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对中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加强国际经济联系、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基于2001—2021年中国25个省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面板数据，利用Matlab采用面板平滑转化回归模型，研究以R&D研发经费投入、R&D研发人员投入为转换变量的FDI水平溢出效应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1）FDI水平技术溢出与该行业技术进步呈非线性关系，且线性关系有明显的区域差异；（2）从全国的层面来看，FDI水平技术溢出对该行业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但研发人员投入超过门槛值后，FDI水平技术溢出对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起到阻碍作用；（3）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FDI水平技术溢出对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研发经费投入与研发人员投入超过各自的门槛值后，FDI水平技术溢出对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起到阻碍作用；中、西部地区FDI水平技术溢出与该行业技术进步呈线性关系。（4）东部地区FDI水平技术溢出的增加，会带来该行业技术进步途径的转变，即由依赖技术溢出转向自主研发。

[关键词]FDI水平溢出；面板平滑转化回归模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技术进步；吸收能力

一、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由2012年的1133亿美元升至2021年的1735亿美元，年均增长4.8%，自2020年起稳居世界第二位1。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流入会给东道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按溢出方向分为水平、垂直溢出两类。对于垂直溢出效应，我国学者基本达成了垂直溢出效应呈正向的一致观点，但是对于水平溢出效应是正向、负向或是不显著则存在较大的分歧。

我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吸引FDI方面贡献突出。从实际利用FDI金额来看，2001—2021年累计外资利用额108165.31亿元，占制造业整体外资利用额的20.67%，稳居制造业下设21个细分行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的首位2。同时，该行业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该行业产品更新换代快，是否存在技术进步与创新被行业内所有企业所关注。

一国的科技进步主要有两种途径：自主研发和FDI技术溢出的吸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不断进行相关的实践，“以市场换技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3。此后，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缓解资金短缺的同时依赖其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本国科技进步，但该方法取得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中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技术对外依存度在2004年之前一直在40%以上，个别年份在80%～90%，行业技术进步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一直到2008年该行业的技术对外依存度逐渐降到30%以下。国家商务部在《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1。2006年我国提出了科技兴国战略与自主创新战略2。于国才认为，此后中国的技术进步开始由依赖国外技术溢出转变为自主创新[1]。因此，研究FDI水平溢出是否推动该行业的技术进步，该行业如何利用FDI水平溢出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FDI水平技术溢出能否带来该行业技术进步途径的转变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文献综述

根据FDI溢出研究领域最著名的两位学者Blomström和Kokko[2]的定义，“FDI溢出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全部收益的一种经济外部效应”。FDI溢出分为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自从FDI的溢出效应被验证存在后，大量关于FDI溢出效应的文献被发表，且研究垂直溢出的文献数量明显多于水平溢出，目前学者一致认为垂直溢出的方向为正向的，但对于水平技术溢出的溢出方向始终未达成一致观点。范黎波和吴易明[3]利用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FDI的水平、垂直技术溢出进行实证检验，得出FDI水平溢出为负向的结论。毕克新和杨朝均[4]采用23个工业行业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FDI水平溢出效应对降低碳排放强度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赵珂[5]采用我国3年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制造业FDI技术溢出与企业进入退出行业的关系，得出FDI水平溢出显著为负，其会降低东道国的企业进入率。岳欣[6]以我国15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90万个企业为样本，得到上游供应商对本土企业存在正向的水平溢出效应的结论。陈颂和卢晨[7]利用技术相似度测算了我国23个工业行业的水平技术溢出效应，认为只有在行业内或行业间使用的技术相近、技术层面上联系紧密的情况下，外资的先进技术才能够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不考虑技术相似度时，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本文整合2017年中国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类制造业下设的第39项行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和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类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4两种分类后发现，我国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包含的九个种类中有八个种类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分类之中，分别是：通信设备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第九个种类计算机制造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分类中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下设的小类高度重合，因此本文门槛变量的数据从我国高技术产业数据库中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两个行业中选取。王海燕等[8]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R&D绩效分析时发现，2004年开始，我国在该行业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截至2004年累计投入科技人员21.08万人，占全部工业企业科技人员总数的11.47％，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科技活动及R&D活动的高投入和高产出吸引了更多的投入，各地纷纷加大对其科技投入。朱长征[9]分析陕西省的产业效率时，以该省份的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科技创新平台是陕西省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重要载体，并对提高该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刘灿灿等[10]在评估该行业微观公司并购重组价值时，将该行业的行业特点归纳为受宏观环境影响大，具有技术强、投入高和风险大等，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等。由此可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对技术水平的要求较高。分析该行业的FDI水平溢出是否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1）研究行业，研究FDI水平溢出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现有文献在研究FDI技术溢出时多选取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门类，对行业分类中大类的选择较少。（2）模型创新，利用Matlab进行面板平滑转化回归模型（以下简称“PSTR”）研究FDI水平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现有文献在进行相关内容的非线性检验时多采用Hansen[11]的门槛回归模型（PTR），但该模型的示性函数为离散函数，模型在门槛处的转移较为突兀，Gonzalez等[12]提出一种面板门槛模型改进的PSTR模型，构建包含门槛变量的转换函数，使模型在门槛处实现平滑迁移。（3）时间跨度大：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从2001年开始至2021年结束，总共21年的面板数据，所得结果的说服力较强。

