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机理与作用：基于嵌入式治理的案例分析

摘要  新乡贤在善治的基础上，“三治融合”让自身在这中间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国家权利和村民的联结。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现实乡贤文化的诞生地——绍兴市上虞区，分析新乡贤的嵌入逻辑。从嵌入的角度——资本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来折射出新乡贤的机理，又从3个方面简要进行概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新乡贤利用好自身的优势，能更好融入乡村建设，作为榜样模范作用，去解决很多基层政权难以调和的矛盾。

关键词  乡村振兴；嵌入式；乡村治理；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04-0272-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4.06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 New Rural Talent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Based on Embedded Governance

DING Yu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Zhejiang 31600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good governance， the new village s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ional rights and villag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bedded logic of the new rural talents by case study and combining with Shangyu District of Shaoxing City，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al rural talents culture. From the angle of embedding： capital embedding， political embedding and cultural embedding to reflect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rural sages， and from three aspects briefly summarized the role of the new rural sages in rural governance.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he new rural sages can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ct as a model to solve many contradictions that difficult to be reconciled b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Embedded;Rural governance;New rural talents

作者简介  丁钰（1998—），女，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

收稿日期  2023-03-20

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中，非常清晰地透视出古代皇权制度其覆盖范围最终只能到达县这一等级，县级以下的“乡绅之治”对乡村进行简约治理［1］。就是这一种中央集权和基层自治双轨耦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了国家统治地位和乡村治理之间的有效平衡，维系了封建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秦晖先生所说：“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皆自治靠伦理，礼教造乡绅”。其中，“皇权不下县”为“乡绅之治”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域条件，而“熟人社会”则是一个具有较强组织性和较强适应性的地方，为治理乡村提供了发展空间［2］。而“乡贤之治”在历史长河中结出了上千年的经验果实，其依然为当今基层乡村的治理实践迸发出新活力。

近年来，国家在推行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要把农业和农村放在第一位，要把乡村振兴放在首位”。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说明，“三个协同”要在工作布局上推进，在第三点中提到“乡村治理要协同推进”。但是这几年自然灾害等突件事件频发，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社会经济问题，使得乡村在各种风险下显得越加脆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基层，健全基层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完善基层直接民主的制度和工作制度。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大决策指示，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安定有序 ［3］。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之道逐渐成为国家探寻的主题。在这些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以乡贤治村的“枫桥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评价。此次适逢“枫桥经验”60周年，要在原来经验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形势赋予其新的内涵。而新乡贤正是新农村治理的主力军，能够激活村民这个群体的“善治”，去解决农村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问题。新乡贤并不是“乡绅之治”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新的乡贤，是去引贤治理乡村，要积极地引导和激励新乡贤去加入乡村治理中，把农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农村治理的新要求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在新时代下，形成一条新时代的农村治理创新之路。

在农村社会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新乡贤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中间层地位也更加受到重视，围绕“新乡贤如何去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建设”的话题研究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学者不管是从宏观的广度还是从微观深度等方方面面各有研究探索。但是基于耦合理论角度分析有所缺乏，笔者从嵌入式治理的角度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机理和作用，从而不断扩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逐步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长效机制［4］。

1  案例概述

上虞区，坐落在钱塘江之畔，地处浙江省绍兴市东北方，具有悠久的历史。东邻宁波市，西邻绍兴城区，北邻钱塘江，西邻嘉兴市，全区面积有1 403 km2。地势南高北低，以“五山一河四分田”为特征，南北各占一半。全区下设7个街道，10个镇，3个乡。而且历史文献与出土的考古资料均证实，此地曾有过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以此看来已然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上虞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乡贤”理念的发祥地，也正是由于其深厚的文化沉淀和历史积淀。

上虞区就成立了乡贤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20多年间，组织成立各乡贤研究中心，并在20个乡镇（街道）实现乡贤文化研究会分会全覆盖，还在全区57所学校设立以乡贤命名的少儿分院［5］。目前已建有村级乡贤参事会228个（全区281个村），其组织结构见图1。

