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

[摘要]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地方政府推进“双碳”目标的重点所在。通过搜集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结合2005—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探讨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直接影响，以及组织冗余和投资效率的在两者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的增加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一方面，企业过多的冗余资源抑制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可以强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的转换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污染属性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中，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证实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驱动效应的存在，以及企业层面异质性因素导致的效应也有所差异。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引导企业积极推进绿色转型，落实“双碳”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参考。

[关键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绿色转型；组织冗余；投资效率

一、 引言

近年来，碳排放导致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威胁。我国适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30/60”目标，强调推动全社会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1。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推动节能减排、能源结构优化的前提下，带动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在新时代，转变发展理念，增强绿色创新，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诉求，是地方政府落实“双碳”目标这项重大政治任务的重要抓手。

企业绿色转型是指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绿色创新为核心，以实现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节能减排的转型过程[1-2]。梳理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因素的文献发现，宏观层面上，围绕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有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学者们发现排污费[3]、政府补贴[4]、税收激励[5]和绿色信贷[6]等规制工具是增强企业绿色创新动力，可以加速企业绿色转型。中观层面上，竞争压力是形成绿色发展理念的驱动力，竞争者压力能够有效促使企业实施绿色环保实践[7]，企业将环保理念融入绿色产品设计，增加企业产品附加值，在行业中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8]。微观层面上，有学者基于高阶理论探索高管团队特征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高管政治关联[9]、CEO学术经历[10]、CEO从军经历[11]以及环保认知[12]对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有积极的影响。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因素可归为环境规制因素、市场竞争因素和企业异质因素等。但企业绿色转型具有强外部性，还需要依靠政府力量予以引导和激励。因此，从政府视角出发研究企业绿色转型动机具有必要性。目前鲜有文献从注意力基础观出发，研究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的配置是否对企业绿色转型有影响。根据注意力基础观的观点，注意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地方政府注意力的配置并非地方政府的随机偏好，而是代表了政府对特定领域的关注程度[13]。现有以注意力基础观作为研究视角的文献中，学者们主要围绕国家环境治理注意力的演化变迁[14]、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注意力的变化规律[15]以及特定区域范围内生态环境注意力与环境绩效表现间的关系[16]等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注意力的分配程度明显增多[14]。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注意力分配会对本地环境质量起到较大改善作用[16]，是降低我国环境污染水平的重要路径[17]。考虑政府的注意力配置是影响政府决策偏向与资源倾斜投放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所辖地企业行为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本研究以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地级市生态环境相关词频刻画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强度指标，考察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转型的影响及其调节效应。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本文通过对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量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强度，以此作为地方政府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意志表现。第二，现有文献未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行为动因，本文则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考察，拓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因素的研究成果。第三，除了探索两者间直接因果关系外，本文还拓展分析了企业绿色转型的情境因素，从调节效应分析，发现组织冗余和投资效率对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企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第四，通过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分析，丰富地方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影响的研究内容，为完善地方环境治理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效应分析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以下3种直接影响效应。

第一，引导效应。地方政府在提高生态环境注意力时，会使企业管理者逐步认识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驱动企业在未来发展上应势而变，顺势而为，由“被动服从”向“主动寻变”的改变，企业会采取有远见的环境转型战略[18]。地方政府对生态环境注意力更多时，企业经营者会积极思考企业的绿色转型。已有研究发现，CEO对环保的关注将坚定企业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在行动上将资源配置到绿色创新中，期望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获得长久的竞争优势[9]。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起到了信号传递作用，发挥引导投资的作用，间接地改变外部投资者对项目成本收益的认知，引导社会资本不断地投入企业，帮助企业加速绿色转型。

第二，激励效应。作为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地方政府注意力代表了地方政府对特定领域的关注程度[13]。政府主观意识上的环境保护注意力对环境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大[16]，原因是当地方政府注意力集中在某类议题时，政府权力和财政配置快速积聚，加速推动相关配套政策进入实施阶段[15]。同样，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方面配置更多注意力时，最直接表现形式是地方政府的环境支出的提高。地方环境支出具有较强的激励导向作用，一方面，激励社会资本和优质人才等向绿色领域流动，另一方面激励企业提高在绿色转型上的主观能动性。补贴和减税是地方政府常见的两种财政引导手段，政府补贴是“有为政府”在直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手段，而减税作为地方政府间接补贴的形式，减税能有效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降低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税后利润，增加企业融资规模，激励企业绿色转型。

