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期望流动：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的异化与对策

[摘要]就近城镇化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有效集聚”对于提升经济绩效、增加就业供给、拓展消费空间、促进共同富裕有着重要作用。为了探究生产要素如何“有效集聚”，构建了就近城镇化区域内生产要素“期望集聚”到“非期望流动”的运作机制，通过分析无锡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非期望流动”的城市个案，验证了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异化的原因和发生机理。结果表明：化解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异化的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发挥市场供需共振调节作用，增强市场虹吸效应；二是拓宽政府城镇政策开放程度，畅通高效物流体系；三是激励企业转型升级生产要素，催生新的消费模式；四是提升生产要素集聚的创岗效应，增加有效就业供给；五是夯实共同富裕的公正分配机制，满足人民民生需求。

[关键词]非期望流动；就近城镇化；期望集聚；要素集聚；共同富裕

作为经济学经常使用的高频“热词”，生产要素的集聚与分流构成了就近城镇化的基本经济活动。就近城镇化中劳动、管理、技术、资本、数据等生产要素集聚的多寡，以及在一个地区的科技领域、生产领域、金融领域、生物医药领域、教育文化领域、交通领域等分域的配置情状，不仅会影响该地区城镇化建设中经济总量的“存量发展”，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规模上，也会影响该地区城镇化建设经济总量的“增量发展”，体现在经济发展的质效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从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意志所推动的“城乡要素流动”，其政策目标是寻求“生产要素有效集聚”，从而助力城乡经济有序发展并非生产要素在特定生产区域内的“净流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出现各类“市场风险”，导致生产要素由“期望集聚”的“热流动”转向“非期望流动”的“净流出”，影响特定就近城镇化区域内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由此，理论界也对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的可行性和异化性问题展开了多角度探讨，期望通过经济调控、税收调节、金融支持、环保措施、改善营商环境等方面政策来推动生产要素发生“期望集聚”的“热流动”，实现就近城镇化中产业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然而，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非期望集聚”的异化现象时常发生，导致生产体系萎缩，影响了就近城镇化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选取城市个案，研究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异化的市场选择问题，分析生产要素在就近城镇化区域内“非期望流动”的运行机理，对于推动就近城镇化区域内生产要素有效集聚、实现产业兴旺、增强民生就业有着重要意义。

一、 期望集聚：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热流动”的政策理性

从就近城镇化发展的角度看，一定时期内生产要素基于“资本要素”逐利的需求，合法且有序集聚在一个地区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整合土地、技术、管理、劳动等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搭建生产空间，构建现代生产体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促进商品的生产、运输、流通和交换[2]。就近城镇化中，除土地要素外，资本、劳动、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地区公共政策驱动下实现“集聚多分流少”，就构成了该地区城镇化生产要素所“期望集聚”下的生产要素“净流入”，而这种生产要素“净流入”也被称作生产要素的“热流动”，它有利于该地区经济的稳定且可持续增长。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形成政策调控所期望的“热流动”，主要具有以下作用：

1. 生产要素科学配置提升经济绩效

就近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地区就地取材地通过建筑高楼大厦和开设工厂来“塑形城市”，而应深入研究就近城镇化背后技术、资本、劳动、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如何在政策驱动下实现“要素集聚”“科学配置”和获取“经济绩效”。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政府调控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就近城镇化生产要素有序集聚的作用日益明显，并在该地区以外的城市竞争中呈现出“配置效用差异化”的特征[3]。部分学者以经济增长理论的Malmquist指数和Prodest生产函数法为模型，用国家统计局数据作面板，对1998—2015年中国285个主要城市的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动态演变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状态，且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要素配置效率要明显高于成渝城市群[4]。另有学者从宏观（经济区）、中观（城市群）和微观（行政等级）等尺度上构建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洛伦兹曲线，进一步表明政府政策驱动生产要素集聚和科学配置方面的经济效用[5]。因此，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形成政策调控所期望的“热流动”，能够进一步推进产业经济发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要素科学配置的经济绩效，实现就近城镇化有序发展。

