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摘要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矛盾纠纷日趋错杂，这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人口资源不足，农村自治能力较弱，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多元价值观念有碰撞与冲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机制，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并以多种方式引回乡村人才，重塑乡村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振兴乡村文化等路径，能有效规避乡村社会治理的难题并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从而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基础。

关键词 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11-0247-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11.053

The Dilemma and Way Out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EI Hong， FU Yue-xia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the face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major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a century， contradictions and disput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which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faces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pulation resources， weak rural autonomy ability， collis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raditional values and modern pluralistic values. On this basis， it is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various systems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troduce rural talents in a variety of ways， reshape rural cultural values and concepts to revitalize rural culture， etc.， 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problems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so as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Rural revitalization;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Plight;Way out

作者简介 韦鸿（1999—），女，布依族，贵州兴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收稿日期 2023-07-19；修回日期 2023-11-16

乡村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与命脉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重视乡村工作，一直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道路，并取得优异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摆在全党工作的突出位置。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的标准。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1］。该研究探讨目前农村社会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更有助于乡村社会稳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对推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继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耦合性

在我国社会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2］。这表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不可分离的，乡村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道。然而，农村社会治理存在的“社会短板”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急需尽快补齐。

1.1 乡村振兴为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动指南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总体战略指导下大力推进。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作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最重要的秘诀在于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成功摸索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现代化且具有强大生命力支撑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与路径，其乡村社会治理够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保障，引领农村农业实现现代化。

1.2 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为乡村振兴搭建实践场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助推器。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决不能忽视农村、农民、农业，只有农村问题受到重视了，乡村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才不会衰败。没有乡村社会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便就缺乏展现卓越治理能力的舞台，乡村振兴战略也就缺乏稳固的基础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党中央发表《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4］”乡村社会治理作为最基础治理的单位，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乡村社会治理就是利用有效的治理方式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有效保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压舱石”作用。

2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乡村治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乡村社会的快速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需求不断增多，乡村社会治理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严重制约乡村现代化的发展。

2.1 乡村治理机制难以运行

乡村治理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在传统社会中，家族是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5］。家族力量庞大，对村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统管着农业生产、祭祀等社会活动，秦晖［6］有过论述“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由此看出，家族在乡村治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当今中国正面临加速发展和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重大变迁，社会转型也意味着乡村的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革，传统的社会治理将瓦解，“家族共治”趋于解体，具有封闭性的社会结构逐步被包含开放、多元的社会格局取代。可是，部分乡村治理体系仍然是僵化的静态管理，导致了乡村的原本机制与转型的运行机制之间必然有摩擦。同时，传统乡村的人口流动大，导致人地两分，村民自治的组织能力不足。村民依靠风俗习惯，传统道德等手段在维持乡村的秩序、伦理道德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但乡村的教育、医疗卫生、扶贫等公共事业如果给公民自治的权利，很难保证其公平分配，这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因而可以看出，乡村社会显然没有做好承接现代治理模式的准备。

为最大限度地释放乡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充分发挥政府和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党和政府提出了“乡政自治”的治理模式。但是，一方面，地方政府为追求乡村业绩，不肯放松基层管理权利，依旧使用传统的政治逻辑，另一方面，虽然建立起了村民自治，但村民的管理能力不足，思想观念不能够与时俱进，综合能力欠缺等方面的缺陷。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乡村村民并未真正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而政府也未退出乡村治理，给予乡村自治施展的余地。乡村治理模式滞后，存在各种问题，不能够适应当前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又一个治理危机。

2.2 乡村发展人口资源短缺

乡村发展的首要问题就是以流动群体和留守群体为代表的乡村人口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 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其中，本地农民工12 372万人，比上年增加293万人，增长2.4%；外出农民工17 190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1%［7］。按照数据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流向城镇的趋势依旧是上升状态，农村人口流动到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聚集，给大城市的工业化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同时也相应地造成振兴乡村所需要的农村人力资源短缺更加明显。人口外出，导致了乡村人气不旺，人口数量不足，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农村人才精英净流，乡村人才输入更为困难，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缺人”的窘境，导致乡村治理的现实基础被削弱。在诸多农民工涌入大城市的过程中，最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留守儿童则会存在教育和心理问题的担忧，再有，农村养老设施不齐全，养老问题更为棘手，更为严重的有些村庄已经“空心化”。

其次，乡村人才资源的投入与机制存在不足。工业化、城镇化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当前我国还存在区域协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城乡发展的资源更为丰富，因此，城市对农村具有强大的吸附作用使得农村发展缺少产业支撑和增长动力。同时，政府对农民的职业教育也存在一定的流于形式，缺乏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和教育体系，这势必引起乡村实现现代化发展缺乏职业人才，进一步导致乡村发展失能，乡村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对乡村社会治理效果产生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