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的影响

摘要 环境规制、政府投入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客观环境，分析二者对农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对改善我国农业现状具有重要意义。选择命令型、费用型2类环境规制与政府投入，以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对我国农业减排效率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农业减排过程中，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减排的发展；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科研投入高、专利产出高的地区，科研投入和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影响显著，低碳补助和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影响显著；在科研投入和专利产出欠发达地区，科研投入和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术影响显著，但是低碳补助政策的效果则不显著。

关键词 环境规制；政府投入；农业减排；低碳补贴；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14-0229-05

作者简介 于明洋（1998—），女，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智慧农业。*通信作者，助理研究员，博士，从事农业经济、粮食安全监测预警研究。

随着国际贸易壁垒的再次兴起，世界各国都增加了对本国农业的保护，粮食安全与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两套枷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告》指出，农业源污染物对环境影响较大，将农业源污染物的防治纳入环境保护中是必要举措［1］。农业生产不仅要维持供需平衡，还需综合考虑生产环境的生态平衡。农业减排的发展情况成为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农业减排技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就导致了减排技术的发展情况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2］。政策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农业减排的效应，并成为农业减排的重要推动力。如何解决好当前农业发展的双重制约，实现农业产量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共赢”局面，关键在于寻找环境规制与政府投入间的耦合效应［3］，即适当的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具有引导效应，进而对农业减排产生“政策型与费用型补偿效应”。因此，确保环境规制和政府投入的优化组合，也就成为影响农业减排发展提升的关键。

目前，我国正处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节点。无论是农业生产者还是管理部门均已经充分意识到农业减排对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作用，厘清农业减排的发展现状，分析农业减排与GDP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其效果，对于现阶段把握我国农业减排现状和探索农业减排具有重要意义，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此，笔者在我国农业减排发展背景下，运用省级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政府政策对农业减排的直接影响与耦合影响，并在地区异质性的基础上找到影响区域性发展的制约因素。该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型和费用型，详细探讨二者对农业减排的影响；二是从研发补贴和低碳补贴视角，探讨环境规制与政府投入的耦合作用；三是在地区异质性检验时，打破了传统的区域划分，从环境规制和在政府投入的关键变量的空间差异对全国区域进行了重新分组。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环境规制对农业减排的直接作用

经验表明，农业减排的预定目标难以自发实现，必须加以环境规制手段干预［4］。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5-6］。现有研究通常将环境规制手段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型［7］。虽然环境规制的类型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促进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约束个体或组织的破坏性行为。因此，各类环境规制之间相互协调、有机互补，形成高效、绿色、节能、降耗、减排的环境规制体系。从环境规制的各主体、实施效率和经济成本角度来看，自愿性和隐藏性的环境规制一般不具有政策层面的约束力，通常是个人、企业和组织的自发性行为和意识。此外，环境规制对农业减排的影响效果不会一直显现，且存在地区差异性［8］。鉴于当前我国实现农业减排的目标及现有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完成农业减排目标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环境监管，因此环境规制仍将长期发挥作用［9］。

H1为环境规制对农业减排具有非线性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对农业及安排的影响存在差异性。

1.2 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的直接作用

萨缪尔森从产业发展视角论述了农业生产关系具有外溢性和拥挤性特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不同程度地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用“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10］。制度经济学派［11］认为，农业生产的稳定关系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应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制度。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策和科学［12］。政策对减排技术投入的作用一是弥补市场失灵；二是影响资源配置［13］。阿瑟·刘易斯认为，政府在决定公众对新技术的态度上起到重大作用，可以影响公众对新技术的偏好［14］；政府的保护或补贴政策可以影响资源使用，引导资源用于创新的投入和产出［15］。因此，政策对于促进农业减排的效应确实处于首要的地位。

H2为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具有正向影响。

1.3 环境规制、政府投入对农业减排的耦合影响

研发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环境规制的效应主要源于对农业减排措施带来的短暂冲击，研发补助能在短期内提供大量的社会性流动资产，填补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政策效应也会给农业减排带来中长期的制度性压力。因此，容易引发补助期间持续获得研发投入和决策类支持，从而保持农业减排的意愿［16］。

低碳补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环境规制的本质带有一定的命令性，在缴纳罚款和技术革新之间进行选择，而低碳补贴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选择。因此，环境规制与政府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冲突，可能会导致政策的失灵。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为研发补贴对农业减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低碳补贴对农业减排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实证模型构建

在面板数据模型得基础上分析环境规制的自门槛效应和政府投入的平均弹性，模型设定如下：

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2.2.1 变量说明。

将2006—2019年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低碳农业技术专利新增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规制政策和政府投入为解释变量。其中，规制政策中的命令型选取碳排放量作为衡量指标；费用型选择碳排放缴费额作为衡量指标；政府投入选取科技投入（R & D）和低碳补助作为衡量指标；用各省的GDP作为控制变量。

