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如何影响企业碳减排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摘要]环境保护税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重要税收制度，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基于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使用递进式回归方法，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机制效应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保护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正向作用于企业碳减排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对碳减排绩效驱动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企业与高税额标准地区内企业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应完善环境保护税监管体系，强化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差异化环境保护税征收制度，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促进效应。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碳减排绩效；中介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随之也引发了大气污染严重、能源效率低下等问题。大量企业秉持数量增长逻辑，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短期内收入增长与规模扩张为目标，导致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约束问题越发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企业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1。可见，企业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转型、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主力军，推动其绿色、低碳化转型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此背景下，作为低碳发展的重要载体，企业如何实现绿色转型，提升碳减排绩效，是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碳减排绩效是企业生产经营服务活动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可有效反映相关环境政策落实效果[1]。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新型税种，能够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正向激励企业节能减排行为。一方面，环境保护税征收能够平衡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与企业成本，缓解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2]。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税具有执行标准明确、征收价格调控灵活等特征，且执行难度相对较小[3]，对环保、低碳行为激励效果明显[4]，有助于企业碳减排绩效提升。与此同时，根据“波特假说”，环境保护税征收虽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排污成本上升，但长期而言，企业在环境保护税征收影响下，会通过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强化绿色技术研发与创新等方式减轻排污成本压力，推动自身节碳减排、低碳生产[5]。绿色技术创新可通过优化生产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等方式，带动企业绿色发展，赋能碳减排绩效提升。伴随环境治理难度的加大，企业可借助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路径摆脱资源消耗路径依赖，从而抑制碳排放。一定程度上，环境保护税与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现阶段企业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那么，如何有效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促进作用？如果环境保护税能够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那么环境保护税能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赋能碳减排绩效？厘清以上问题能够为科学制定环境保护政策，全面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决策支撑。

二、 文献综述

梳理既有文献后发现，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关于碳减排绩效测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学者从工业行业、能源行业、“两型社会”建设试点、碳交易制度等视角出发测算碳减排绩效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左可贵等[6]从行业企业角度出发，运用“精确”的Laspeyres分解方法对中国2001—2010年36个工业企业碳减排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解，发现中国碳减排绩效不断提升，且工业经济规模增加是推动碳减排绩效上升的重要因素。汪方军等[7]构建博弈模型探讨政府压力对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发现政府压力对高碳排放企业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明显。刘楠峰等[1]研究发现碳交易制度对企业碳减排环境绩效影响和市场供需状况有关，且从动态视角看，碳交易制度对于企业碳减排绩效具有促进效果。

二是关于环境保护税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探讨。多数观点认为，环境保护税实施提高了扭曲税收的经济与生态效应，能够推动低碳、绿色技术研发与创新[8]。于连超等[9]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其促进效果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中。刘金科等[10]基于微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探讨环境保护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环境保护税激发了企业在清洁能源使用和末端减排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负向或非线性影响。李香菊等[11]研究指出，在地区竞争背景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倒“U”型影响，当环境保护税增加到一定程度时，绿色创新水平会逐渐降低。刘海英等[12]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而环境保护税与研发补贴政策的组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技术创新投入，从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三是有关环境保护税对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既有研究鲜少直接探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影响，多从宏观视角出发探究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的关系。董直庆等[1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试点为准自然试验，发现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可有效抑制碳排放。禹久泓等[14]从空间视角出发，指出环境规制对于碳减排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且二者间存在倒“U”型关系。原伟鹏等[15]研究发现，中央垂直型、地方平行型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偏离度均呈现“U”型关系，且中央垂直型环境规制实施效果和调控力度优于地方平行型环境规制。环境保护税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之一，在保持征收对象不变情况下，提高了法律层级、税率标准及税收优惠[16]。这一环境规制手段能否进一步内部化企业碳排放成本，提升企业节碳、减排能力，即提高碳减排绩效，是本文重点探讨内容之一。

综上，关于环境保护税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绩效相关成果已较为丰富，但仍有一些未涉及的领域。其一，既有研究多基于广义环境规制视角进行探讨，鲜少关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深入讨论。其二，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大多数学者仅将眼光聚焦于两两因素间的影响，鲜少有学者将环境保护税、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碳减排绩效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拟从微观企业视角出发，分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效应，并加入绿色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探讨其在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碳减排绩效两者间发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地，从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税额地区企业角度出发，探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异质性影响，以期对现有环境保护税、企业碳减排绩效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补充。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环境保护税与企业碳减排绩效

