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技术印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

[摘要]数字化是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和高品质发展的新动力，而数字化创新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长机遇。基于印记理论和高阶理论，样本来自2012—2021年的沪深A股上市企业，实证验证董事会技术印记与数字化创新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技术印记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冗余资源强化董事会技术印记对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而行业竞争强度弱化董事会技术印记对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此外，在不同区域位置下，董事会技术印记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差异主要体现在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上，但在不同企业所有制性质和生命周期下，董事会技术印记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均无明显差异。将董事会技术印记作为数字化创新的催化剂，对打破数字化创新壁垒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董事会技术印记；数字化创新；冗余资源；行业竞争强度

一、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各国纷纷出台战略规划，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新一轮产业变革，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202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1实际上，全球大量制造业都在寻求数字化转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中国的海尔集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然而，大部分受访企业领导层表示其数字化技术投资收效甚微。

数字化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新增长机遇，但由于数字化创新属于探索式创新，沉没成本较大，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回报，甚至在数字化转型后企业绩效出现下滑[1]。然而，众多企业仍然投资于数字化项目，那么如何提升数字化的投资回报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政府层面[2-3]、组织架构[4-5]、高管团队[6-7]角度展开，但较少有研究从董事会结构角度探讨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首先，企业开展数字化创新归属于重大决策，而公司董事会是企业决策层，对于直击数字化创新挑战、解锁价值秘方发挥决定性效用[8]。其次，一般而言，若董事会拥有技术专业背景或从事技术工作经历，其认知记忆中带有显著的技能性烙印和经验性烙印[9]，对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潜力和前景更加知悉，从而会影响董事会的战略举措。更进一步，如果拥有技术印记的董事会成员占比较高，对于数字化创新战略决策，董事会可能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支持态度，助力企业数字化创新，进而收获创新的潜在价值。而对于董事会技术印记与数字化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边界条件，尚缺乏实证研究予以讨论。本文首先从董事会技术印记的研究视角探索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其次，组织内外部情境要素冗余资源和行业竞争强度也会对董事会战略举措产生影响，本文借此明晰边界条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决策层视角出发，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从董事会结构角度探讨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不足，忽视了董事会技术印记的积极效应。本文基于印记理论和高阶理论，从董事会技术印记视角探索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前因，丰富董事会结构角度下数字化创新战略的实证研究。第二，本文明晰内在机理，引入冗余资源、行业竞争强度两个调节变量，即董事会技术印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作用随着冗余资源的富余和行业竞争强度的平缓而得到强化。第三，本文在异质性分析中从企业所处地区、企业产权、企业生命周期3个方面探讨董事会技术印记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拓展董事会技术印记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边界条件。

二、 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 文献回顾

目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要素的数字化创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10]。数字化创新的核心是使用现代数字技术优化流程来改善客户体验和提供新的业务模式，解决业务问题，例如可穿戴设备、聊天机器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新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包括车间工人用来检查温度和防止机器过热的AR应用、帮助医疗公司诊断患者疾病的人工智能设备等。在数字化时代，企业无须花费过多时间编写冗长的复杂代码构建移动端应用，可以通过数字化创新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尤为重要的是，无论行业还是规模，数字化创新适用于任何想将产品、技术和服务等打造成消费者偏爱的企业，以此保持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但由于数字化技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一种探索式创新，所需成本较高和风险较大，为何企业会耗费成本并承担风险来布局和启动数字化创新项目呢？已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组织结构、高管团队3个维度上探索其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

在宏观维度上，国家战略、区域性政策对数字化转型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因为国家战略提供利好政策给予企业数字化转型基本保障，以及区域性政策通过建立协同发展平台助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2-3]。在组织结构维度上，组织结构灵活性能高效应对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4]；组织动态能力有助于企业高效吸收数字化高质量信息并将之转换为内部知识，进而实现与内部现有知识的有效整合[5，11]，这均有利于企业获取数字化转型的潜在优势，如生产力增加、价值创造等。在高管团队维度上，若CEO拥有信息技术背景，不仅自身更能接受信息技术，还能激励员工了解和运用信息技术，在无形中促进了企业对技术的注重程度和开发力度[12-13]；首席信息官的企业家、传播者和协调者的3种角色，科技能力、应变能力、变革管理能力、激励能力和开拓能力的五种类型能力[7]，首席数字官的战略IT知识、政治悟性、网络能力的三种知识技能[6]，这均是引导企业成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此外，也有研究指出具备技术专长的董事能够融洽地将技术能力融入组织战略中，进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效率[8.14-15]。

