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路径转换有利于改善我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吗？

[摘要]理论分析表明，由于不同技术进步路径所导致的相异技术进步类型会形成差异性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因而当一国的技术进步路径从以技术引进为主转为以自主研发为主时，所产生的异质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轨迹。我国199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以技术引进为主、自主研发为辅的技术进步路径形成了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为辅的技术结构，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随着技术引进速率减缓，我国技术进步路径逐渐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技术进步类型从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因而引发劳动收入份额止降转升。基于我国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析，提出我国应继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以及发挥政府在自主研发中作用的政策建议，以有利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关键词]技术进步;路径转换;劳动收入份额;“U”型规律

一、 引言

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因为其既影响到消费扩容升级，又关系到高质量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却持续降低，既导致居民消费低迷，也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当然，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并非一味地下降，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为转折点，劳动收入份额逐渐呈现止降回升的态势，其对消费扩容升级进而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显现。但也应看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依然较低且上升缓慢，这显然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先降后升的原因，以找到快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着力点。

在以往的文献中，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而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对准了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期获得更为深入的解释。

很多学者强调有偏技术进步的作用。尽管也有不少学者，如刘亚琳等学者强调产业结构变迁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U”型变动轨迹的重要原因，但王林辉等学者认为，较高的解释力并不能掩盖产业结构变迁理论的局限性，产业结构变迁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逆转现象，而产业结构变迁背后更为重要的因素——有偏技术进步会引发生产要素产际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变迁，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化[1-2]。王林辉等还从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进步偏向性视角重新解释劳动收入份额“U”形变化规律的成因，认为要素禀赋结构对技术进步方向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进而决定了劳动收人份额的“U”形变化规律[3]。郭凯明等的研究也表明，有偏技术进步不但会导致不同产业的产品相互替代，而且会促使产业内部不同技能的劳动相互替代，最终推动整体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工资收入差距演化[4]。

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其他类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因为技术进步并不仅仅包含偏向型技术进步，还有其他类型的技术进步，也会通过影响要素生产率，进而诱使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例如，郭凯明提出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不同劳动密集程度产业的相对比重，从而能够影响劳动收入份额[5]。丁建勋等强调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6]。龙少波等则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视角阐释了劳动收入份额先降后升的成因，认为2008年之前，中国式技术变迁下的以资本为载体的引进式技术进步确实带来了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而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国内技术引进的速度开始放缓，这带来了国内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7]。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是影响初次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但是，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以往文献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U”型变动特征的解释可能并不完整。众所周知，在开放条件下，一国技术进步的实现途径有两个：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一国的技术进步路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演变的。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技术创新主要是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到了发达阶段，技术大多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时通过转向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在我国，技术进步路径演变显然符合上述规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通过技术引进模仿创新逐渐接近国外先进技术，进入21世纪以后，适时转换技术创新方式，技术进步路径不断从引进推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因此，与以往文献单纯强调引进式技术进步或技术进步偏向的作用相比，通过技术进步路径转换或许可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轨迹给予更为合理的解释，但学者们却鲜有涉及，而这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那么，技术进步路径由以技术引进为主转向以自主研发为主是引发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止降回升的重要原因吗？深入探讨上述问题，厘清决定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关键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在全面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技术进步路径转换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理论分析

1. 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

技术进步可分为体现式和非体现式两类，其中，体现式技术进步又可分为资本体现式和劳动体现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又可分为资本偏向型、劳动偏向型和中性技术进步。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具有差异性要素收入分配效应。

资本（劳动）体现式技术进步会降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体现式技术进步通常依附于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融合在一起的称之为资本（劳动）体现式技术进步。要获得某种要素体现式技术进步，需大量积累此种要素，以实现此种要素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因而，获得资本（劳动）体现式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劳动）的报酬率以及提高（降低）资本密度，引导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资本（劳动）的方向变化。

资本（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降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独立于生产要素，通常呈现出非中性特征。若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对于劳动（资本）的边际产出的增长幅度较大，即属于资本（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偏向性导致各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的非同步提高，引发各生产要素报酬率的差异性变化，并伴随生产要素需求和配比的变化，进而引起各生产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化[8]。因而，若技术进步是资本（劳动）偏向的，则会引致资本和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上升（下降）。

2. 技术进步路径演变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U”型规律

当一个国家技术进步路径依次经历以技术引进为主和以自主研发为主时，技术进步路径的演变将导致技术进步主要类型发生变化，会形成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变动轨迹。

