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的逻辑理路

摘要  新乡贤文化不仅关乎当今乡村社会的文化建设，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精神保障。新乡贤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涵育的瑰宝，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进行培育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乡村社会出现重要转型，新乡贤文化面临新的挑战，也是其培育的现实逻辑；新乡贤文化发展出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其培育提供了理论逻辑；同时新乡贤文化的培育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实践中不断凝练而来，有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培育的实践逻辑。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新乡贤文化；培育；逻辑

中图分类号  D 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5-0241-04

doi： 10.3969/j.issn.0517-6611.2023.05.05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Logical Path of New Village Sage Culture Cultivation under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XU Mei-juan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1100）

Abstract  New village sage cultur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oday’s rural society， but also the spiritual guarantee for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New village sage culture is a treasur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nourishment and cultivation， and it has a certain historical logic to cultivate under the strategic 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new era， there has been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society， and new village sage culture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which is also the realistic logic of its cultivation;new folk culture has developed its unique values， humanistic spirit and moral norms， providing theoretical logic for its cul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village sage culture is not a “castle in the air”， but is constantly condensed from practice. There is a practical logic that it cultivates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village sage culture;Cultivation;Logic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1］。乡村振兴战略尤为重视对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乡贤文化是农耕文化中的特色文化和优秀文化，具有“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诚信友善”等价值内涵，曾在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制度的实行，使得乡贤在乡村中的作用逐渐式微甚至退出，乡贤文化也曾一度没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乡贤逐渐再次回归视野。尤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贤文化以新乡贤文化的身份重新“出场”，理清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进行培育的逻辑理路，才能更好地发挥新乡贤文化在创新乡村治理，引领乡风文明，助推乡村经济和振兴乡村文化等方面重要作用，并使其在新时代下重新焕发光彩。

1 新乡贤文化培育的历史逻辑

乡贤文化古已有之，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对新乡贤文化进行培育仍然带有厚重的历史意蕴，这也说明了其发展具有清晰的历史脉络。

1.1 乡贤文化的萌芽期

在氏族社会初期，以群居为主的生活方式使得部落成员具有不同的分工，年长者一般担负着照看孩子的责任，他们便开始了最为原始的“教化”。年长者凭借在氏族中的威望与资历，将其丰富的阅历及艰难生存中积累的经验教训，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教给下一代，形成了最初的“文化”积淀，这也是乡贤文化的最初“萌芽”。商朝时期，已有文字记载，在考古的甲骨文中发现了此时的村邑，人数较多的会形成“宗邑”，人数较少的会形成“村邑”，对于“宗邑”或“村邑”中的一些能够带领“邑人”抵御外辱的人就会称之为“邑子”，这也是最早的“乡贤”，用甲骨文将他们的事迹记载并流传下来，为乡贤文化的进一步“萌发”提供了土壤。

1.2 乡贤文化的发展期

西周时期，出现了“乡”的概念，都城之外，四郊之内为“乡”，每个“乡”都设有乡老，并由地位很高的“公”来担任，同时乡里设饮酒礼，邀请乡贤来参加，饮酒礼中的主要仪式蕴含着了尊贤德、敬长者的乡贤文化，这可以说是乡贤文化的发展时期。战国时期，诸国争霸，为了增强兵源，扩大军赋，秦国时实行了商鞅变法，在这个过程中，以血缘和地域联系的宗族长和乡贤势力被边缘化，并逐渐式微。地方乡贤父老在受到秦政府的残酷打压后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秦末战争中对瓦解秦的统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汉时期，一直沿袭秦时期乡贤在基层社会统治的传统，开启了将乡贤父老纳入官府掌控中的历史，高祖二年下诏：“举民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傜戍”。三老成了联系官方和民间的重要纽带，并在乡村社会起着“劝导乡风，助成风化”的重要作用。东汉时期，“乡贤”一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这是有案可查的乡贤祭祀活动的最早开始［2］。魏晋南北朝时期，乡贤成为大宗，甚至变成了门阀。隋唐时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记载：“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地方的郡志中开始记载乡贤的榜样事迹，赞美他们的榜样精神，乡贤文化在此时达到蓬勃发展时期。

