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研究

[摘要]产业数字化能够凭借数字技术重新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引领产业协同发展和供需精准对接，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助力。基于我国2013—2022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且能够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偏高省份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省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赋能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能够为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产业数字化；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国际双循环；数字经济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1]。自2020年党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后，我国始终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协同发力，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的联动效应[2]。值此背景下，我国双循环发展水平得以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也取得一定进展。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国内循环来看，2023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111.4%；从国际循环来看，我国货物出口同比增长0.6%，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与2022年相比增长2.8%1。从长远来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更好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增强经济发展韧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助力。

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产业数字化已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产业经济结构、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力量[3]。具体而言，产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产业供给质量，促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助推传统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助力[4]。同时，产业数字化可凭借技术支持、数据资源及物质基础，在数字技术助力下加强产业供需对接[5]，促使国内外经济循环发展，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那么，产业数字化通过何种渠道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具有怎样的异质性影响？上述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关于产业数字化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关文献主要集聚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产业数字化的影响效应。樊辉[6]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3—2021年数据为样本，得出产业数字化对外贸出口水平有负向影响。丛屹等[7]研究得出产业数字化对劳动报酬占比呈现显著负向影响，且存在行业和地区异质性。王桂军等[8]经实证检验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研发资金供给效率和使用效率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周夏伟等[9]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和速度提升。宋清华等[10]研究得出，产业数字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因素。张辉等[11]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正向赋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赵红军等[12]经过实证检验得出，中欧班列开行对国际循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国内贸易流通的整体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胡汉辉等[13]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进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赵崤含等[14]研究发现，跨境电商能够通过疏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第三，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关系。王冬彧等[15]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视角探究数字经济赋能双循环的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内循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外循环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武晓婷等[16]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产业间循环，其次是产业内循环，而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观察上述文献不难发现，有关产业数字化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大多对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循环或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展开探讨。为进一步丰富既有研究成果，本文以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为研究样本，剖析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渠道及空间溢出效应展开探讨，夯实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基础。

二、 理论假设分析

1. 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下，产业数字化有助于传统产业发挥专业化分工以及产业协同效应，降低创新和交易成本，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在推动数字产业内部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的同时，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可持续提升传统产业各环节的信息化水平，摆脱制约经济发展的“信息枷锁”，转变传统产业形态，补齐经济发展“信息短板”，打通供给-需求的动态经济循环网络，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另一方面，伴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产业数字化的加快推进能够加强社会网络连接，简化交易机制，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降低市场交易的时间成本，提高社会资源流转效率[17]。这有助于为国际贸易往来提供便捷交易渠道，促使出口结构得以调整，推动全球分工地位攀升和产业链贸易形态不断优化，畅通国内外循环，构筑“内外兼修”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此外，在数字技术加持下，产业数字化发展有利于释放数字技术价值，改进生产经营流程，助力产业跨界融合，提升产业关联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和能动性，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产业数字化能够正向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2. 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影响的中介机制

资源要素是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具有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提高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乘数效应。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5G基站、数据要素流通平台、数据交易场所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有助于扩大资源要素市场规模、最大限度激活要素资源潜能、平衡好资源要素安全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而优化资源配置 [18]。同时，在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能够借助数字产业集聚优势共享资源、提高效率，为集群内外企业创造产业联动效应，实现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大幅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水平。进一步地，资源要素配置水平提升有助于增加差异化产品类型，优化消费品供给结构，满足国内国际消费升级需求，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不仅如此，要素配置效率水平提升有助于突破国内外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和卡点，拓宽经贸合作渠道，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保障。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产业数字化能够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赋能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 模型设定

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国内国际双循环（[Didc]）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本质即将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连接，形成相对应的对接机制和匹配结构，从而提高各经济部门供需匹配效率及水平。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效率和速度。秉承这一理念，参考李惠娟等[19]的研究，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度量国内国际双循环。其中，全要素生产率以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平减后的实际GDP为产出指标。将城镇从业人员总数设为劳动力投入指标，固定资产资本存量为资本投入指标。资本存量采用永续存盘法估算，资产折旧率设定为9.6%。

