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

[摘要]在数字经济和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如何缓解企业代理冲突、推动企业承担环保和社会责任是实现企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关键，而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上述过程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的相互关系显得愈发重要。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利用olog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机制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企业ESG表现，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在高新技术企业、低污染行业、高数字金融地区及低污染地区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ESG表现驱动机制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提升ESG提供了实证支持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信息透明度；全要素生产率

一、 引言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1明确指出，我国要加快构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积极推进企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驱动企业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并提升企业竞争力、创新力以及风险预测能力。随着以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为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字化转型已成大势所趋。企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的数字管理系统能为企业创造基础技术与信息资源的价值，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进而改善企业业务流程与商业模式，提高企业自身的发展优势[1]。一方面，将数字技术同生产和管理过程深度融合，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合理分配资源，提高了生产和决策效率并降低了运营成本[2]；另一方面，大数据信息平台的构建和应用保证了信息的真实完整与及时性，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有效避免了企业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进一步促使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可持续性发展[3]。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数字化转型也对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可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可持续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增强企业ESG实践进而提升ESG表现。ESG理念是关注企业在环境E（Environmental）、社会S（Social）、治理G（Governance）三方面的非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外部投资者通过观测企业ESG绩效，评估其投资风险、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贡献[4]。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管理系统和数字化平台技术的升级使用，将有效提高企业财务信息透明度，为利益相关者了解公司和投资公司提供了很好的宣传平台和监督平台，而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加强社会环保、履行社会责任和完善内部治理的动机和可能；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在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同时，也通过信息化平台加快了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了管理效率，最终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完善了符合利益相关者偏好的环保、责任和治理表现。尽管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2021年度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情况报告》显示1，截至2022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共有1366家，占比29.42%，比上年增加了2.52%。总体来说，发布ESG报告的企业数量偏低，披露规范性还有待提高，企业ESG表现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此，本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并探究其影响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现有关于企业ESG表现的研究主要强调其财务和市场绩效，缺乏对其驱动机制的研究，本文基于现有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的影响和驱动机制，丰富现有企业ESG表现的研究内容，拓宽数字经济大背景下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研究视角；第二，本文从信息透明度、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机制路径，以及从企业不同的技术属性、行业敏感属性、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和地区污染程度等维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系统而深入地揭示了两者存在的理论逻辑和内外部影响，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经济效应，提升了企业ESG表现与实践。

二、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 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正在赋能传统企业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实现长期发展的必然选项，而企业数字化信息整合与共享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有效的企业内外信息沟通的桥梁，为企业长期发展、承担社会责任、引进内外部监督机制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手段[5]。同时，数字技术通过数据资源整合与业务流程的改善，实现了供应链上下游、内外部的信息沟通和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为企业实施ESG实践提供了基本的业务条件和资源保障。

根据已有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首先，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数量[6]，尤其是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了污染治理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达到了降本增效目的，进而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治理环境的自主意识[7]。此外，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资源的精准计算，合理控制从采购到生产销售过程所需资源，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并通过追踪碳排放量，评估企业实现“双碳”过程中的绿色效益，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8]。其次，数字技术构建的全面信息管理系统和内外部环境信息平台，在提高企业内部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内外部环境信息整合程度和开放程度，为企业提高环境保护程度和顺应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环境需求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和技术支撑。

数字化转型通过构建数字管理系统打破了内外部信息壁垒，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和资源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了社会责任的承诺和践行。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提高了经营管理和资源使用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信息成本，由于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企业更容易受制于外部监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的约束和监管，进而降低企业内部代理问题和徇私行为，这将促使股东和高管更加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传统经营模式由于信息壁垒的存在，利益相关者无法获得企业内部信息且外部信息获取渠道单一，使投资者缺乏对投资企业的分析而产生决策失误，抑制了利益相关者的投资与关注。但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信息壁垒，进一步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企业通过信息服务平台向投资者披露企业经营状况和非财务信息，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提高了资金获取和使用效率[9]，使企业能够利用更多的资金承担社会责任，获得更好的社会责任绩效。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加快了内部管理系统和信息平台的构建，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及内部控制质量，缓解了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高管的奖惩机制更加公平合理，激励了控股股东和高管的积极性，进而提高了企业治理水平。其次，数字化转型加快了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解决了资本市场中长尾客户融资难的问题[10]。由于企业经营状况的可视化且外部投资者受到经济效益的牵制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等活动进行监督，倒逼管理人员高效履职以达到保障相关者利益的目的，从而提升了企业治理水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企业ESG表现。