1.3 乡贤文化的鼎盛期

宋、元时期，乡贤文化可以说达到发展的鼎盛时期，乡贤层出不穷。范仲淹、程颢、朱熹等读书人开始具有乡贤意识，游历讲学，教化百姓；吕大钧、李发这样的在乡士绅也凭借个人在乡村中的威望和力量，发挥其乡贤的作用；史浩、孟珙等这样功成名就、告老还乡的人士，都在自己的家乡担负起来了教化百姓、守护一方的重任，乡贤文化在彼时蔚然成风。明、清时期，继续延续宋、元时期的乡贤文化，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致仕还乡制度的实行，告老还乡成为了大小官宦的最后归宿。二是地方绅士不仅担任着缴纳赋税重任，同时还积极担任乡里兴学恤孤、造桥筑路、救灾纾困、定纷止争的职责。三是乡贤祠的大量修建，人们为了能够光耀门楣，争做乡贤的氛围浓厚，乡贤文化一度达到民间和地方都极为重视的程度。清代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颁布了《圣谕十六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诵读，以深入人心，并成为行为规范［2］。

1.4 乡贤文化的衰落期

民国时期，传统士绅“土豪劣绅”化，“兼济天下”的士绅精神已全面衰落，乡贤文化也已衰落，但仍然有一批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有识之士意识到乡村社会的凋敝，企图通过改良的方式，挽救中国的乡村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其目的是塑造新农民，从文化上下功夫，发挥乡贤在传统社会中的伦理精神来培育农民，使其价值有引领、思想有法度、操守有规范。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由于土地改革和合作社制度的盛行，乡贤退出了乡村社会，乡贤文化也曾一度没落。

1.5 乡贤文化的复苏期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乡村出现了精英大量流失、人心涣散和日益严重的“空心化”等问题，全社会号召“先富带动后富”，有些人意识到乡村社会亟待拯救，一些在外经商、致仕、求学等的人开始反哺乡村，回报桑梓。在新时代，面对乡村社会中经济发展存在瓶颈、农民思想道德素质滑坡、基层党组织作用力发挥不足，乡村文化建设缺乏动力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开始，曾在乡村社会中参与基层管理、教化百姓、淳化乡风的乡贤也被重新呼唤，并获得了新的身份——“新乡贤”，乡贤文化也再次被复活，开始以新乡贤文化进行培育，乡贤文化迎来了复苏期。

2 新乡贤文化培育的理论逻辑

新乡贤文化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中涵育出来的，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在乡村社会进行继承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其历久弥新的精神内涵和理论逻辑。

2.1 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

在古代社会中，非常注重“礼”的文化观念，“礼”不仅是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行为规范，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尤其孔子时期，最为强调“礼”在社会等级间的重要性。乡贤文化本身作为一种“尚贤”的文化，其理论内涵深处也存在着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孔子曾说“在于尊贤而贱不肖”（《说苑·尊贤》），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之道在于尊重贤者，选贤举能。荀子也曾提出“所以故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荀子·君子》）。荀子也认为只有尊重贤者，让贤者在国家统治中发挥作用，才会使得一个国家长久发展并繁荣，那些不重视贤者的国家早晚会灭亡的。在强调贤者对于国家治理重要作用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贤者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以及民间的教化作用和榜样力量。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强调了贤者能够影响身边人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选拔出孝悌忠信的人，才会带动其他向其学习和模仿，整个社会都向贤者学习了，才会促进健康社会形成。在传统的礼仪之邦，尊道重贤的礼仪文化观念被深刻在了乡贤文化内涵，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为弘扬新时代文明，更加注重尚贤的文化观，为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培育提供了理论基础。

2.2 修身齐家治村的人生理想

乡贤文化所发生的场域是乡村社会，所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乡贤群体，而何为乡贤？贤者乃以修身齐家治村为理想。受古代士大夫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胸怀意识影响，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启发，在乡贤文化中蕴含着乡贤们的共同人生理想。在乡村这个广袤的场域中，仅靠国家的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国家和民间的一个链接，而乡贤群体就是这个重要的纽带，乡贤们不仅注重自身修为，家族管理，还把治理好自己的乡村为人生目标。传统社会比较注重人生在世有“三立”，即“立言”“立功”“立名”，士大夫们认为能够化民成俗担负起官方与民间链接的重要职责，不仅是管理好家族的治家外延，也是辅助于国君治国的理政作为，更是个人政治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3］。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修身、齐家、治村的人生理想在新乡贤身上仍有延续，且体现得淋漓尽致。新乡贤们以努力提高个人修养，传承优良家风，并助力文明乡风的建设为己任，这不仅是新乡贤们内心所追求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一种荣誉感的驱使，也是他们能利用自己所长建设好美丽家园的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