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
作者: 王麒麟
摘要 利用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淘宝镇挂牌对就业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浙江每增加一个淘宝镇挂牌,则当地农村居民创业概率提高6.7%,外出务工的概率提高6.8%。通过对比浙江和广东样本发现,浙江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带动了非淘宝地区的就业岗位,而广东淘宝村仅带动了淘宝村本地的就业岗位。淘宝镇挂牌是向外界发送了创业信号,发送信号的距离越远,淘宝村能带动越远的地区就业,浙江淘宝镇挂牌能够带动非淘宝村地区的就业,其主要原因是浙江的一体化水平相对广东更高。政策启示为:加大对农村电商的政策扶持力度,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能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的就业创造效应。
关键词 淘宝村;创业;务工;劳动力流动;信号发送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23-0207-07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23.047
The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 of Taobao Village—A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Zhejiang and Guangdong
WANG Qi-lin
(Shaox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W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aobao town listing on employment using micro data.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every additional Taobao town listed in Zhejiang, the probability of local rural residents starting a business increases by 6.7%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ing out to work increases by 6.8%.By comparing the samples from Zhejiang and Guangdo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 of Taobao Village in Zhejiang drove employment in non Taobao areas, while Taobao Village in Guangdong only drove local employment in Taobao village.The listing of Taobao Town sends an entrepreneurial signal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farther the signal is sent, the more distant Taobao Village can drive employment in remote areas. The listing of Taobao town in Zhejiang can drive employment in non Taobao village areas, mainly due to the higher level of integration in Zhejiang compared to Guangdong.The policy inspiration is to increase policy support for rural e-commerce, break down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between regions, reduce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and better leverage the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 of rural e-commerce.
Key words Taobao Village;Entrepreneurship;Labor;Labor mobility;Signal transmiss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JL077);2021年度全国哲社规划办: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2021GDRL17)。
作者简介 王麒麟(1982—),男,河北安国人,副研究员,博士,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22-12-07
淘宝村作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新兴主力军,其规模在近10年来增长迅猛。根据阿里研究院的统计,淘宝村数量从2009年的3个增加至2021年的7 023个,其地理扩张已经遍及我国28个省,这种电商快速在农村蔓延的现象是世界罕见的。淘宝村的出现既解决了农村地区的就业问题,又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实现共同富裕有着积极的意义。
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石。关于淘宝村带动就业背后的理论机制,从现有研究看,还没有文献对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进行专门研究。浙江作为中国淘宝村数量最多的省份,淘宝村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具有典型代表性,该研究以浙江为样本,辅之以广东样本,对比考察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其中的传导机制,以期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参考的经验。
淘宝村带动经济的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发挥电商平台的作用从而促进当地生产和就业,现有研究考察了农村电商对农民增收[1-3]、农民创业[4-6]、农村扶贫治理[7]、农村居民消费[8]等的影响,所得结论基本认同农村电商促进收入和就业的正向作用,然而,文献中存在如下不足有待弥补:第一,在讨论农村电商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时未能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估计偏误,如Dai等[9]使用阿里研究院县层面电商发展指数来估计其对当地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显然,电商发展指数也代表了民营经济发展,因此,该研究未能处理民营经济对县级电商发展的反向因果问题,从而导致估计系数偏误。基于此,讨论农村电商与农村消费、农村扶贫、农村就业的文献也会遇到该问题。第二,农村电商的影响除了地区固定效应外,还存在国家导向的电商扶持政策的影响,如国家评估的电子商务示范县等,而一些文献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农村电商的地区效应和国家政策效应的关系,从而导致严重的遗漏变量问题。
