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压力、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效率

[摘要]在碳达峰压力下，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成为国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2015—2021年国内293个地级市工业企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采用SYS-GMM以及工具变量法探赜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具有推动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长效机制；两者协同影响主要经由控制工业能源消耗量、缩减碳排放量以及提升技术应用水平的路径实现；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约束激励机制对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有重要影响。据此，为推动国内企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碳达峰压力；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碳排放效率；协同效应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成为学术研究及社会实践领域高度关注重点。中国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碳达峰压力，从本质而言是高碳能源结构和高能耗、高碳产业结构的问题，呈现显著“碳污同源”特征。作为世界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高度重视“碳”问题，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节能降耗、推进低碳经济转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碳达峰目标的提出为“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道路，是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重要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碳达峰碳中和“举旗定向”2。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统筹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科学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3。而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谐共生难题的关键途径，为协同低碳转型与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行路径。企业借助技术加持提升单位碳排放的产能效率，成为节能减排工作开展、推进低碳发展效果最明显的方式。

在“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已有部分学者关注碳达峰与碳排放效率相关主题。着眼于碳达峰，王慧等[1]发现碳达峰目标显著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可推动地区经济沿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路径迭代。马文杰等[2]认为碳达峰压力促进了企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许悦等[3]研究发现，碳达峰压力与碳排放效率存在“U”形关系。着眼于碳排放效率，刘海英等[4]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推动能源环境效率的提升。胡剑波等[5]发现中国碳排放效率整体呈上升态势，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且技术进步推动了动态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在诸多文献中，学者们关注碳达峰压力对碳排放的影响，采用工业“三废”综合利用率等不同碳达峰压力测度指标，立足于省级行政区划维度与行业维度探究碳达峰压力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理解碳达峰压力与碳排放效率间关系提供诸多有益参考。但是，既有研究并未就碳达峰压力与碳排放效率关系形成共识，也始终未涉及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及传导机制。

是以，本文研究归纳既有研究成果，基于理论维度定性梳理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企业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选取2015—2021年国内293个地级市层面样本数据，综合采用多种测度方法，实证探究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与影响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约束激励机制的分析框架中，探究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提升国内地级市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为研判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约束激励机制的现实影响提供经验证据，延伸碳达峰压力与企业碳排放效率的相关研究视域。着眼于传导机制，采用递归模型，探究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地级市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经由何种路径实现，有助于深化学界对这一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碳排放效率间内在关系的理解与阐释。研究结论在政策层面形成明确的启示价值与现实意义，可为企业减排提供经验参照。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提供产业技术基础与整体应用平台，为企业低碳技术演进提供现实支撑，推动碳排放效率提升[6]。碳达峰压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而且可推动企业积极吸纳并应用前沿节能降碳技术，助力碳排放效率有效提升[7]。因而，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可推动产业模式绿色转型，助力全产业链低碳发展，促进协同降碳，实现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本文在提炼学界既有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如下理论探究框架以剖析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约束激励机制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图1）。

1. 碳达峰压力影响企业碳排放效率的机制

区域行政机构在落实减排降碳政策过程中，承担不同程度碳达峰压力可能会使环境规制措施在执行方案与执行强度等方面出现差异[8]。在碳达峰压力影响下，区域行政机构通常会采取更为切实、有力的环境规制措施，推动企业生产结构与能源利用结构优化，促使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碳达峰压力可经由干预工业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与单位产出效率等多元路径推动工业企业节能降耗、环保减排，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

第一，碳达峰压力可显著控制区域碳排放量。一方面，区域行政机构会在碳达峰压力的影响下严控企业碳排放量，促使碳排放量尚未达标的企业迁移或停产，给控制区域工业碳排放量带来利好[9]。同时，地方政府碳达峰压力增强，也会引致区域节能降碳专项投入增加[10]，促使企业应用较为前沿的节能降碳技术以降低碳排放量，这有利于整体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另一方面，碳达峰压力可有效激励地方企业经由技术演进提升碳排放效率，即碳达峰压力诱发产生“波特假说”（亦称“技术补偿效应”）[11]。技术演进可大幅优化生产结构，控制经营活动的碳排放量，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全力推动工业领域实现自身碳达峰[12]。

第二，碳达峰压力可有效减少区域工业单位能耗。碳达峰压力促使区域行政机构对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能耗控制实行更高标准，这引发企业对节能设施展开积极技术探索、推动前沿降耗节能技术实践应用，为降低区域工业单位能耗带来利好[13]；还可推动企业开发绿色节能类产品或提升降耗工艺，以此响应碳达峰压力对低碳降耗要求，从而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14]。

