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炉艺术的巅峰

宣德炉开一代铜器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铜合金技术推升至极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历史意义影响深远。其文化艺术魅力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商贾庶民，无不被宣德铜器之魅力所折服。

中国是一个很重视佛教的国家，宗教活动不仅仅是民间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皇家统治国家或者安定民心的利器。皇家对于宗教会更注重仪式感和权威性，更严格地遵守和对待宗教的一些规章制度，皇家使用的佛教法器、礼器也自然有了更尊崇的地位——宣德炉就是典型代表。

宣德炉的特殊来历

明清时期的铜器，跟此前的铜器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开始使用黄铜。有别于青铜，用黄铜铸造器物从明宣德开始，在此前的几千年里，中国的鼎器多以青铜铸造，少有用有如此黄金般光泽铜料所制者。

公元1428年，初登皇位仅三年的朱瞻基承袭先祖之荫，永宣盛世已初露锋芒，其时国泰民安，万朝来拜，一派繁荣景象。这一年，暹罗国进奉的3.9万斤“风磨铜”触动了皇帝改善郊坛、太庙及内廷之鼎彝陈设的想法。于是，一道圣旨传至工部和礼部，用此铜制作一批用于供奉的铜器。

在皇帝的授意下，两部官员翻查史籍记载、研究宫中所藏，最后选定出29种典雅样式，并由皇帝亲自审定了117种图谱，包括鼎、炉、鹤、鬲、簋等器物。最后，在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等人的督办下，一批精美绝伦的鼎彝被制作完成，有记载称，其时所造宣德炉不过3000件。学者常华安认为，宣德炉是明朝铜器的代表作，是明代技术与智慧的结晶，但经历了两次历史浩劫后，现存的数量已千不存一。

由皇帝亲自督促，并采用“进口”风磨铜铸造的宣德炉甫一出世就成为铜香炉制作的巅峰。整个制作过程，包括炼铜、造型必须自《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及内府密藏的数百件宋元名窑中，精选出符合适用对象、款制大雅的形制，将之绘成图样，呈给皇上亲览，并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经过筛选确定后，再铸成实物样品让宣宗过目，满意后方准开铸。

根据著名青铜器鉴定家贾文忠的《话说“宣德炉”》，宣炉的形制多为敞口、方唇或圆唇，矮颈，扁鼓腹，三钝锥形实足或分裆空足，口沿上置耳或腹部置耳，铭文年款多于炉外底，与宣德瓷器款近似。取上等材质、以失蜡法铸造的它外表光滑细腻、内蕴奇光，如女子鲜嫩的肌肤。宣德炉色皮的种类大约有30种，仅斑色就有仿宋烧斑色、仿古青绿色、朱砂斑等；皮色更是丰富，呈枣红色、猪肝色、甘蔗红、海棠红、桑椹色等多种。

宣德铜器铜质精良、精细，在暗淡处能发现奇异的光泽，明景泰兵部尚书于谦评价宣德铜器之美：“色似黄金，音如钟磬”，明嘉靖著名书法大家、文史学家南京应天府通判祝允明叹宣德铜器：“当与商彝周鼎共宝、金玉同价，金玉恒有而宣铜彝器传世颇稀。”

宣德炉的出世背景

明朝建立之初，庶事草创，宫廷中所用的礼器要么铸造不精，要么付之阙如。嗣后又发生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定都北京，北京宫廷中所用礼器也是粗率的，或者沿用元朝器皿。及至朱棣的长孙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明朝已经建立了60年，天下太平，海内富足，明宣宗于是在宣德三年（1428）下令工部铸造宫廷和宗庙所用的各种鼎彝。

当时负责铸造的是工部尚书吴中，太监吴诚监督。先由礼部参考了宋代的《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图书，又根据宫中所藏的柴、汝、官、哥、钧、定各窑的瓷器，绘制成器物图，加上所用工料的预算，进呈皇帝批阅。经批准后，雇用工匠，一次性铸造了大批鼎彝，除了皇宫的各宫各殿、各部衙门配置了符合礼制的鼎彝外，还赐给各名山寺院，这批选料精、铸工精的鼎彝——“宣德炉”就成了天下名器。

由于宣德炉用于皇家，人们极难得到，所以仿制宣德炉就能获得厚利。到嘉靖、万历年间，铸有“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的“宣德炉”随处可见，有的仿制得比较精良，有的则粗制滥造，仿制之风延续到当今社会，以至于为鉴定宣德炉的真伪成了极大的麻烦。

宣德皇帝曾经觉得制造宣德炉的用度略显铺张，打算重新考量宣德炉所需用度。当他览阅大臣们呈报的用料单时大吃一惊，原来用料单开列着暹罗国进贡的洋铜39600斛，赤金800两，白银2600两，倭国白水铅17000斛，倭国黑水铅8000斛，其他所用的各种矿石也多得惊人。

