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双元创新与数字化转型

[摘要]为探究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双元创新水平提升的驱动路径，选取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因企业产权性质与组织生命周期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作用于企业管理，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企业赖以创新的环境与条件，从而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而且财务柔性作为调节变量，对企业现有的资金进行统筹配置，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践以及提高双元创新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国家发展数字经济以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双元创新；内部控制；财务柔性

一、 引言

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上的全面普及与应用，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价值创造逻辑重构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为企业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同时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1。近年来我国正稳步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迈进，2022年全社研发经费首次超过3亿元，但在投入总量与投入强度方面仍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我国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创新主体，研发经费占全国比重的76.9%2，要在保持竞争活力的同时不断向前发展，借助数字化转型并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企业本身资源非常有限，常常因结构僵化、资源约束、竞争态势与商业模式等问题导致企业同时进行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几乎无法实现，这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双元创新水平的发展[1]。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企业可以借助新兴技术或者创造性的组织思维模式来无限利用知识、数据等资源，及时了解市场的新需求、新动向，快速地调整创新活动与经营活动的资源配置，为企业同时开展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奠定基础[2]。

国内外学者围绕数字化转型展开了很多讨论，目前研究主要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积极影响，基于不同理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活动整体的赋能效应[3-4]，但较少考虑“组织二元性”的特征，即实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协同发展。而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可以强化知识资源、业务流程、消费者等之间的联系，突破原有的生产运作模式，利用数字技术不断挖掘用户信息数据，促进产品与服务的探索式创新，深化以往创新活动的深度与广度[5]。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增强信息沟通效率，提高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控制能力，推动产品和服务有效配置与改造升级[6]，实现企业的利用式创新。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的信息处理与反馈速度，形成可行性的创新战略与科学的评价体系，减少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改善内部控制质量，协调组织资源，解决企业双元创新活动的融资困境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7]，满足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资源需求与技术能力，激发企业的双元创新潜力。

基于此，企业如何更好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突破发展，这一现实问题值得探讨。据此，本文深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并加入内部控制与财务柔性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1）目前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绩效与竞争优势，本文采用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指标，讨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补充其在企业层面的结果和机制，开拓企业双元创新的研究视角。（2）本文提出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之间的平衡，打开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双元创新领域的研究的“黑箱”，提升传统企业开展双元创新的能力。（3）本文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上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与财务柔性的调节效应，充分解读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联系，对研究主题有一定的补充作用。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可以快速整合内外部资源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以此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如今数字经济高速发展，企业突破了对原有规则的依赖，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组织架构、业务运营、商业模式等环节，开发企业新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组织结构更加灵活，企业可以实现跨部门交流决策，同时企业能够搜集到可视化的数据，准确判断创新活动存在的风险。既能够实现不同资源的整合，发掘企业创新的能力体系，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发展，又能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在已有技术上升级产品与服务，进一步实现企业利用式创新[8]，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均衡发展。

探索式创新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特点，数字化转型可以打破原有的知识结构，不断刺激企业以新方式获取价值，从多平台共享价值的知识组合，使企业不断挖掘新颖的核心技术[9]，与科研机构、高校、其他企业等创新主体实现技术交流与合作，创造新的组织思维模式和独特的战略资源。同时数字技术可以高效整合异质性信息，关注未来市场发展与行业变动趋势，将企业多元化的知识体系运用到产品开发过程中，加速开发新产品与服务[10]。数字化转型跨越了传统的行业部门界限，使企业积极拓展创新生态，有效协调探索式创新依赖的数据、资金与技术[11]，并且使企业识别有效的融资信息，解决资金不足带来的研发投入问题，为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提供条件。

而利用式创新是可预测的、稳定的和低风险的。数字化转型将自身的技术体系、资源要素与管理模式进行整合升级，充分吸收原有知识的价值，实现原有技术流程的重组优化与生产工艺的转型创新，资源利用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持续的技术升级推动企业基于自身知识基础提高利用式创新的效率[9]。数字化转型可以构建整个企业用于支持不同功能用途、学习需求、结构和策略的产品平台，实时捕捉用户的需求与体验，产品在完成后根据用户反馈与市场趋势进行改造升级，进行持续利用式创新[12]，有效避免创新流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与风险。数字技术发挥其信息处理优势，减少各部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13]，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为企业开展利用式创新奠定基础。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