第三，碳达峰压力可着力强化企业技术应用能力。一是碳达峰压力带来的“技术补偿效应”不仅可以强化传统工业领域的技术演进，还可推动高新制造产业整体技术迭代[15]。产业技术迭代可显著提振基础工业类目的产能，而高新制造产业技术突破则可有效提升区域工业品的技术含量。这有利于提升地方工业技术层次，助力企业提振碳排放效率。二是碳达峰压力对区域引入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形成规制，转而激励发展技术、资本与劳动等其他生产资料密集型产业[16]。此类企业在区域内的引入与发展可形成示范、竞争与扩散效应，推动高技能型劳动力与前沿技术高效融通与转化应用[17]，这既有利于地方既有企业革新技术，还可推动企业借助低碳循环技术应用提升碳排放效率。

2. 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多集中于技术探索与转化应用两大范畴。就理论层面而言，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企业冲破节能降碳发展带来的技术困厄，还可控制企业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潜在风险[18]。由此可激发杠杆效应，提振产业全链参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与能动性，带动关联企业追加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支出[19]。这有利于在微观视域中控制工业能耗、减少单位产出碳排放量，由此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20]。是以，绿色技术创新可与碳达峰压力协同作用，经由先进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实践有效提升企业碳排放效率。

由上可知，当企业具备绿色产业技术提升空间与技术研发投入条件时，政府承担一定碳达峰压力可有效控制能源消耗、压缩碳排放量并提升域内企业技术水平。但是，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一项创造性生产过程，存在研发周期长、结果未知等隐性特征，需要较强资源支持[21]。同时，绿色技术创新需要产业内部进行资源整合与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而适度的碳达峰压力可推动政府借助顶层制度规划与执行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对应资源保障，发挥产业能耗、单位碳排放与产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进而有利于控制工业能源消耗量、缩减碳排放量、提升技术应用水平，最终推动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

综上，绿色技术创新会提升碳达峰压力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积极影响，即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协同作用更有力地推动企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具有协同效应。

假设2：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协同效应主要经由控制工业能源消耗量、缩减碳排放量以及提升技术应用水平等路径实现。

三、 研究设计

1. 模型构建

为探究碳达峰压力和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本文以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衡量企业碳排放效率，并参考学界相关研究将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ECEE]）设定如下[22]：

[LnECEEit=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   （1）

式（1）中，[ECEEit]为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用以表征地级市企业碳排放效率；[CPPit]代表碳达峰压力；[GTIit]为绿色技术创新；[LnCPPit×LnGTIit]表示碳达峰压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乘积项；[Xit]为其余干预要素；[σit]表示空间效应，[μit]代表随机误差项。但是，在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进程中，上一期效率水平会对当期效率产生影响，故此处以局部调整模型展开阐释：

[（LnECEEit）e=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  （2）

式（2）中，[（LnECEEit）e]表示企业碳排放效率的期望水平，其余符号意义同式（1）。囿于现有技术水平、劳动力素质与资本规模等要素，地级市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在短时间内难以达到期望水平。现实效率演进仅是预期发展的组成部分，故形成如下关联模型：

[LnECEEit-LnECEEi，t-1=（1-ϕ）[（LnECEEi，t）e-LnECEEi，t-1]]  （3）

式（3）中，[1-ϕ（0<ϕ<1）]表示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预期水平系数，数值越高表明发展幅度越大。若[ϕ=1]，表明当期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与上一期数值耦合；若[ϕ=0]，说明现实变动率等同于预期水平。在式（3）中代入式（2）可得：

[LnECEEit-LnECEEi，t-1=（1-ϕ）[α0+α1LnCPPit+α2LnGTIit +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LnECEEi，t-1]]  （4）

设[α*=（1-ϕ）α，δ*=（1-ϕ）δ，σit*=（1-ϕ）σit，μit*=（1-ϕ）μit]，从式（4）可得研究基准模型如下：

[LnECEEit=ϕLnECEEi，t-1+α*0+α*1LnCPPit+α*2LnGTIit+α*3LnCPPit×LnGTIit+δ*LnXit+σ*it+μ*it]  （5）

式（5）中，解释变量系数是短期乘数，反映碳达峰压力（[CPPit]）、绿色技术创新（[GTIit]）以及控制变量（[Xit]）为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带来的短期干预。[α]与[δ]则是长期乘数，表征碳达峰压力这一解释变量的长期影响。[ϕ]是滞后乘数，表明上期企业碳排放效率变动率对当期数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