2. 数字化转型、信息透明度与ESG表现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不同的市场主体掌握着差异化信息，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将市场上利用效率低的信息标准化处理，构建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进而提升信息透明度，避免了企业由于信息错配造成的决策失误以及“暗箱操作”带来的风险。从外部关系来看，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加快了供应链上下游厂商信息交换速度，且提高了外部投资者决策效率、精准性和时效性，使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11]，有效降低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和治理成本，从而促使企业为了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提高企业声誉和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进而积极提高ESG表现。从内部治理来看，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信息透明度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内部控制质量和内部人监督效率，抑制了控股股东和高管产生道德风险的几率与逆向选择的行为，且决策者在相机治理机制制衡下，将减少损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促使企业有更好的ESG表现[12]。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促进企业ESG表现。

3. 数字化转型、全要素生产率与ESG表现

数字经济是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内在驱动力[13]，也是企业ESG表现的根本推动力。一方面，数字化转型有效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首先，企业数字化信息技术能够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要素资源进行精准预算，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生产和管理效率最大化，同时，信息技术通过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沟通缓解了决策者认知偏差引起的决策失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问题[14]。其次，企业数字化构建的工业流程、数据平台和生产生态系统通过有效搭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平台，为产品市场消费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需求偏好和监督服务，从而有利于提高生产资料、产品销售和资金资源的有效融通和快速释放。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可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加速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环保水平，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强化绿色环保绩效；同时，各种人、财、物资源的有效融通加速了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潜能，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基础上有能力和意识去进行社会责任的履行。进一步来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迫使控股股东和管理者戒除偷懒行为，更努力地为利益相关者服务，从而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和治理水平[15]。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ST、*ST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得到10782个样本观测值。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缩尾处理。参考吴非等[17]的做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提取关键词汇的总数并取对数处理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ESG数据来自华证数据库，并将评级转化为得分，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ESG表现（ESG）

本文采用2011—2021年华证数据库ESG评级数据，该数据库将评级划分为9个等级，分别为C、CC、CCC、B、BB、BBB、A、AA、AAA，本文将评级转化为对应得分，分别赋值1—9分，得分越高的企业对应ESG表现越好。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TD）

本文采用吴非等[16]的做法，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的“ABCD”技术基础上，扩充了数字化转型词汇库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关键词前 “无”“没”和“不”等否定词的表述，同时剔除非本公司的关键词，基于Python爬取企业年度报告，计算关键词出现的总频数，并对总频数取对数处理。

（3）中介变量：信息透明度（Opaque）、全要素生产率（Tfp）

参照Hutton等[17]的做法，本文采用修正Jones模型，估计可操控总应计利润，采用企业前三期的可操控性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加总度量公司信息透明度Opaque。全要素生产率的估测方法参照鲁晓东等[18]、Levinsohn等[19]的做法，采用LP方法，以中间品投入指标作为代理变量，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

（4）控制变量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负债率（Lev）、存货占比（INV）、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应收账款占比（REC）、托宾Q值（TobinQ）、大股东资金占用（Occupy）、是否亏损（Loss）、现金流比率（Cashflow）、行业（Indu）和年份（Year）作为控制变量。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3. 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以及信息透明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检验，且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有序变量，因此选用ologit回归模型，并对样本数据进行豪斯曼检验，认为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具体模型方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