我国环境保护税主要是由最初的排污费“费转税”改革而来。从征收强度来看，环境保护税征收强度与排污费水平相近。不同之处在，相较于排污费，环境保护税具有更强的法律强制力与执行力。在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税可通过提高企业排污税率标准、增加减排企业税收优惠等方式，促进企业向低污染、低能耗的发展模式转变[17]。具体而言，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可以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模式绿色化转型，进而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环境保护税遵循“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原则，即企业环境税税收负担会随着排污量增加而增多。在生产成本压力下，企业会主动优化其生产经营模式，通过增加清洁能源应用率、优化生产场地布局等方式降低碳排放，进而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18]。并且，2018年1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对污染物排放浓度设置了差别化征税政策，如纳税企业排污浓度值低于规定标准30%时，按75%进行征收，当排污浓度值低于排放标准50%时，按50%征收。企业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会更加侧重于改进生产工艺，并通过引进低碳设备、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推动排污技术升级，进而带动碳减排绩效提升[19]。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 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保护税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倒逼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减轻成本压力[20]。“双重红利”假说则指出，环境税征收能够提升扭曲税收经济与生态方面效益，有助于推动企业污染防治工艺不断优化，强化资源配置水平，推动绿色技术研发与创新[21]。而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碳减排活动中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由此推断，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力度以缓解排放压力，赋能碳减排绩效提升。一方面，环境保护税能通过增设税收利好政策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吸收行为，带动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在环境保护税激励下，企业会加大对国外先进绿色技术及设备的引入力度，并借助知识溢出效应提高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对投入端及产出端的绿色化改造，进而提升碳减排绩效。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会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与创新投入力度，继而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绿色技术的核心在于技术及设备的环保性与先进性[22]。在环境保护税“多排多征”引致的成本压力下，企业会通过研发新设备、新工艺以及废物处理技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生产与污染排放符合政府制定环保标准，进而实现节碳减排目标。由此可知，在环境保护税征收压力下，企业依托绿色技术创新使得生产产品逐渐向绿色化、高质量转变，促使企业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从而实现碳减排绩效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环境保护税能够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碳减排绩效。

四、 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企业碳减排绩效（[Crp]）。本文选用和讯网发布的上市企业节约能源表现得分衡量企业碳减排绩效。2014年，国家发改委正式对企业碳减排情况进行考核。此后，上市企业披露相关碳减排活动数据信息易受到监管部门关注，可靠程度较高。和讯网从多渠道获取信息综合评价企业碳减排情况，评价标准统一且独立性较高[23]，能够用于衡量企业碳减排绩效。

（2）核心解释变量：环境保护税（[Tax]）。环境保护税是指对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或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行为，根据保护程度或污染程度向经营主体进行减免或征收的税种。广义上讲，环境保护税为环境保护的相关税种，具体包括资源税、城镇使用税、车船税等税种。狭义上讲，环境保护税主要是指关于环境污染的独立型税收。为使研究结果更具针对性，本文参鉴刘樑等[8]的研究思路，选取狭义环境保护税进行分析，以企业环境保护税额占总营业收入比重衡量。值得一提的是，狭义环境保护税是2018年开始正式实施的专门税种，由排污费改制而来，因此，2014—2017年环境保护税数据以企业排污费占总营业收入比重替代。

（3）中介变量：绿色技术创新（[Gti]）。与专利数量相比，企业已授权专利占总授权专利数量能够排除一些不可观察因素影响，缓解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其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识别依据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IPC代码。企业专利类型可划分为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鉴于外观设计专利并不适用IPC进行分类，故本文参考宋德勇等[24]研究思路，以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两种授权专利占总授权专利数量的比重表征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水平。

（4）控制变量：为加强模型解释力度，消除其他因素影响，基于既有研究思路[25-26]，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选取控制变量。微观层面，企业年龄（[Age]），利用企业上市年数的自然对数表征。企业规模（[Size]），利用年末总资本对数来表征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Lev]），以企业总负债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进行表征。宏观层面，城市居民收入水平（[Psd]），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自然对数衡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Fin]），选取人均GDP进行衡量。产业结构升级（[Stru]），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进行测量。

2. 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发改委自2014年才开始对企业碳减排情况进行考核，本文选取考察时间段为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其中，环境保护税数据来源于上市企业财务年报；绿色技术创新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企业碳减排绩效数据主要来自和讯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分；其他数据来源于泰安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进一步对原始数据做出如下处理：①剔除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②剔除被ST、*ST企业数据。③剔除资产负债率异常企业。④对全部连续变量在1%分位数上进行Winsor处理，最终得到3628个观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