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京津冀地区农村经济与环境污染研究

摘要 以京津冀地区13个地市1999—2018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选取11个生态环境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环境因子”评价指标，其次运用系统聚类将13个地市分为4个地市类型分别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4个地市类型的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分别与综合环境因子进行回归拟合，建立分析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类和第二类地市农村经济指标与综合环境因子的最佳拟合为三次曲线模型，且均已过曲线拐点，处于曲线上升阶段；第三类与第四类地市农村经济指标与综合环境因子呈倒“U”型关系，地市发展仍处在曲线左侧上升阶段。

关键词乡村振兴；经济与环境；因子分析；聚类分析；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7-6611（2023）08-0218-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08.050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Rural Economy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3 Cit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n 1999-2018

CUI Guan-yun（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panel data of 13 citie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from 1999 to 2018 is us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 11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and a factor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factor” evaluation indicator. Second， 13 clusters are systematically clustered. The prefectur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of prefectures and cities to be studied separately. Based on this， four types of prefecture-level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for regression fitting with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establish an analysis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st fit between the rural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 first-class and second-class cities is a cubic curve model， and both have passed the curve inflection point and are in the curve rising stage; The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third-class and fourth-class cities have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ies is still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urve.

Key wordsRural rejuvenation;Economy and environment;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Panel data model

长久以来，人类的经济制造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都非常紧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农村经济得到巨大改善，但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在不断严重。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意味着京津冀地区应在各方面加强协作，力求可持续发展。2017年4月1日 ，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协作关系更加密切，经济与环境间的关系更加重要。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之间关系更应注重协调可持续发展。

自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提出后，北京、天津及河北等地市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特别在农业方面，提出农业产业一体化，提高了农业创新能力和水平。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得到显著的提升。但随着经济的提升，同时带来了资源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在京津冀一体化及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解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及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一些学者做出相关研究，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缺少在宏观政策背景下对于京津冀地市群发展的研究，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结合紧密度不高。其次在已有的京津冀相关研究中大多集中于第三产业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研究，缺少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研究。因此，笔者以京津冀一体化及乡村振兴视角切入，研究京津冀地区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分析地市经济发展类群特征及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模型关系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1文献综述

1.1乡村振兴视角下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该地区农村经济、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帮助。李彩霞等［1］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5—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金融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予以分析，并提出因地制宜配置最优农村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等建议。索贵彬等［2］以京津冀地区15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探讨了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特征及长期演变趋势。蒋宁等［3］基于城乡地域系统理论，分析了京津冀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时空格局，得出了经济系统波动性降低，社会系统逐步升高等结论。黄英龙等［4］认为产业集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互相影响促进，具有耦合性，京津冀需在推动三地协同发展中尽力提供良好的条件。

1.2乡村振兴视角下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发展近些年来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及乡村振兴策略的提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显著提升。张丽丽等［5-6］认为当前农村地区主要面临空气污染、生活污水等问题，为提升环境治理有效性，应发挥政府、公众的积极作用，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激励机制。刘志雄［7］以京津冀农村地区家庭微观数据为样本，从消费者视角探究影响薪柴和秸秆两类生物质能在农村家庭消费的因素。发现在地区特征和家庭特征2类考察变量中，前者对家庭这两类传统生物质能源的消费影响较为显著，而后者次之。蔡满堂等［8］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2000—2017年单位GDP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的变化趋势及区域分布特点，就建立跨行政边界的政策制定提出政策建议。张鹏等［9］通过对定兴县2000、2008、2013和2018年4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解译，分析了定兴县2000—2018年土地的变化，根据结果提出县级政策应落实在各乡镇、企业等补偿对象上的建议。

1.3乡村振兴视角下京津冀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往往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近年来研究的重要领域。戴铁军等［10］基于物质流分析框架，对1992—2015年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化趋势进行评价分析，并提出了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谢晓芳［11］分析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角度建立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提出提升京津冀区域协调度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崔铁宁等［12］将京津冀2005—2015年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的变化同C模式目标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速均超过了目标值。建议京津冀地区完善产业结构［11］。殷阿娜等［13］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异质性效应，最终得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经济生态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等结论，并从优化环境规制工具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孔凡文等［14］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宜居性和二者交互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及溢出效应，得出京津冀地区环境规制和环境宜居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等结论，并提出相应建议。

此前相关研究领域很少涉及京津冀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且与宏观政策背景联系不紧密，缺乏一定的指导意义。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京津冀地区农村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为切入点，选取1999—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地市的面板数据，确定11个环境指标与农村经济指标，通过聚类分析将地市分类后进行分类别的环境与经济关系研究，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2数据来源、研究指标与研究模型

2.1数据来源数据源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由国家统计局进行调查取样，数据指标权威可靠。在数据选取与预处理上，筛选了连续性好、完整度高的数据指标，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与预测的可靠性。

2.2研究指标以指标准确性与连续性为选取基准，同时以指标数据能够体现环境和农村经济水平为出发点，基于选取指标的科学性、整体性、层次性及可获得性原则，在统计数据中分层次寻找符合条件的农村经济及生态环境指标。

该研究所选取的生态环境指标以能够全面反映京津冀各方面环境情况为准则，分别从大气环境污染、水环境污染、土壤环境污染3个层面各选取若干基础指标如二氧化硫排放量、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绿地面积等指标，以期可在多层次体现环境污染及治理情况。在经济指标选取方面遵循数据连续性与准确性原则，以能够全面体现京津冀地区经济水平为准则，从农村经济发展角度出发，考虑第一产业经济在GDP中占比情况等因素，最终选择农业产值作为农村经济指标，既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发展水平，也可以反映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在后期进行模型预测时使结果更具有针对性。

最终筛选出11个不同角度的生态环境指标，具体相关指标见表1。

2.3研究模型

2.3.1综合环境因子构建。该研究所选取的环境指标众多，为在不同层次衡量京津冀生态环境指标中提取一个综合指标来代表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将所选取的11个不同层次的环境指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一个能够反映总体京津冀地区环境状况的“综合环境因子”。由于代表环境污染的3个层次的指标量纲差异较大，该研究将首先采用离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在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保证了数据信息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对高维变量进行降维处理，最大量保持了原指标信息。该研究先对数据进行KMO及Bartlett检验，再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加权计算得到综合环境因子（F），计算公式如下：

2.3.2聚类分析。对环境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处理得到“综合环境因子”后，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研究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与农村经济发展，通过组间连接法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对所研究的13个地市进行分类。聚类分析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原则是同一类中的个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不同类中的个体差异很大。根据分类结果，可以分出几类不同污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依照各个地市所属的不同种类类别，分别对不同类别地市进行综合环境因子与农村经济指标的回归分析，找出各类别中经济与环境污染的曲线关系，并针对结果分类别地提出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