2. 生产要素有效集聚增加就业供给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金融支持、税收调节、经济调控等各种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期望吸引各类生产要素有效集聚到城市周边，搭建工厂，畅通物流，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资金链高效对接，有效构造现代产业体系，从而为新型城镇化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6]。以就近城镇化中农民进城为例，农民工身份转化为市民身份，需要解决城市体面工作问题，而政府在推动就近城镇化中又通过生产要素有效集聚搭建生产体系来吸纳农民工就业，并通过教育培训、信息咨询、就业服务等扶持政策，满足农民工就业需求，增强农民工生计的恢复力[7]。生产要素向就近城镇化区域集聚，除了吸纳农民工就地“入厂”“打工”“上楼”，还进一步为其他社会群体提供了多元化就业岗位，进而需要技术、管理、科研、市场营销、法务、大数据等各领域的人才，使得政策主导的生产要素有效集聚所产生的“就业供给”效应凸显，有利于拓展城市空间发展、人口集聚和产业转型升级[8]。

3. 生产要素有序组合拓展消费空间

就近城镇化中政策驱动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不仅搭建了城市发展的生产空间，还拓展了居民消费空间。生产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资本、技术、劳动、土地、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消费”的过程，在创造新的产品和有形建筑的同时，也生产出了“更大的消费空间”，包括住房、教育、医疗、文旅等各领域的消费需求。生产即是消费，消费即是生产。马克思指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9]就近城镇化，以房地产领域为例，房地产有序整合了多种生产要素，集聚起来的生产要素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居住空间，不同的高楼大厦、小区、商场为消费者不断制造新鲜感，也由此吸引更多人生活在城市，而这些人群的各类需求又共同形塑了更宽广的“消费空间”，拉动了城镇经济发展[10]。从“供需平衡”视角看，地方政府推进就近城镇化，以政策驱动生产要素向城镇有序集聚和合理组合，所期望的目标在于改善产业布局，推动市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拓展城镇消费空间，培育市场需求侧的有效需求，实现生产和消费的有效平衡，助力就近城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11]。

4. 生产要素公正分利促进共同富裕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集聚本质上是为了“要素增值”或“要素收益”，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禀赋、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分配构成了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经济活动[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这“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1。我国就近城镇化政策驱使生产要素集聚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生产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实现合理的“按要素产值公正分配利益”，防止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裹挟权力”，避免资本逐利过多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和“极化效应”，从而提升“共同富裕”的可及性和可实践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3]。由此，生产要素参与就近城镇化的生产过程，既要“按生产要素产值”参与利益增值分配，也要重视“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中的“劳动价值”，进一步吸纳城市边缘群体的合法利益，并扩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实现[14]。

二、 非期望流动：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异化的市场选择

生产要素朝着政策预期的方向“有效集聚”是就近城镇化经济发展的理想类型。然而，受制于城镇开放程度、交通物流状况、市场红利减弱、生产要素升级乏力等“非主观因素”的影响，生产要素也会在就近城镇化区域发生“集聚异化”，即生产要素基于“市场选择”或“利益理性”而发生政策所非期望的“要素外流”。就近城镇化中资本、劳动、技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在一个地区公共政策驱动下实现“集聚少分流多”的“集聚异化”现象，其原因具有多样性。

1. 城镇区域闭塞：政策开放度低，市场流动变弱

城镇区域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生产要素能否实现向就近城镇化区域的“期望集聚”。传统经济理念认为，市场调节越活跃生产要素越流动，市场经济越强劲城镇区域越开放[15]。然而，决定城镇区域开放程度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市场调节”，而是政府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包括法律规约、市场准入制度、银行利率政策、价格监控等，并且，政府调控的政策越“封闭”，越容易导致政府干预经济不当的“负效应”，如城镇区域居民“本土意识强化”带来的排外性，市场经济伦理发展缓慢等[16]。以银行贷款政策为例，地方政府调控银行贷款在生产领域的流向，可以约束或引导生产要素向特定领域“流入”和“流出”，而这种引导或约束如果背离了市场对经济调节的“正向作用”，那就会导致城镇区域的开放程度变低，市场流动变弱[17]。类似的生产许可、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方面政策设计的“不合理”，背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合理性”，也会导致城镇区域的开放程度降低，使区域更加闭塞。

