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摘要]产业数字化凭借广泛融合性与技术创新性优势，成为提振实体经济、塑造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可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且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跨区域回归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东部与中部地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推动作用与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对西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提出打造产业数字化“软环境”、推动价值链延伸，缓解融资约束、防止企业过度金融化，推动数实融合发展，形成区域协同机制的相关政策建议，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产业数字化；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融资约束；空间杜宾模型

一、 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实体经济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构成，既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盘”，也是提升经济竞争优势与稳固国际地位的“压舱石”。然而，受虚拟经济挤压、资源配置错位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脱实向虚”态势。一方面，金融资源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造成资金空转，引致实体经济投资收益降低[1]。另一方面，实体企业脱离主营业务，倾向于依靠金融投资盈利[2]，致使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现象。Wind数据库信息显示，在2010—2020年，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的平均配置规模由1.44万亿元增长到9.77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6.75%2。可以知悉，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势头愈加显著，已成为新发展阶段阻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症结”。为破解这一困境，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3的战略部署，要求着力发挥数字经济动能、赋能实体经济更高质量发展。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业态，可通过赋能供应链与价值链协同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变革生产模式等方式扭转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发展态势，重塑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新动能[3]。为此，深度探讨产业数字化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厘清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对于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 文献评述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多数学者围绕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为本研究提供些许思路启示。万晓琼等[4]基于企业投资决策视角，实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开放视角下国际资本流动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唐晓华等[5]对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关键技术突破与经济“脱虚向实”的关系展开研究，发现关键技术突破可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产生引导作用。陈文川等[6]实证分析官员金融经历与地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关系，指出官员金融经历对地区企业金融化有明显负向影响。另外，部分学者尝试从转化机制层面切入，探讨如何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刘晓欣等[7]强调，实体经济由“脱实向虚”转化为“脱虚向实”的重要机制在于缩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润率差异。梳理上述研究可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利润差异是影响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主要因素；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可从资本视角、智能技术视角与政府视角寻找破困之举。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展开探讨，为本研究夯实了理论基础。刘亦文等[8]指出，数字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数字经济可调节过度投资行为从而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罗茜等[9]发现，数字经济可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显著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王儒奇等[10]提出，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正向与负向双重影响，且正向促进效应比负向抑制效应更显著。另外，数字经济可通过调整实体产业供需结构间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据此可知，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可产生正向推动作用的观点已经得到学界统一认可，为本研究开展提供了一定经验参照。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大部分研究已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具有深度联系，且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影响因素众多。然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有学者聚焦产业数字化，探讨其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直接联系。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直接产物，可基于数字技术的扩散性与网络外部性，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驱动生产、生活与治理方式变革[11]。却鲜有文献对产业数字化的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产业数字化影响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空间层面研究成果相对缺少。鉴于此，本文围绕产业数字化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在实证模型中引入空间因素，构建空间面板模型，深入探析产业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产业数字化概念引入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可明确实体经济发展的定位、思路与主要着力点，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未来发展趋势与实现路径指明方向；第二，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效应，为提升我国实体经济国际地位与竞争力、抢占全球经济发展制高点、政府重塑经济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参考。

三、 产业数字化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设

实体经济意为物质类、精神类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经济活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意为校正实体经济依靠金融投资获利、脱离实体业务的发展模式，可通过加大实体产业发展规模与投资力度、缩小金融投资比例来实现。产业数字化是指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以数据赋能产业链上参与主体数字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产业数字化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上下游主体数字化转型、升级与再造，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新思路[12]。具体来看，产业数字化可通过降本增效与要素协调两个方面，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助力。

1. 产业数字化、降本增效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

在社会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实体经济面临生产成本偏高、利润回报偏低的投入产出失衡。出于节约投资成本、缩短获利时间等原因，部分实体经济脱离实体投资，将投资重点转向虚拟领域，衍生“向虚”态势。对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现实困境，产业数字化可为实体经济提供数字技术支持，助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具体而言，产业数字化通过嵌入数字集成控制系统与服务平台，打造集数据分析、管理流程、系统集成为一体的数字化业务操作场景，提升实体企业生产效率[13]。在此基础上，实体企业运用数据分析资产运营管理现状、比对固定资产使用情况与产生故障频率，有效降低生产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非必要成本消耗，进而提升实体企业经济效率，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产业数字化可通过促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