2.2.2 数据来源。

以2006—2019年我国省级（不含港、澳、台）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缺失数据通过做差分进行补充。

3 实证分析

3.1 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在确定适合的面板模型之前，首先进行豪斯曼检验［18］。从个体和时间2要素的特征出发，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程（1）、（2）中各变量的参数，根据表1结果分析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政府投入的直接效应。

根据豪斯曼检验可知，P值0.33大于5%，说明不能拒绝原假设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3.2 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

首先，考察环境规制（命令型、费用型）对农业减排的影响。表2中的4个模型R2分别为0.109、0.109、0.120、0.120，说明4个模型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水平分别为10.9%、10.9%、12.0%、12.0%。方程（1）、（2）是环境规制对农业减排的线性影响，碳排放量对农业减排的影响系数为0.022，但影响不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农业减排的正向影响较弱；碳排放缴费额对农业减排的影响系数为-0.405，且影响显著，说明碳排放缴费额对农业减排会造成负向影响，当碳排放缴费额越多，农业减排的成效越小。

方程（3）、（4）是环境规制工具对农业减排的非线性影响。GR2的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且大于0，说明命令型环境规制会对农业减排造成“U”型曲线影响。lnx1的对称轴经计算为10.58，命令型规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大部分都在对称轴右侧，这说明命令型规制提升了农业减排的发展，与方程（1）、（2）的命令型规制的平均弹性一致。因此，验证了假说1。

3.3 内生性检验

由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会影响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19］，考虑到该研究设计的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即随着农业减排技术的提高，政府也会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企业也会更加规范化环保措施。因此，该研究选择一部分子样本，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重新估计方程（1）、（2）。通过对比可知，各主要解释变量系数符号没有变化，说明内生性问题没有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3.4 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利用Hansen的方法检验各环境规制变量的政府投入单门槛效应和双门槛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门槛估计。当科研投入为门槛变量时，命令型规制和费用型规制都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但是双门槛和三门槛都不显著。当低碳补贴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都不显著，这说明科研投入与环境规制之间可能存在耦合效应。

通过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科研投入与碳排放量、碳排放缴费额之间P值均小于0.05，存在门槛效应，且是单门槛，门槛值均为6.23；低碳补贴与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缴费额的P值均大于0.05，且不显著，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以科研投入为门槛变量建立门槛模型，碳排放量、碳排放缴费额为研究对象，研究各影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由表5可知，第1个方程为命令型，当科研投入低于6.23或高于6.23时，碳排放量均不显著且系数为正。第2个方程为费用型，科研投入lnx3低于6.23时，碳排放缴费额显著，系数为负；当科研投入lnx3高于6.23时，碳排放缴费额显著，系数为负，且系数绝对值变小，这说明科研投入让碳排放缴费额对农业减排的负向冲击变小。为了检验门槛回归的稳健性，进行层次回归分析。

当以研发补助为调节变量时，方程（1）是表1中方程（1）的结果，方程（2）是将命令型规制和科研投入的交互项纳入方程中的回归结果，系数为负，方程（3）是将费用型规制和科研投入的交互项纳入方程中进行回归，系数为负，方程（1）、（2）、（3）说明了科研投入负向调节了碳排放量对农业减排的影响，科研投入正向调节了碳排放缴费额对农业减排的影响。

4 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找到影响地区空间差异性的关键变量，对我国区域进行合理分组，实证探讨相关政策投入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以农业减排为目的最优政策组合；其次，分析当前地方政府在指定政策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4.1 空间差异性分析

由表7可知，在75%分位点及以下，命令型规制系数不显著，费用型规制在50%分位点显著；在75%分位点以上，环境规制系数都显著，命令型、费用型系数均为负。这说明在农业减排水平较低时，费用型规制对农业减排的激励效果好，但是当农业减排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都会对农业减排有负向影响，主要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达到饱和。在75%分位点及以下，科技投入政府投入系数不显著，低碳补贴在50%分位点显著，但是系数为负；在75%分位点以上，环境规制系数都显著，政策投入系数都是为负。这说明在农业减排水平较低时，低碳补贴对农业减排的影响较大，系数为负，低碳补贴带不动农业减排的发展，但是当农业减排水平较高时，政策投入都会对农业减排有正向影响，这也是由于农业减排大环境变好，我国经济水平提高，不管是科研投入还是低碳补贴都会促进农业减排。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创新效率、科研投入水平反映农业减排能力的变量是决定政策效果空间差异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