宣德皇帝于是下令再度核算，至少得减去二成。吴中和吴诚接到圣谕后立即着手裁减，重新造出清单，并对所有开列的用料逐一作说明，如“三佛齐国紫石原册三百斛，裁减六十斛，实该二百四十斛，此石作鼎彝点染紫葡萄斑色用”。新造的清单经皇帝批准后，于宣德三年五月初一日开始领料，做铸造的准备工作，六月十五日开工，十一月完工，共造3365个大小不同、形制有异的鼎彝并造册进献。

宣德五年，这批宣德炉制作完成之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由域外精铜制成的香炉，入藏皇家贵族的消息，在宣德五年传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令当时的富商、官宦对其垂涎不已。于是，曾经在宫廷中主管“司铸之事”的部分官员，走出皇宫召集原来的铸炉工匠，依照宣德炉的图纸和工艺程序仿造。随后，宣德炉“走入”了寻常人家，成为文人墨客的新宠。

自此以后，制作宣德炉之风绵延数百年，历代工匠制作香炉均以宣德炉为范本，并不以本年书款，却在炉底留下“宣德年制”的款识。于是，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便出现了各朝各代所制的宣德炉，也使得鉴别宣德炉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中的“悬案”之一。基于以上原因，有一个问题很值得今人思考——究竟怎样材质和形制才算是“真正的”宣德炉。

宣德炉的鉴赏与收藏

严格来说，“宣德炉”应当指的是——在宣德三年到五年，由宫廷采用进口风磨铜所制的那三千余件，后世制品应当一律归为赝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转变，我们并不能否认后代假托“宣德”之名所作香炉，也具有相应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依部分学者所见，“宣德炉”这一概念，应当在时间上和标准上予以适当外延，使其成为书款“宣德年制”铜香炉的总称，可泛指和宣款炉形制相近，但不带款或带有其他款的铜炉，并在此基础上，对各代所制宣德炉予以考证鉴别，不使其担负“赝品”的恶名。

总之，三千多件鼎炉彝器形制繁复、色泽多种、图案有异，实在难以说得清楚。这一批鼎彝铸成后，吴中和吴诚等人都得到宣德皇帝的嘉奖，同时，宣德皇帝还要求他们利用剩余的材料加铸簋、壶、尊、俎、豆等器皿。

宣德炉投入使用后，马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据说第一批仿制品出现于宣德五年，仿制者为曾经参与宣德炉铸造的吴邦佐。有人说他窃取了剩余的材料进行仿制，可是皇宫的东西是不易窃取的（王朝灭亡时是例外）；再者，窃取的材料岂敢堂而皇之地落上名款。也有人说他网罗了那批工匠，用一般的铜材进行多次纯炼后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不过，这批仿制品都铸有“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吴邦佐造”或“工部员外臣李澄德监造”的楷书款，仿制得比较精良。

其后，不管掌握宣德炉铸造技术的，或仅知一般的铜器铸造技术的，都在仿制，而且仿制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形成了仿制的派别。北京的仿制品为北铸，河南的仿制品称为南铸，苏州仿制的即为苏铸。明朝灭亡时，不仅在南京各衙门的鼎彝宝器被窃，在北京故宫中的许多皇家器具也大量被盗。由于真的宣德炉也流传到了民间，既促使收藏家产生以重金求购的欲望，更为造伪者大开方便之门，于是鱼龙混杂，更加真假难辨了。

1979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中陈列着一件宣德炉，侈口，小圆唇，扁鼓腹，桥耳，三个锥形足，器表通体鎏金，贴有大小不等的赤金片。从三个锥足的根部可以见到炉本身的铜质所呈的金光色，炉的外底正中有1.9×2.5厘米的、扁方的、阳文“大明宣德年制”楷书款。

根据这些特征，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现存宣德炉中比较好的一个，甚至可以认为是明朝宫廷中流传出来的，也有专家认为，此件宣德炉不过是仿制得比较好，离“真正的宣德炉”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至于是否有“真正的宣德炉”存世，有专家认为，现存的宣德炉中没有一件是宣德三年工部所造的；当然，也有专家认为“至今已经不存在宣德三年所造鼎炉”的观点有失偏颇，“无法辨别真假”的观点也是一种无知。

有观点认为，当时所造的3365个鼎炉不可能一件也不存在，只要我们按照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所编的《宣德鼎彝谱》去认真查找，不仅北京故宫就可能有，台湾故宫也可能有，明十三陵更可能有。笔者就在青海省的瞿昙寺见过圆形鼎状大香炉，就是宣德皇帝赐予的，器表“商金”（即包金），或有斑驳，但至今仍然通体黄亮，可以从斑驳处看到炉体的铜质呈金黄色。

当前市面上各种宣德炉的价位从六七位数字到三四位数字都有，但是其中高级的赝品即使专家都分不清真假，只能从成色上判断价位。当然，成色好的宣德炉确实是价值不菲，年份、质料、款识、皮色好的宣德炉深受藏家的喜欢，在拍卖会上常常会引发各路藏家的激烈竞争。

宣炉可赏可玩，兼具赏供两义，期待宣炉文化在大家的努力发展和推广下，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