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数字化：价值•困境与实践路径研究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治理数字化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就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价值、困境和实践路径3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表明，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价值：促进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转变乡村治理模式，实现治理内容精准化，整合乡村资源。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困境：农民自身数字能力贫困的制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要素保障能力不足。实践路径：数字赋能、加快培育新型数字农民，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的要素保障能力、完善数字信息监督管理机制，健全法制体系。

关键词 乡村治理；数字化；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22-0255-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22.058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Research on Value，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LIU Jin-lin， LIU Yan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alue，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value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s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ubjects， transform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l， achieve the precision of governance content， and integrate rural resources. The dilemma of promot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constraints of poor farmers’ own digital capacity， the lag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the lack of factor guarantee capacity. Practice path： digital empowerment，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digital farmers， improving the ability to ensure the elements of rural digital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Digitization;Rural vitalization

国家要发展，乡村发展是关键。2017年，党的十九大讲话中以“政治宣示”的方式明确提出了有着重大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接着，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中正式明确提出了“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全面介绍了中国数字乡村的建设现状、发展目标、任务和促进措施等［1］，并把“数字乡村”确定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方向。因此，当前迫切需要立足我国广大乡村发展实际，寻找大数据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应用场景及空间，加快数字乡村的建设步伐。笔者主要从乡村数字化治理的价值、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实践路径展开研究。

1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价值

1.1 实现治理主体多元性

数字化因其传播的快捷性和跨越空间距离的优势，其嵌入村庄治理有益于实现乡村治理主体多元性。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地理位置和信息壁垒的限制，村务管理基本都是村干部负责，然而乡村数字治理有益于打破这种治理局面，使村民以及外界人士参与到村庄的治理中来。

1.1.1

远程教育的落实，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乡村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到名师课程，接受外界的知识信息，手机、数字电视的使用开拓了乡村人民的眼界，使乡村孩子更好地成长的同时，也能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受益于乡村孩子，更有益于提高乡村居民的内生动力，使村民主动学习和采用农业相关的技术设备，提高数字素养水平，增强科技采纳意识。

1.1.2

远程医疗的实施，降低了乡村居民的看病成本。偏远地区的乡村居民也能实现足不出村便可享受到城市名医的看诊，提高了乡村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1.3

村级事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立，使在外务工的广大村民也能参与到村庄的治理中来。近年来，随着人口规模的流动，部分村庄在某些决策活动中，举行村民投票时由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在城市务工，所以“投票困难、无人投票”的现象时有发生。村级事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立其设置的内容一般包括：村事务公开栏、村事务讨论栏、村事务管理栏等，比如以前的一些公开信息一般都是以纸质化的形式贴在村委会公示栏处，要想了解到公开信息就必须得去村委会，费时又费力。村级事务管理数字化平台的建立，可使村民在家便能获知村庄动态，也可使在外务工村民能远程参与投票、参与村庄的事务讨论，同时还能获知村庄的发展动态以解“思乡之愁”。

1.1.4

随着乡村数字化平台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农业技术领域可实现农业技术专家远程指导。该举措能够提高农业产业的产出效益，降低因操作和管理不当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总之，乡村数字化治理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主体多元性，即乡村治理不再只是政府和村干部的职责。

1.2 实现乡村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

1.2.1

实现乡村治安数字化。随着乡村交通环境逐渐完善，农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乡村人民的幸福感逐渐上升。然而，交通环境的变化也让偷盗者对牛、羊、马等牲畜的偷盗更加方便。数字乡村的建设，各村岔路口以及乡村居民自己家都逐渐装上了监控，极大地降低了村民聚集打架斗殴和入室偷盗等违法犯罪行为［2］。