综合而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要素的数字化创新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已有文献也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方面探究了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需要强调的是，从决策层视角出发，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素，较少有研究从董事会结构角度探讨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关于董事会技术印记与数字化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边界条件缺乏科学佐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2. 董事会技术印记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从决策层视角出发，董事会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根据高阶梯队理论，董事会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和战略调整的关键因素之一[16-17]。董事会在制定决策时，董事会的教育经历、技术背景和能力结构会左右决策选择和决策质量。其中，技术专家型董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实证研究验证[8，15]；Adler等[14]研究指出具备技术专长的董事会同时拥有技术企业家和领军者的特征，能够融洽地将技术能力融到组织战略中去。基于印记理论，Pieper等[18]研究指出，管理者和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对其经历的环境有强烈的敏感度。尤其在特定的成长阶段，情境特质对管理者有巨大影响，此时管理者会受到情境特质的特殊印记，此印记的影响力不仅难以消失，而且持续性作用于管理者的认知和行为[19-20]。即使个体脱离这个行为模式（敏感期）后，还会持续受到这个时期塑造的价值导向、认知、行为模式和知识结构的影响[21]。基于此，董事会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领导层，当董事会拥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KSE（知识、技能和经验）时，一方面董事会将数字化创新视作优质的商业机遇，从而配置组织资源驱动企业的数字化创新，培育企业的数字化能力，为企业能力的演化升级赋予动能；另一方面，董事会拥有数字技术印记更能预测数字化创新成功商业化后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可以抵制组织路径依赖过时的风险，还能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核心支柱作用。因此，董事会具有技术印记对于企业采取数字化创新以及后续企业化数字创新绩效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董事会技术印记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

3. 董事会技术印记与企业数字化创新的调节效应

（1）冗余资源

冗余资源是超出实际需要而被保存在组织内部的资源禀赋，既可以用于对付环境动荡的冲击，也是组织内部的“后备隐藏能源”。所以冗余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能缓冲企业实施战略转型升级时面临的资源约束，如Troilo等[22]研究得出，公司的领导层级会依据组织内部资源的多寡程度制定创新战略决策，领导层在内部资源富裕时会对实施创新战略产生强烈的意愿。因为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在制定创新决策时，具有容错空间大和突破资源限制等优点。因此技术董事会本身偏爱于实施数字化创新和进行数字化创新投入，在企业充裕资源储备的加持下，其强大的应对不确定能力和承担投资风险能力更会促使技术董事会制定数字化创新战略决策，提升企业的数字化创新水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冗余资源强化了董事会技术印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

（2）行业竞争强度

高行业竞争强度意味着企业面临同质化竞争程度高，企业需要通过产品创新、技术研发等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23]。虽然数字化创新所产生的技术和产品等为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了强有力工具，促使企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即使具有技术印记的董事会或许能发挥能力优势来构建企业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但是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会抑制公司领导层的创新驱动力。一方面，风险规避假说表明在高风险情境下，董事会倾向于退而求其次，维护企业持续生存才是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声誉机制假说表明董事会会爱惜自己的“羽翼”，激烈的行业竞争会抑制数字化创新的倾向，资源储备更多地涌向渐进式创新，维系企业生存。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行业竞争强度弱化了董事会技术印记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

三、 研究设计

1. 数据收集

本文样本选自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来自CSMAR和企业年报。并对初始样本做以下处理：首先，剔除ST和*ST企业、金融行业企业、数据严重缺失样本等，最终得到的观测值为36013个。其次，为了抑制极端值的负面影响，本文对自变量、因变量和调节变量实施缩尾处理。最后，方差膨胀因子系数都小于2，则主要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数据处理软件包括STATA17.0和Python3.8。

2. 变量测量

自变量：董事会技术印记。上市公司当年具有技术背景的董事会成员数量占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比例[24]。主要根据教育背景或职业经历来判断董事会成员是否具备技术印记：第一，教育背景是否涵盖计算机、人工智能、机械与自动化等专业；第二，职业经历是否从事过软件研发、互联网/计算机、区块链等相关工作。如果董事会成员拥有以上教育背景或职业经历，则视为该董事会成员具有技术印记。

因变量：企业数字化创新。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衡量相对匮乏，现有测量方式以问卷量表和文本分析关键词为主。对企业年报进行关键词词频分析能够反映出企业的战略导向，因此与数字化创新相关的关键词在年报中出现频次较高，能验证企业对数字化创新的关注度较高。因此，本文参考吴非等[25]、李小青等[26]，利用文本分析来度量企业的数字创新水平，利用Python3.8抓取“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数字化、人脸识别”等关键词，最终对词频总数取自然对数，以此度量企业的数字化创新水平。

调节变量：冗余资源和行业竞争强度。本文参考陈静等[27]的方法，冗余资源采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收入度量，指标数值与冗余资源成正比。本文采取赫希曼指数HHI度量行业竞争强度[23]，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其中S代表某行业的全部规模，[St]代表企业t在行业中的规模，[Xt]代表企业在该行业中的占有市场比重，t代表该行业中的企业数量。本文利用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代表企业规模。在行业内企业数量既定的条件下，赫希曼指数HHI越小，则行业内企业遭遇的竞争强度就越大。

[HHI=t=1k（StS）2=t=1k（Xt）2] （1）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本文将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企业规模、现金流量、企业年龄、独董比例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变量的具体度量方式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