2．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利益相关方的各类人员掌握的信息是有差异性的，可能对组织治理水平造成消极影响[14]。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改变企业传统的内部控制管理思维，从长期看，数字技术促进了内部控制工具的更新利用，克服了内控体系与业务运营分离的缺陷[15]，降低代理成本与创新活动风险，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探索式创新是一个长远导向的高成本项目，要求企业各部门通力合作与协调统一。而内部控制能够从五个方面对公司进行治理，组织规划各部门的权责归属与利益分配，降低信息不充分性[16]，对探索式创新产生的风险进行评估、管控与分析。同时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够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对外推送有价值的企业信息，更容易获取投资各方的资金支持[17]，增加双元创新项目的研发投入，满足企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需求，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减轻企业探索式创新长期面临的资源负担，从而加大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力度。

对于利用式创新而言，内部控制能够监督利用式创新实行过程，防止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过度投资利用式创新而带来规模不经济。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数字化转型引发了组织变革，影响企业内外部的交易渠道，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极大降低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可以进行利用式创新过程中的成本管控，提高有限资金约束下的资金使用效率[18]，梳理企业业务流程，员工分工更加明确，数字化转型可以约束人的主观随意性，保证组织内部机制的高效运转，从运行机制方面建立规范的创新体系，提升知识技术资源的利用度[19]，为利用式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据此本方提出假设2：

H2：内部控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产生中介效应。

3．财务柔性的调节效应

财务柔性包括现金柔性与负债柔性，一方面为企业带来充足的融资支持，另一方面使企业保持低杠杆获取竞争优势[20]。储备财务柔性，能够加快资金转换用途，提高应对财务风险的能力，动态灵活地调整内外部资源条件并且开发利用新的资源，对企业现有的资金进行统筹配置，减少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成本消耗，缓解企业在创新活动中面临的资金不足难题。较高的财务柔性能够增进数字化战略与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程度，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去寻求跨界合作能力，积淀资源基础，发挥数字技术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促进双元创新的平衡发展[21]。

数字化转型可以使企业监测行业前沿信息以及消费市场环境，精准识别创新投资机会。而打造一定程度的财务柔性能够对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市场需求，把握创新时机带来灵活配置资金，精准地调整企业自身的资金缺口，克服组织惯性，推动企业探索数字技术与利用异质性知识资源，以此强化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22]。较强的财务柔性可以快速提出新的财务政策适应技术变革，挖掘数字技术的潜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约创新过程中的成本支出[23]，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利用式创新的积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财务柔性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

三、 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国明确数字化转型概念最早是在2012年左右。2012年我国开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因此本文选取中国沪、深两市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处于ST、PT状态的上市企业、关键指标缺失和财务状况异常的企业样本剔除。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公司年报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利用Stata16、Python3.9.6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并对所有连续性指标变量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研究样本包括12376个观测值。

2．变量定义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双元创新：探索式创新（EI）与利用式创新（DI）。毕晓方等[24]提出企业研究阶段属于创新活动的早期阶段，相较于开发阶段风险更大，更符合探索式创新的特点，本文参考杜善重等[25]的研究，以企业研究费用化支出与年初资产总额之比表示探索式创新，以企业开发资本化支出与年初资产总额表示利用式创新。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TD）。一般情况下，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会体现在企业的年度报告之中，但许多上市公司存在“只说不做”的情形，可能会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选择性披露”，因此基于上市公司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衡量。本文参考吴非等[18]的研究，首先运用Python软件搜集整理年报中涉及数字技术的相关文本，构建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数字技术应用、区块链等相关的特征词库。其次借鉴刘畅等[26]的研究，提取上市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进行匹配，形成上市公司年度内是否投资数字化项目的虚拟变量（DTD1），涉及取1，否则取0。在确认企业投资数字化项目后，从报告中提取加总累计期末投入金额，加1取对数后形成数字化转型的连续变量（lnDTD）。

（3）中介变量。目前已有文献主要采用内控五要素和内控指数来衡量企业内控质量，本文借鉴刘永丽等[27]的做法，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4）调节变量。财务柔性（FF）为解释变量，本文参考曾爱民等[28]的研究，设定财务柔性（FF）=现金柔性+负债柔性。

（5）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在模型中加入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报酬率（Roa）、现金流比率（Cashflow）、上市年限（ListAge）、董事人数（Board）、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托宾Q值（TobinQ）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作为控制变量。此外，还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