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淘宝镇名单构造了淘宝村政策效应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同时用各地区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的数量来控制国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然后利用队列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淘宝镇挂牌对当地农村居民创业行为和外出务工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浙江每增加1个淘宝镇挂牌,则当地农村居民创业概率将提高6.7%,外出务工的概率也将提高6.8%;而广东每增加1个淘宝镇挂牌,对当地农村居民创业和外出务工的影响不显著。②进一步对比浙江和广东样本发现,浙江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带动了非淘宝地区的就业岗位,而广东淘宝村则是带动了淘宝村本地的就业岗位。从斯宾塞的信号理论出发,浙江淘宝村之所以能带动外地就业,其主要原因在于浙江一体化水平较高,从而淘宝村的信号发送更远,这样利于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获得创业信息。
该研究的边际贡献体现在:①利用队列双重差分法对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做了估计,该方法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误等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②利用信号发送理论解释了淘宝村挂牌作为一个信号发送过程,是如何带动本地和外地就业的,同时使用劳动力流动行为来捕捉淘宝村信号发送的远近影响,模型框架符合现实;③由于浙江一体化水平较高,所以淘宝村信号发送得更远,从而能带动外地就业,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效应,即加强区域一体化能促进乡村创业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说
1.1 研究背景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正在改变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电商在中国的崛起催生出一批专业淘宝村,这些淘宝村分布在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的农村地区。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是指经营场所在农村、电商销售额达到1 000万元的村,同时给出了淘宝镇的定义,即1个乡镇有大于等于3个淘宝村的镇。图1显示,淘宝村数量从2009年的3个迅速扩张至2021年的7 023个,淘宝镇数量从2014年的19个增加至2021年的2 171个,其扩张迅速之势是世界罕见的。2014年是淘宝村的重要拐点,自2014年之后,淘宝村扩张的速度开始提高,但是,淘宝村的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收敛,数据显示,2015年淘宝村增长率为267%,2016年降至69%,2021年已降至29%,易见,淘宝村在经历了大幅扩张以后逐渐步入稳定增长趋势,未来是否还会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还有待观察。
进一步统计淘宝村的地区差异发现,东部地区的淘宝村和淘宝镇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以2021年数据为例,淘宝村数量排名前5的省份分别是浙江、广东、山东、江苏、河北,其淘宝村数量依次为2 203、1 322、801、745和638个,其中,浙江淘宝村数量是广东的1.6倍,是江苏的接近3.0倍;淘宝镇数量排名前5的省份分别是浙江、江苏、广东、河北、福建,其淘宝镇数量依次为318、280、254、249和190个,易见,浙江在数量上也非常占优势,江苏、广东和河北的数量差距不大,如图2所示。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年度报告,淘宝村对地区经济有显著拉动作用。为验证其真伪,该研究对此展开分析,使用2020年各省份地区生产总值和2021年各省份淘宝村累计数量作散点图,如图3所示:①淘宝村数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确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淘宝村规模的不断扩张,地区经济产值也是逐渐增加的;②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为首的第一方阵从淘宝村扩张中获益较大,而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中部省份为第二方阵,甘肃、宁夏、新疆、贵州等西部省份为第三方阵,该地区的淘宝村扩张速度较慢,也未看到淘宝村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针对以上特点,有2点值得说明:首先,淘宝村在农村地区孕育,故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的样本应予以剔除,如果不考虑直辖市的情况,那么,第一方阵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这说明,虽然淘宝村在农村诞生,但对沿海城市的依赖性极强,所以由此判断,淘宝村的生长机制应该更接近市场而不是远离市场;其次,淘宝村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来支撑,那么,淘宝村生长较快的地方一定是劳动力市场活跃的省份且以人口净流入为主的省份。
1.2 理论假说
现有文献关于淘宝村促进就业和增收的研究均未给出理论支撑,该研究使用斯宾塞的信号发送理论(signaling theory)来论证淘宝村带动就业的理论机制,进而得出研究假说。
首先,各地区农村居民创业行为是不均衡的。创业行为受到个体认知能力、年龄、教育程度、技能水平等个体因素的影响[10-13],也受到家庭背景等家庭特征的影响[14],还与所在城市的营商环境、公共服务有关[15-17]。因此,从整体情况看,不同地区的创业情况是有差异的。
其次,淘宝村挂牌可视为一个信号发送过程,淘宝村信号发送得越远,则越能带动较远地区的就业。由于一个地区的居民创业行为是非均衡的,所以对于离淘宝村挂牌地越近的居民,其获得的淘宝村创业信息也越多,对于其从事创业工作越有利;反之,离淘宝村挂牌地越远的居民无法清楚地获知淘宝村信息,故该地区居民的创业概率就很低。因此,淘宝村的就业创造效应能否带动更远地区的就业,主要取决于淘宝村发送信号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又与区域一体化水平密切相关。
第三,区域一体化对于信号发送起到促进作用,从而放大淘宝村创造就业的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城乡协调发展[18]、降低城乡收入差距[19-20],从而将外部成本内部化,降低物流成本、缩小信息传达距离,最终促进要素快速集聚并实现区域经济增长。从淘宝村的角度看,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改善交通条件、便捷人员流动等方式来实现淘宝村信息的顺畅流通。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2点:一是淘宝村信息从淘宝村挂牌地向更远的非淘宝村地区传递的成本降低了;二是淘宝村引致创业所需的创业启动成本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缩小了。故一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水平的提高,能够让淘宝村信息传达更远,从而带动更远地区的就业活动。
基于以上框架,建立模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