第三，迎合效应。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只有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的群体，如股东、员工等，还包括如政府部门、消费者等在内的外部利益相关者[19]。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触发企业生态创新的关键因素[20]。企业绿色转型要满足多方利益相关主体的需要，一是当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投入加强时，需要企业克服发展惯性和原有的路径依赖，实施绿色转型以迎合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要求。二是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会引起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提高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意愿，企业会以这样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出生产经营的绿色化调整，通过为社会供给差异化的绿色产品和服务，获得绿色竞争优势[7]。三是在生态环境治理备受地方政府重视的背景下，企业内部股东会更加支持管理者开展绿色创新活动，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加可持续的绿色效益，打造绿色竞争力。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增加会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2. 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

组织冗余一般是指组织中超出实际运营所必需的那一部分资源，这部分资源是存在于组织内部但尚未被利用的潜在资源[21]。本研究认为若企业具有较高的内部冗余资源，意味着现阶段企业存在着经营效率低下、成本控制能力不强等问题，如果持续当下的经营发展思路不利于响应政府生态环境关注，驱动企业主动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22-23]。企业绿色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企业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和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例如有工艺设备更新、创新人员招聘、绿色营销推广等，因此即便企业有意响应政府的关注，开展绿色转型活动，却难以继续利用原有的冗余资源开展绿色创新。内部存在可利用资源的冗余也并不意味着管理层对绿色创新的偏向，管理层有可能出于对高风险转型的规避，或是优先考虑股东利益，将内部可利用冗余进行多元化投资，以获得高额收益。另外，绿色转型是一项高风险的系统化变革工程，是具有长周期和高投入特征的创新活动，存在收益的滞后性，因此即便有充足的潜在冗余资源，也很难被企业充分利用，用于支持企业的绿色转型[24]。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组织冗余负向调节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企业绿色转型间的关系。

3. 投资效率的调节作用

投资效率反映了企业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对不同资产类型的偏好，体现了企业投资风格[25]。从企业层面来说，资源的投入与配置优化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出水平，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从而有更多的资源进入到技术创新与研发中，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但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存在投资效率普遍不高的问题，表现为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首先，在投资过度的企业中，相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问题更为严重。原因在于国有企业一般需要承担社会公益性投资，这会造成投资过度，因此企业内部分配给绿色转型的资源不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出于迎合投资者关注目的或存在管理层的短视行为，造成企业过分追求短期可见性收益[26]。这导致了投资决策中对固定资产更新、无形资产投资与研发支出考虑不足，牺牲公司的长远利益。其次，企业管理层为避免投资失败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会倾向于选择保守稳健的项目，这会造成投资不足问题。但对企业绿色转型而言，往往需要大量资源的投入，并且失败可能性较高，因此投资不足造成了企业资本注入绿色创新的强度不足，无法支撑企业绿色转型。基于上述分析看，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投资效率正向调节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与企业绿色转型间的关系。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筛选行业大类为制造业的上市企业为样本；（2）剔除[ST]类企业；（3）通过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得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4）剔除因信息披露不全导致相关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5）对所有的连续数值型变量在1%和99%分位点上进行[Winsorize]处理，避免极端值造成估计结果偏差。此外，本研究通过地级市政府官方网站手工收集2005—2020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地方生态环境注意力变量测量的文本材料，借助[Python]中的[Jieba]分词功能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关键词的搜索与配对，从而统计出每个关键词在报告中的出现频率来衡量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强度。依据上市企业办公地址所在城市，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数据进行匹配，研究最终获得16026条样本观测值。

2. 变量测量与定义

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本文选取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代理变量，原因是：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绿色创新水平，绿色创新是引领企业绿色转型的首要驱动力，企业依靠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是其必然选择。绿色专利的数量是对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直观量化。具体操作上绿色专利授权数加1再对数化处理，得到绿色专利总量（[GI]），绿色发明专利（[GI_I]）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GP_U]）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后文也使用离散型的绿色专利总量（[GP]）作为稳健性分析使用。

核心自变量的测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首先从地方政府官方网站上采集全国293个地级市2005—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工对其中200份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报告进行精读，依据文献中的词语分类并结合校内专家意见进行了增删[16]，提取了97个生态环境关键词（表1），将其纳入分词词典。具体操作上，采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生态环境注意力关键词的频数加1后取对数测量（[Lnword]），而频数统计仅关注绝对数量，忽略了文本长度对词频占比的影响。对此，本研究用关键词占全文总词数的比例（[ratio_word]）作为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的相对性指标，作为稳健性分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