2. 要素升级乏力：科创投入不均衡，结构性矛盾突出

就近城镇化本质目标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生产要素通过转型升级或优化组合来解决市场规模扩张诱发的生产相对过剩问题，摆脱生产要素隐没成本显性化带来的生产成本困境，从而实现经济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的高质量发展[18]。从“投入-产出”成本理论看，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的“期望集聚”建立在生产要素能够实现“要素升级”和“要素优化”带来的“要素收益”基础之上，而“要素升级”出现乏力状况，则说明“低级生产要素”向“高级生产要素”晋级的“科创投入显性不足”。以我国半导体产业的R&D投入为例，半导体上市企业创新能力与其对半导体R&D投入成正比，政府扶持和企业投入资金越多，考核管理越科学，股权分配越合理，科技创新成效越突出，生产要素升级的韧性越强[19]。由于地方财政资金有限，若科创投入在“半导体”领域多，则在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云计算等其他领域就会减少，使得产业领域出现生产要素组合的结构性矛盾，以致探索“学科+产业+人才+研发”的创新模式“存有不足”，无法进一步有效集聚和组合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20]。

3. 交通物流受阻：短期内流动弱，生产要素外溢

现代交通物流产业的发展对于就近城镇化强化生产要素集聚和提升经济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1]。在全球化和我国经济“双循环”背景下，交通物流发展对于就近城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正面”导向作用，它可以盘活就近城镇化区域生产系统的“要素存量”，带来生产系统空间集聚的“要素流量”，增强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性，降低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的多元风险，促进就近城镇化区域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供需链、物流链、空间链达到“链链相联”“环环相扣”的效果，实现要素收益分配、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质量升级[22]。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交通物流是生产和消费始终无法避开的环节，即便是数据生产要素的集聚也需要一定的交通物流作为支撑，如网购消费等。

4. 市场红利减弱：利益增值短缺，集聚动能不足

利益增值是资本驱动技术、劳动、管理、信息、数据、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有效集聚和优化组合的根本动力。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向就近城镇化区域的特定生产领域期望集聚，其本质目的是通过搭建生产体系和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商品来获取市场红利。我国改革开放初中期的“三来一补”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的粗放型经济，赚足了劳动力廉价的人口红利和市场规模庞大的市场红利[23]。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软着陆”迫切需要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由粗放型到集约型再到高精尖型的发展，而部分行业领域产能过剩和市场红利减弱，如多晶硅、钢铁、玻璃、印染等，原有的生产要素组合已经出现利益增值短缺的问题，期望要素集聚的动能不足，生产要素开始分流，并向就近城镇化区域其他产业流入或直接流出该城镇区域。

从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博弈的角度看，生产要素在就近城镇化区域内由期望集聚到非期望流动的运作机制，可通过图1来作分析和说明。从理论上看，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在政府调控下由“期望集聚”转向“非期望流动”，主要原因包括城镇区域闭塞、要素升级乏力、交通物流受阻、市场红利减弱等多个层面。从实践上看，生产要素在政策驱动下的“期望集聚”会受到市场调节的多元影响，而这个过程中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耦合作用，又会演化出多种风险变量，导致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发生“非期望流动”。因此，就近城镇化中生产要素集聚的异化，是生产要素受政策驱使在就近城镇化区域“期望集聚”的异化，囿于政府政策科学性、城镇开放程度、营商环境、要素升级、市场活跃性等各方面因素的错综作用，生产要素并未朝着“政策期望集聚”的方向发展，反而，从就近城镇化区域不断流出，影响了区域空间的生产可持续性，弱化了城镇市场经济景气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