（2）解释变量：产业数字化（[Indi]）

产业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与产业主体相融合，推动产业体系内部各子系统在要素流通、结构形成、功能实现等方面资源使用效率得到提升，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20]。基于此，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原则，立足产业数字化内涵，借鉴已有研究[21-23]，本文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方面构建产业数字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在此基础上，借助熵值法测算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

（3）中介变量：资源配置效率（[Aef]）

按照学术界通常做法，资源配置效率通常以要素配置效率衡量，故本文以要素配置效率替代资源配置效率展开实证分析。借鉴黄永春等[24]的研究成果，将要素配置效率分为劳动、资本、信息和数据四个维度生产要素，通过各地区要素市场发育得分与样本中最高要素市场发育得分之间的相对差距来衡量。

（4）控制变量

价值增链（[Mav]），借助制造业增加值与GDP之比衡量。中间品进口占比（[Imp]），以行业中间品进口与行业总进口之比衡量。国有化程度（[State]），用国有单位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基础设施（[Infra]），借助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表征。外商直接投资（[Fdi]），采取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与GDP之比表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2.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原则，以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剔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相关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对外贸易数据库、《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3—2022）》《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源自UNESCO数据库、UNCTAD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WIOD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为消除数据异方差影响，对除比率形式的变量和虚拟变量外的其他变量作对数转换处理。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取插值法进行补齐。

3. 模型构建

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检验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作用关系，具体公式如下：

[Didci，t=α0+α1Indii，t+αcXi，t+μi+δt+εi，t] （1）

上式中，[Didci，t]和[Indii，t]分别为[i]省份在[t]时期国内国际双循环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Xi，t]表征一系列控制变量；[μi]、[δt]和[εi，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

进一步地，探讨资源要素配置在产业数字化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孟凡生和赵艳[25]、Hansen[26]的研究，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Aefi，t=β0+β1Indii，t+βcXi，t+μi+δt+εi，t]  （2）

[Didci，t=γ0+γ1Indii，t+γ2Aefi，t+γcXi，t+μi+δt+εi，t]  （3）

其中，[Aefi，t]指代[i]省份在[t]时期资源要素配置水平，剩余变量与公式（1）一致。

最后，本文参考孟凡生和崔静文[27]的做法，构建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检验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并在公式（1）的基础上引入空间交互项，使其拓展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二者的空间溢出效应，公式如下：

[Didci，t=α0+τDidci，t-1+ρWDidci，t+φ1WDidci，t+α1Indii，t+φcWXi，t+αcXi，t+μi+δt+εi，t] （4）

公式（4）中，[τ]、[ρ]和[W]依次为动态滞后项系数、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权重矩阵；其余变量与前文一致。

四、 实证分析

1. 基准回归检验分析

产业数字化影响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前提下，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估计结果；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但并未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估计结果；列（3）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根据列（1）至列（3）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核心解释变量产业数字化系数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正相关关系，即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正向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由此，假设1得证。可能原因在于，在数字技术助力下，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能够实现生产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提高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从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与此同时，产业数字化能够加快各产业头部企业数字化创新能力建设，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提高国际循环水平。

2. 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分析

基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进一步针对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驱动效应展开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列（1）为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使用主层次分析法重新测算产业数字化。可以看出，产业数字化系数值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相符，表明产业数字化确实能够正向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基准回归结论稳健性良好。列（2）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估计结果。具言之，使用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参与度测算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根据结果可知，在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后，产业数字化仍可显著正向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再一次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为规避因遗漏变量导致结果偏误问题，滞后一期控制变量后，替换原控制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列3所示。根据列（3）结果，可知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仍具有正相关关系，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