三、 理论分析与作用机制

1. FDI溢出效应产生的理论基础

（1）技术扩散理论

跨国公司在投资目标国家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当本地企业和劳动力与跨国公司合作或竞争时，他们会通过技术转移、技能培训和吸收管理经验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和效率。这种技术扩散可以在投资目标国家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并且可能在跨国公司的其他运营地点产生类似的效应，本文通过下文的实证分析判断计算机行业是否存在此类技术溢出现象。

（2）人力资本理论

当跨国公司在一个国家进行投资时，他们通常会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培训和发展机会，以及与国际业务相关的经验。这些投资可能会吸引本地人才留在国内，或者吸引外国人才前往投资国。这些人才的增加可以促进技术和知识的流动，进而产生溢出效应。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计算机行业时，相关人才也会渐渐流入，极有可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本文拟检验是否存在该现象。

2. FDI水平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

FDI水平技术溢出会在东道国相同行业内产生，亦称行业内技术溢出，主要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人力资源流动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1）竞争效应

随着外资的流入，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会产生竞争，东道国企业为了提升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实力，会将目标转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计算机行业的竞争效应尤为突出，该行业产品更新换代快，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示范效应

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企业自身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借鉴作用，东道国企业通过模仿外资企业对自身的创新能力起到促进作用。随着外资流入，一些较为先进的技术也会流入该行业，但是计算机企业对于自身核心技术的保护一般较强，不会轻易流出，因此该效应的作用效果有待检验。

（3）人力资源流动效应

外资企业为了自身的正常运行会对东道国就业人员进行培训，这些人员流入人才市场后，会有一部分进入东道国企业，将培训所得应用到东道国企业，进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计算机行业就业人员流动性较强，外资流入产生的人力资源流动效应通过人才的流入对计算机行业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四、 变量与数据

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本文参考王慧新和来逢波[13]测算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采用索罗残差法计算中国2001—2021年我国各省份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TFP，将TFP作为衡量该行业技术进步的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缺少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FDI数值，本文参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课题组[14]提出的方法，计算我国各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外商资本与港澳台资本的总和，并以2001年为基期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2001年=100），用该数据衡量FDI水平溢出程度。

3. 控制变量

在阅读大量关于TFP的相关文献后，本文选取市场化水平（market）、产业结构（industry）、人力资本状况（people）、金融发展（finance）、外贸依存度（trade）作为控制变量。

市场化水平（market）。全要素生产率受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影响，本文参考廖丽平和王芳[15]的做法，采用国企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水平。

产业结构（industry）。该指标是衡量积极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反映产业内部各生产要素之间、产业之间的关系，本文参考傅京燕等[16]、何鑫鑫[17]的做法，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探究产业结构对TFP 的影响。

人力资本状况（people）。对于人力资本状况，目前较为权威的是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根据中国的教育制度，本文参考李燕等[18]的做法，小学学制6年，初中、高中和中专学制3年，大专以及本科大部分学制4年，即年限分别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人力资本计算公式如下：

（A1[×]6+A2[×]9+A3[×]12+A4[×]16）/A5

其中，A1=小学学历人数，A2=初中学历人数，A3=高中和中专学历人数，A4=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人数， A5=6岁以上人口总数。

金融发展（finance）。我国各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技术进步离不开资金支持，因此金融发展水平与TFP密切相关，本文借鉴杨灵和程新雨[19]的做法，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

外贸依存度（trade）。外贸依存度是衡量经济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对TFP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借鉴张心悦和闵维方[20]的做法，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计算外贸依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