上虞乡贤研究会多年致力于乡村的历史文化的抢救工作，其次还扎根于农村进行政治建设工作，还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各项志愿服务中，该会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新乡贤的力量”，促进新乡贤的发展［6］。一直以来上虞区不断发展新乡贤，自2020年开始，上虞乡贤大会每年举办一次，从而来进一步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

2  嵌入式机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

“嵌入性”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Polanyi，在《大变革》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他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写到“经济制度中嵌入了人类的经济行为”［7］。后人在他的基础上，不同的研究者对嵌入性进行了分类，其中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嵌入性”理论框架：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框架［8］；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框架等［9］。从本质上来说，嵌入性理论就是通过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影响，从而研究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关系的一个机理。总的来说，整个嵌入的过程，指的就是新乡贤利用乡村的治理，促进共同富裕步伐。具体的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对其进行案例分析。

2.1  资源嵌入

新乡贤是从农村地头中生长出来的一批精英，他们要么有着相对充足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基础，要么有着丰富的管理能力和社会地位，在嵌入乡村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所具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可以被转变为乡村治理上迫切需要的资源，从而成为农村振兴的新动力。

其一是在经济资源上的嵌入，新乡贤把自己的钱投到乡村。帮助农村开展一些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村级“新乡贤”顾问委员会，各种“新乡贤”活动定期举行。并举办各类“新乡贤”公益活动，如慰问“老弱病残”等。上虞区道墟街道称海村乡贤顾问委员会的19名新当选的乡贤，以3%的比例缴纳了一年3 450万元的乡贤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建设美丽乡村，救助困难家庭，抚恤老人。还有爱乡港胞张杰先生，靠小本经营，捐款超过2 000万元，资助学生2万人。除此之外，新乡贤发挥经济优势，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吸引劳动力回归，带动人民致富。在村乡贤通过“带头致富”方式，激发农村产业集群效应，使得各村庄出一批新型特色村，如杨梅村、民宿村、葡萄村、建筑村等。其中上虞区崧厦街道开展村级项目乡贤工程，对村级项目投资金额，乡贤出资30%，街道补助50%，村自筹20%。引导在外的乡贤回到乡村兴旺产业，自2017年以来，全区回归的项目有70多个，回归的资金更是超过90亿元，其中37个项目落户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力量。这一种嵌入形式一定程度缓解了原有传统的帮扶资金的局面，进一步诠释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升了乡村活力。

其二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嵌入过程，新乡贤本身就是一种个人的资源。他们在进行乡村事物治理的过程就是一种嵌入的过程。在从血缘和地缘属性塑造了乡贤与乡村的联结性，他们自身拥有的资源和从小的经历，很大程度与现下的乡村居民需求高度契合，其在乡村中有一定的优势。打好新乡贤的活招牌，让广大新乡贤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热情高涨地为家乡发展发力，不断回报家乡，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不定时地组织“虞籍乡贤故乡行”和“虞商联合会家乡行”，积极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加招商引资推介会，促进项目和资金回流。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的名人返乡项目已有 70 个，返乡投资总额超过 300 亿元。其中，“滨江新天地”是上虞著名的“一江两岸”的标志性建筑；章镇“仁里美墅”，梁湖裕润农旅博览园，南檀香山山庄，都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在这个“熟人”和“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乡贤这个群体，这使得他们成为乡村治理中最天然、最不可或缺且最可靠的中坚力量。乡贤们通过一些项目，向村民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从而提升村民技术能力，带动发展致富，以自身为榜样，去发挥“头羊效应”。

2.2  政治嵌入

新乡贤自身就是乡村的一分子，他们作为一种政治治理力量嵌入所在乡村中。他们在调动村民的同时，也是一种村级组织再造、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再塑造的过程。乡村新乡贤通过利益联结和情感互动来参与乡村治理，其在村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权威”，使其成为政府和乡村之间的衔接枢纽［10］。这种衔接体现出新乡贤具有政府代理人和村庄代理人的双重代理身份，构成了“国家-乡村-村民”与“区-镇-村”之间结构框架联系，去实现国家行政化治理和村庄自治的良好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