1.2.2

乡村公共卫生治理数字化，提高了乡村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过去由于互联网不发达，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高，对于手机、电脑等通信设备的使用率极低，对于外界信息的有效获取极少，以至于不了解一些重大卫生安全事件的严重性。然而，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乡村人民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到社会卫生安全事件的动态并积极配合政府做好防范措施。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各村居民通过快手、抖音、《人民日报》等渠道及时获知疫情的相关动态，各省份健康码、核算检测查询等数字化平台的推广使用，使疫情防控得以层层把关，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1.3 整合资源：使乡村发展效益实现最大化

过去由于乡村的地理位置以及乡村发展落后，一些闲置的村庄资源未能得到合理的利用，农业领域的发展由于不能准确预知市场需求导致“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数字化乡村的建设有助于缓解以上困境。第一，数字乡村建设有益于整合村庄资源，对村庄闲置土地和房屋进行统计，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开发利用这些资源，使村庄利益实现最大化。第二，推动培育有竞争性的特色产业。乡村数字化平台的建立，有益于搜集整理农产品市场信息，生产消费者需要且市场前景良好的农产品，打造乡村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加农民收入，带动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1.4 实现治理内容精准化，转变村庄治理模式

农村社会问题具有庞大且复杂的社会特点，过去由于乡村缺乏人才和技术的支持，难以将农村问题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一般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3］，难以对一系列相似的问题进行搜集、整理、量化，以得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乡村数字化治理，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搜集数据，实现了数据驱动治理，使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指示时有准确的依据，实现治理内容精准化，减少政策与实践成果之间的差距。另外，数字乡村治理还可使村庄治理模式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使各级政府之间资源共享实现有效衔接，使传统的“信息资源独有优势”向“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共赢”方向转变［4］。

2 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困境

2.1 要素保障能力不足

2.1.1

资金投入不足。乡村数字治理必须要有良好的网络平台和基础设施作为支撑，然而目前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通信设备的使用效果仍有待改善，“4G”网络通信仍不稳定，光纤和宽带的使用成本仍然较高。此外，由于我国乡村人口众多，且数字乡村建设涉及文化、医药、乡村道路建设、乡村技术咨询服务和农业信息技术的推广等多个领域，所以数字乡村建设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建设周期长、建设难度大等特点，间接地使一些民间资本陷入了“投资困境”，出现“想投又不敢投、不知往哪投的”困境［5］。同时，政府对于乡村数字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也有待继续加强。

2.1.2

乡村缺少数字化人才队伍。目前留在农村的农民基本都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青少年在外求学，40岁左右的中青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外务工，留在乡村且懂得运用管理数字化设备的人比较欠缺。由于农村条件与城市相比较为艰苦，所以大多数的高端技术人才以及村里外出上学的大学生毕业后都更愿意选择留在城市发展，导致农村技术人才短缺。

2.1.3

乡村技术落后。乡村受地理位置、交通、受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偏远农村地区对相关农业技术和机械化设备的采用率仍然较低［6］。

2.2 农民数字素养主体意识薄弱

虽然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但是对于长期在家务农的农民而言，受教育年限仍波动不大。其一，是因为目前在家务农的农民大多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这部分农民大多数都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都占少数。其二，大多数的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村青年基本都会选择外出务工，还有部分外出求学者，他们也仅有极少数会选择回家乡发展。所以，总体而言，乡村农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对于电脑、数字化平台等高端电子设备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困境和畏惧心理。鉴于自身知识水平的影响，农民主体参与意识薄弱，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将自己置身事外。

2.3 顶层设计和地方执行存在偏差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数字乡村建设的方针、政策，但在部分地区却未能达到理想的建设效果。原因是县级以下的负责人受到自身知识水平的制约以及传统思维的影响，对于数字乡村治理缺乏一定的想象力，不知道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数字乡村，部分人员甚至不了解数字乡村的内涵［7］，使数字乡村的建设陷入表面化、僵硬化、刻板化和模板化的困境。执行人员由于缺乏数字乡村建设的规划能力，往往会选择套用和模仿别的地方的优秀建设案例，最后由于地区的差异性导致建设效果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