当处于技术前沿的落后局面时，技术进步的获得途径通常以技术引进为主、研发为辅。引进的新技术总要附着于新的资本，而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因此会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9]。当然，以技术引进为主，也并非不需要研发。有一定的研发能力，才能更好地吸收、运用和改进引进的技术。通过研发获得的技术进步并不包括在资本中，属于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当资本比劳动以更快的速度积累时，研发的技术都会偏向资本，这无疑也会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10]。

当趋于技术前沿时，技术进步的获得途径通常以自主研发为主，以技术引进为辅。随着趋近技术前沿，可供引进的技术减少，技术引进速率会下降，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速度也会趋缓，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也会逐渐降低。当大多数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时，转而以不表现资本的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自主研发会促进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且通常出现向某些生产要素偏向的趋势。在经济初期技术进步多为资本偏向型，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当技术逐渐扩散后，劳动份额会上升，呈现倒“U”型[3]。

因此，当一国的技术进步路径从以技术引进为主逐渐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时，技术进步类型会从以资本体现式为主逐渐让位于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现出非资本偏向性，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变动轨迹，这是技术进步路径演变引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一般规律（图1）。

三、 我国技术进步路径转换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经验观察

我国技术进步路径演变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轨迹遵循上述一般规律，同时也受发展中大国的特殊性影响。

第一，在以技术引进为主的阶段，技术进步抑制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技术变迁主要表现为引进式技术进步特征[8]。“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上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1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形式[11]。因而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提高了资本收入份额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下面来观察我国引进式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由于引进的技术总依附于资本，要获得它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因而可以采用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增速、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等指标来观察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快慢，并观察它们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8]。图2和图3中1998—2018年我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劳动收入份额曲线可以看到，大约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表征技术引进的两个指标——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上升的，而劳动收入份额却是下降的，这表明以资本为载体的引进式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此期间，为吸收引进技术而配套研发获得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总体上是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提升了资本的收入份额而降低了劳动在收入中的地位，其中1979—2010年间我国技术进步偏向资本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27.2%[12-14]。

因而，我国以技术引进为主、研发为辅的技术进步获取方式，形成了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为辅的技术结构，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态势。这既符合理论分析的预期——以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会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支，也给高技术引进速率时期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不断降低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二，当逐渐走上以自主研发为主阶段，技术进步类型由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转向以非体现式为主且呈非资本偏向性，劳动收入份额也止降转升。

2008年之后，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国内技术引进的速度放缓[7]。从图2和图3可以看到，大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减速的过程，虽然2009—2010年在国家主导下两者有所上升，但2010年之后，两者总体呈现趋势性下降态势。这意味着技术引进速率在放缓以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在减速。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减速使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也逐渐减弱。图2和图3也显示，虽然劳动收入份额的谷底稍落后于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速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峰顶，但基本上可以看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引进式技术进步强度进入下降阶段，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止降转升态势。

随着技术引进速率减缓，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把握大国特殊性，我国走上了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虽然我国科技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仍需要技术引进，但现实告诉我们，从大国走向强国的进程中，“走引进仿制的路子是走不远的”1，——技术引进虽短期中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长期中甚至会扩大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 2。追求并实行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才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于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特别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开始走上了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技术进步类型也由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逐渐转向了以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为主。相关数据显示，大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研发经费投入与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的比率已开始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快速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

以自主研发为主获得的技术进步呈现出非资本偏向性，不再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Acemoglu认为，在转型路径上，会发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而改变要素收入占比，长期来看，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的方向，从而保证要素收入份额长期保持不变[15]。虽然增强型技术进步与偏向型技术进步并不完全相同（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和要素替代弹性共同决定了技术进步偏向性），但由此推测，随着我国逐渐转向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也会发生转变。袁鹏等的研究表明，由于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1998—2011年我国技术进步为资本增强型和资本偏向型，而2011—2014年为劳动增强型和劳动偏向型[16]。技术进步方向的改变，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轨迹产生了影响。王林辉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低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偏向资本，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超过门槛值，技术进步偏向劳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呈“U”型演变规律[3]。由此可知，图2和图3中2008年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止降转升，其原因除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放缓之外，更有非体现式技术进步转向非资本偏型的贡献。以此推测，在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我国以自主研发为主的技术进步路径获得的非体现式技术进步将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