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下贵州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摘要 随着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视，内生式发展理论与乡村旅游的融合研究虽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总体仍呈现相关研究数量少、研究深度浅、研究范围小等特征。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通过对贵州省乡村旅游相关的文献资料、案例、官方数据等进行研究发现，贵州省乡村旅游近年来的发展迅猛，成果颇丰，但问题也很突出。由于地方企业组织未发挥其理论作用、政府组织监督监管职责缺失等问题，贵州省乡村旅游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内生式发展，进而导致贵州省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通过建立健全和创新贵州省乡村旅游建设体制机制、重视对乡村旅游发展地区居民主体性的培育、创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路径等途径，可有效促进贵州省乡村旅游实现内生式发展，进而为巩固贵州省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助力。

关键词 内生式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22-0133-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22.033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to Help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ANG Hua1，WANG Tao2，MENG Mei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00;2.Bijie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Bijie， Guizhou 551700）

Abstract With the attention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ural tourism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but it still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mall number of relevant studies， shallow research depth and small research scop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hrough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cases and official data related to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 with fruitful results， but also prominent problem. Due to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local enterprises to play their theoretical role and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and supervision responsibilities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 cannot fundamentally achiev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which leads to the homogen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in Guizhou Province. By establishing， improving and innovat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construc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residents' subjectivity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reas， and innovating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rural tourism products， w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then help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realize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Endogenous development;Rural tourism;Rural revitalization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随之发生转变。如何有效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持续推动脱贫地区的持久发展以及乡村的全面振兴，成为新时期党和政府、贫困地区人民要面临的新议题。通过研究发现，贵州省大多地区依靠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人民参与等手段实现了脱贫摘帽，但尚未形成内在的、可持续的长久发展能力，部分地区返贫的风险依然很高。

王坤等［1］认为，贵州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多为旅游产品要素的简单堆砌，且由于村民无法深度参与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因此乡村旅游产品不能与旅游开发地区实现深度融合。贵州省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大多数是乡村旅游地的本地村民，因此普遍存在服务意识不高、服务质量不足等情况，进一步加重了贵州省乡村旅游产品的同质化问题。

202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从政府、市场、人民群众3个角度提出如何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及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意见办法［2］。内生式发展思路开始以政策条例等方式正式与乡村旅游挂钩。2021年4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发布，该法第五十九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能力［3］。从探索到立法再到落地实施，内生式发展的内涵、理论逐步为我国乡村旅游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乡村振兴提供更为系统科学和有力的思路和指导。

该研究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结合贵州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并总结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下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实践、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探寻以政府引导的、鼓励企业参与的、坚持以群众为主体的、能够激发起内生动力的建议意见，进而从中得出对我国乡村旅游、乡村振兴有益的启示。

1 研究评述

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反思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弊端以及重视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相关的研究逐渐步入低谷［4］。霍华德·威亚尔达认为，西方世界的发展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他认为西方的发展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内在联系。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关系的揭示，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指出脱困的途径，他认为这种内在关系的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自我感动”［5］。所以，一种更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现实发展需要的发展理论开始出现，内生或内源性的发展相关研究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

1971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UNESC）针对不发达地区的发展项目提出多个方面的共识，其核心内容是大众应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大众应该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是彻底的［4］。这一共识的提出，进一步启发后续研究者对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构建和提出。1974—1975年，联合国《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瑞典财团的报告都认为，个人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应重点从自身、内部进行推动［6-7］。

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方面取得较多成果。内生式发展研究的重点明显地从“物”转向“人”。日本学者鹤见和子认为，政府规划+企业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思路属于外生式发展模式。而内生式发展则是一种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即以乡村旅游开发地区当地的人文、自然环境为重要发展基础，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居民、地方政府、本土或外来企业三者共同作为开发的主体，充分发挥各方优势条件共同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居民、政府、企业均可以从开发的结果中实现长远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尤其是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居民，在开发后期，在政府和企业逐步退出开发、角色转换的情况下，这些居民能够加入并自主地推动乡村旅游开发地区的后续运行，这就是内生式发展的本质内涵［8］。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宫本宪一进一步提出内生式发展模式成立的条件，日本学者守友裕一随后提出内生式发展的机制。2000年，联合国发布《马德里宣言》时倡议，呼吁全球各国大力推行内生式发展。

根据中国知网检索结果，1999年，我国开始出现关于内生式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陈晓律［9］研究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是自发形成和运行的，这种自发产生和运行的现代化模式就是一种内生式的现代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模式。2006年被称为中国乡村旅游元年。2007年，内生式发展理论首次与旅游产生交集。2008年，内生式发展理论与乡村旅游实现进一步融合。内生式发展理论相关的检索结果也从2007年开始出现明显增长。

2008年前，国内关于内生式发展的应用多集中在城市发展规划和对西方内生式发展的经验总结两个方面。2008年，黄超超［10］首次基于内生式发展理论视角，系统地对浙江省余杭山沟沟的乡村旅游地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浙江省余杭山沟沟乡村旅游地区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与已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区别，即余杭山沟沟乡村旅游地区的山沟沟旅游发展公司与乡村旅游发展地区的居民存在非常多沟通和联系，这种沟通和联系使得乡村旅游开发公司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种尝试和创新，使得当地的乡村旅游模式更倾向于理论中设想的内生式发展模式。王志刚等［11］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内生式发展理论自国外引入我国后的演进过程。

基于以上结论可知，随着研究的深入推进，国内外关于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研究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多方面达成共识。例如，应将开发地区居民作为重要参与力量纳入项目开发，要重视培养开发地区居民自身的发展能力，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对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的保护等。

2 内生式发展在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中的实践及成效

2.1 贵州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2.1.1 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

何志远［12］利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贵州省9 015个乡村旅游资源点进行研究，认为贵州省的乡村旅游资源数量多、分布均匀，并且贵州省乡村自然旅游资源比人文旅游资源更为集中、分布更广。同时，贵州省的优质乡村旅游资源多集中在贵州省的行政中心周边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及周边地区。3、4、5级乡村旅游资源总量为900余个，仅占贵州省乡村旅游总量的10%左右，可见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