2. 产业数字化、要素协调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

生产要素在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之间的配置结构性失衡，是引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而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直接产物，可通过缓解要素资源配置、缩小信息鸿沟等方式实现要素协调，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要素支持。第一，产业数字化通过金融要素协调驱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传统金融机构较为关注实体企业实物资产的抵押变现能力，易导致投融资双方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金融资源错配问题。产业数字化平台为实体企业提供信息传输渠道，规范化、透明化披露对应经营与财务信息，有效破解融资供需双方信息误差，助力实体经济获得外源性融资。在合理协调融资约束的基础上，实体企业会降低预防性资金储备动机，将资本用于开发新商业模式与业态，避免金融投资挤占实业发展资源，驱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第二，产业数字化通过创新要素协调赋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将会挤压实体发展空间，在社会环境产生急剧改变时，直接影响实体经济资产价格以及汇率变动。与此同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亦会加剧与实体经济的创新要素抢夺，致使实体经济成本不断增加乃至于后期产生“向虚”现象。产业数字化通过重塑生产组织模式，实现创新主体、环节与要素之间的有效衔接，以此催生出全新业态与模式[16]。进一步地，产业数字化亦可驱动各实体企业实现跨空间互联互通，借助产业虚拟集聚契机促进技术创新与运营管理经验跨区域传播[17]，持续提升实体企业生产规模与产品附加值，促使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产业数字化通过企业要素协调驱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

3. 产业数字化驱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数字化具有强渗透性、广覆盖性、跨空间性特征，可通过灯塔效应，突破空间距离约束对周边地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与示范功能[18]。灯塔效应是指行业领域内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行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对其他主体产生引领示范作用。

就产业数字化灯塔效应而言，产业数字化能够打破时空局限，为跨地区企业间生产要素共享与技术交流搭建桥梁，提升产业在网络空间的虚拟聚合程度。在产业聚合程度提升的影响下，实体企业能够产生人才与生产要素规模聚集效应，促使研发创新效率与运营效率攀升，带动市场模式向智能化、网络化转变[19]。面向产业数字化大环境，部分行业领军企业大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变革生产链上各级主体生产方式，通过智能化数据分析与联网运行的赋能作用，实现企业数智化运营，提升企业实际运营收益[20]。在行业领军企业灯塔效应的引领示范作用下，位于其他地区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均开展产业数字化改革，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依托产业数字化灯塔效应，实体企业可加速资本流转与实体规模扩张，提升实体投资效率，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在此影响下，行业领军企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带动本地区与周边地区人才与资源形成规模化集聚，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产业数字化对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四、 实证研究

1. 模型设定

在引入各变量之前，为深入研究产业数字化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间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REit=C+β1IDit+β2EDLit+β3BSit+β4NAIit+β5CATRit+β6FAR+εit] （1）

其中，[i]、[t]分别表示研究区域与年份；[REit]为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代表[i]地区于[t]年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程度；[IDit]代表产业数字化，即[i]地区于[t]年份的产业数字化情况；[C]为常数项；[EDLit]、[BSit]、[EYit]、[NAIit]、[CATRit]与[FARit]为控制变量；[εit]代表随机误差项。

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实体经济“脱虚向实”（[RE]）

参考现有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的相关研究[22-25]，使用如下方式衡量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程度：

[RE]=[（当期实体资产投资金额-上年实体资产投资金额）-（当期金融资产投资金额-上年金融资产投资金额）] / 资产总额。

其中，实体资产投资包括固定资产、工程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金融资产包含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当企业实体资产投资率上升、金融资产投资率下降时，两者差值变大，说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程度较高；反之则表明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程度较低。

（2）解释变量：产业数字化（[ID]）

借鉴代新玲与刘伟[26]关于产业数字化的研究，本文使用数字化转型程度衡量产业数字化水平。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程度可运用数字设备配置水平、数字场景应用水平、数字平台建设水平与数字服务水平之和表示。[①]数字设备配置一般包括网络基础设施、计算机、中央控制系统、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考虑到设备实际投入使用频率可真实反映设备配置水平，本文使用企业计算机使用率表征数字设备配置水平。[②]数字场景应用是指基于用户数据挖掘与分析，实现线上与线下业务深度融合。作为企业与客户沟通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网站运营与维护是数字场景应用的重要基础。因此，本文通过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量衡量数字场景应用水平。[③]数字平台建设是汇集数据管理、决策支持与用户体验为一体，提高业务效率与商业价值的重要方式。考虑到当前企业数字平台建设均以推动业务模式创新与服务方式创新为主要目的，本文运用涵盖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量表示数字平台建设水平。[④]广义上的数字服务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持所提供的服务。《中国生活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在三类产业中最高。一般而言，投资金额越高，产业相关配套设施与服务质量越高，故本文使用互联网相关服务业投资金额表示数字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