促进作用。贺达等［12］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增加农村居民的生存类消费，但对享受类消费影响不大。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以四川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以期能促进互联网在四川省的使用，提升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现如今，互联网在悄无声息中转变着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以此释放的消费潜力将成为农村地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互联网的应用会使人们的选择种类更多、范围更广，所以消费也就更多。由此提出假设H1：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促进四川省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但是，由于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不高，家庭消费主要集中在基本生活消费，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总体水平偏低。由此提出假设H2：因为收入的限制，互联网使用对基本生活消费影响较大。

2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该研究数据来自2018年我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对象为四川省农村家庭，共得到样本255个。整理好相关数据，剔除并修正异常样本，再进行实证研究。

2.2 变量选取及定义

第一，因变量。笔者将总消费分为两类，即基本生活消费和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其中，基本生活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消费，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包括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等方面的消费。第二，自变量。自变量为是否使用互联网，以家庭成员是否有移动上网行为作为依据。第三，控制变量。笔者选取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1。

2.3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说明如表2所示。从表2可知，四川省农村家庭中有很大一部分被访者未使用互联网；所有受访者中，男女比例差不多，男性稍微多一点；最高学历均值为1.349，表明户主教育水平介于文盲与小学文化之间；被调查农户户主的年纪偏大，平均年龄为52.560岁；婚姻状况均值为2.580，表明在婚状态居多；被调查户主是党员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健康状况均值为3.133，表明大多数人都比较健康；做农活的均值为0.910，表明大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家庭人口规模均值为4.373人，表明每个家庭成员数约为4人。

2.4 模型设定

根据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二者间的关系设定的基本计量模型为：

式中：lnconi代表农村居民家庭上一年的消费支出；interneti表示被调查者的互联网使用情况；Zi表示年龄、性别、婚姻等控制变量；regioni表示地区虚拟变量；α、β、γ、δ表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采用普通OLS回归模型对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总消费两者进行回归作为模型1，加入各个控制变量之后再次进行回归视为模型2，回归结果见表3。在模型1中，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2中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系数下降为0.149，说明使用互联网的家庭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多消费了14.9%。因此，回归结果证明了H1的观点，即互联网的使用会提升农村居民家庭

消费水平。

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农户的性别对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由于大多数男生用钱较大方，所以男性做主的家庭消费支出会更多；婚姻状态与家庭总消费显著为负，说明未婚的人更倾向于消费；户主的家庭人口规模、人均家庭纯收入都在0.01置信水平上对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人口越多，消费就越高，且收入越高，居民消费能力越高，所以消费支出就会增加。

3.2 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互联网使用对食品和交通通信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医疗保健在0.1的置信水平上有正向影响。年龄对食品支出和文教娱乐的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对食品的品质要求更高。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大，其消费观念也会发生变化，更倾向于享受。性别对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比于男生，女生更喜欢吃零食和买衣服。最高学历对食品消费、衣着消费、文教娱乐及其他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就有能力去提升生活水平，所以各类消费支出就会增加。是否是党员对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对医疗保健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身体越健康的人越注重对身体的保养。家庭人口规模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交通通信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主要是因为家庭人数越多，各类消费支出就越高。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四川省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有正向影响；对食品、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和文教娱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通过此次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政府要努力营造农村地区使用互联网的良好环境。既要改善硬件条件，加强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移动电子设备、宽带等配套服务水平，又要聚焦软件环境，适度开展农村互联网使用培训，提高居民互联网设备使用能力，逐步解决居民“不会上网”“网速慢”“设备旧”等问题。

第二，加大互联网监管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重拳打击互联网欺诈、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通过一系列举措，保障农村居民信息安全，优化居民消费环境，防止互联网中的不正之风损害消费者权益。

第三，加强互联网使用，增强农村发展型消费。四川省可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产业与文娱、科教、医保等领域的纵深融合，拓展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途径，减少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和享受医疗事务的成本，将发展与享受型消费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持续扩大农村消费内需，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第四，提升农村居民信息化素养。四川省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食品、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等涉及国计民生的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形式积极开展系列消费教育活动、培训，引导农村居民学习各类消费知识，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消费维权技能培养，引导农户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鉴别欺诈行为、积极维权，并使其通过互联网使用充分提高生活水平，增强自身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参考文献：

［1］温涛，孟兆亮.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演化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2（7）：4-14.

［2］朱世莲，宋宇翔.共同富裕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分析［J］.南方农机，2022（3）：27-30.

［3］林欣，谢静雨，林素絮.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不同消费类别的影响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J］.兰州学刊，2022（2）：113-123.

［4］周应恒，杨宗之.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吗：基于江西省739个农户的调查［J］.经济地理，2021（10）：224-232.

［5］刘大为，李淑文.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基于CFPS2018微观数据的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21（7）：40-50.

［6］邢大伟，管志豪.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及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 2016年数据的实证［J］.安徽农业科学，2021（2）：229-232.

［7］王玥，孟婉荣.互联网赋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升级研究：基于CGSS2015数据分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82-93.

［8］赵保国，盖念.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国内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3）：33-43.

［9］李旭洋，李通屏，邹伟进.互联网推动居民家庭消费升级了吗：基于中国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45-160.

［10］张永丽，徐腊梅.互联网使用对西部贫困地区农户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基于甘肃省1735个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9（2）：42-59.

［11］汤才坤.“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结构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21）：117-119.

［12］贺达，顾江.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8（10）：51-57.

作者简介：余淼（1997—），女，硕士生，研究方向：转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