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摘要]新发展理念强调企业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而高阶梯队理论发现管理者特征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基于此，选取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海外背景相关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的海外背景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通过提高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两种中介效应助推了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同时，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更有效力。研究结论为企业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路径建议，同时也为企业优选海外管理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标准。

[关键词] 企业创新；内部控制；融资约束；高管海外背景；高阶梯队理论

一、 引言

新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创新，创新是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动力源泉。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经济发展驱动力由投资转向创新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是主体。Romer[1]指出企业创新能够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增强所在国的国际竞争力。Bresson等[2]学者则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科技创新的乘数效应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因此，深入了解企业创新的动因对有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升企业竞争力乃至国家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决策者的价值观和认知结构等异质性特征将影响企业决策过程，而创新活动作为企业重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者特质的影响[3]。现有文献分别从高管的职业经历[4]、社会资本[5]、风险偏好[6]等方面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探讨。管理者的职业和学习经历对企业创新水平有正向影响[4]，丰富的经历能够带来完备的知识结构和较高协调能力，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具有自信、适度风险偏好等心理特征的管理者往往在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方面发挥作用[7]；同时，管理者的社会资本在一定范围内也能够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6]。

现有文献对管理者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较少有文献详细探讨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特别是其作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外留学人数迅速增长，政府秉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政策，以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先后出台了“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为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提供特殊支持，企业也越来越倾向于招聘具有海外背景的人员进入管理层。Wind数据库显示，2008—2020年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中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平均占比为0.071，聘用海外背景高管在业内已较为普遍。在此背景下，研究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验证其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将企业创新的动因聚焦于高管海外经历，拓展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2）使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双视角来度量企业创新活动，分别将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作为企业创新的替代变量，相对于单一使用研发支出度量企业创新的做法，双变量可以分别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更准确地考察企业创新活动。（3）通过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解释高管海外背景助推企业创新的机制，有利于企业了解和重视海外背景高管提升企业研发效能的关键途径。此外，本文还从企业产权性质、所处地区、企业规模及海外背景类型等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为处于不同内外部环境的企业优选人才提供决策参考。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创新

熊比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入新发现的生产要素，或将生产要素进行重新优化组合，以此建立一种全新的生产函数实现更高的价值创造。这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在专业知识、眼界及经验等方面对企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能够更好契合这一要求。

首先，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拥有知识优势，这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根据知识基础理论[8]，海外背景高管的专业知识、创新意识和管理经验能够成为企业不可替代的战略性资源，帮助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并持续保持竞争优势。一方面，海外经历能够为管理者带来先进知识和技能、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开阔的眼界，在优化企业创新活动的经营决策时更有帮助；另一方面，Bebchuk等[9]的“吸收能力”理论认为，除企业已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外，企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管理者对外部知识的识别和利用能力，而这一能力受到管理者自身背景和认知的影响，韩婕珺等[10]的研究证实：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更倾向于通过提高研发投入等方式将企业外部的先进技术“内部化”，借助对外部知识的有效识别和充分利用来促进企业发展。因此，海外背景高管本身具备的丰富知识以及有效识别外部知识的能力使其能够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其次，海外背景高管还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优势，能够利用海外社会关系网络掌握行业前沿信息。社会资本理论强调通过人际关系获取的商业信息是难以复制的资源，能够成为企业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11]，高管通过合作互助关系网络能够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林志帆等[5]发现管理人员具备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和减少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拥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海外求学或工作中积累了独特的海外社会关系网络，这使得他们与海外企业及研究机构有着紧密联系，在掌握科技前沿动态以及技术改进方面能够获得海外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进而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最后，海归高管的心理优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创新。社会嵌入理论认为创新行为受到情景因素的制约。Manso[12]指出，对失败的容忍度会影响企业的有效创新状况，董事会对失败容忍度越高，企业创新投入越多。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通常更加自信和乐观，能够给予失败较多的宽容和理解，营造出鼓励创新、持续创新的文化氛围，可以更好地促进知识交流，发挥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企业创新活动。

根据上述三方面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海外背景有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

H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管海外背景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产出。

2. 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

在新兴市场国家，落后的公司治理和管理能力阻碍了企业发展，落后的内部控制水平也阻碍着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与创新绩效[13]。2009年，我国在上市公司范围内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公司建立与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提高自身经营效率。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控制的优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14]。在权威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指标体系中，“职业道德和才能”“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等都是内部控制体系的核心指标，这说明高管背景是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重要因素。对于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而言，由于许多国外企业拥有相对成熟完善的内部控制系统，他们在海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中往往会接触到此类内控知识或工作经验，他们拥有更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哲学，所以在回国后往往能将先进理念应用于公司内部控制的实践中，规范和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加速创新投入与产出效率。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海外背景高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这一中介渠道来促进企业创新。

3.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融资约束的根源，而企业创新活动使得资金供给者处于较高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首先，由于创新活动的非排他性特征，企业为保留其潜在竞争力通常不会将创新活动完全对外公开，这使得企业外部的资金供给者难以掌握创新活动的细节；其次，由于知识和技术具有专有性，外部的资金供给者囿于专业知识的局限，也难以对创新项目进行全面评估和专业判断；最后，创新活动从研发到商业化的周期较长，时间成本较高，其收益在短期内难以准确衡量。上述原因导致创新投资中的“柠檬市场”效应，资金供给者为应对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将提高风险溢价，进而增加企业外部融资成本。一般认为，海外背景高管具有知识水平高、管理经验丰富等正向标签。根据信号理论，这些标签能够向资金供给者释放出积极信号，在一定程度上为外部融资提供隐性担保，这将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资金供给者面对的逆向选择风险，进而缓解企业在创新活动中的外部融资约束；此外，海外背景高管能够通过“治理效应”有效开展内部融资，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研究表明海外背景高管会通过加强实业投资和风险控制等治理手段抑制企业金融化[15]，保证更多内部资金被用于创新活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高管海外背景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一中介渠道来促进企业创新。

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双视角研究海外背景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其中，关于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高管海外背景数据除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还通过年报、新浪财经等网站补充了部分空缺值。此外，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当年ST、*ST的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相关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公司样本。同时，为避免主要变量的极端值在回归过程中对结果产生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4684个有效样本观测值。

2. 变量选取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分别从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衡量企业创新活动：关于创新投入（[Create1]），使用企业当期研发支出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作为企业创新投入的代理变量；关于创新产出（[Create2]）的衡量现有研究多从专利数量进行考察。本文参考黎文靖等[16]的做法，以企业每年专利申请数来衡量企业的创新产出，并进行了加1取对数处理。

（2）解释变量

本文以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占公司高管总人数的比重来衡量高管海外背景（[Oversea]）。借鉴代昀昊等[17]的思路，将海外背景定义为高管在中国境外的国家或地区有过学习或者工作经历，以综合反映高管个人经历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3）中介变量

内部控制（[IC]），参考刘永丽等[18]的做法，本文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水平。该指数包含企业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督五个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取值介于1～1000之间，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企业内部控制情况。该数值越大，表示内部控制效果越好，同时本文将内部控制指数除以100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融资约束（[KZ]），本文参考Kaplan和Zingales[19]的做法，采用KZ指数来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使用企业各个年度的经营性净现金流/上期总资产（[CFit/Ai，t-1]）、现金股利/上期总资产（[DIVit/Ai，t-1]）、现金持有/上期总资产（[CitAi，t-1]）、资产负债率（[LEVit]）和托宾Q（[Qit]）数据，并利用数值计算和排序逻辑回归模型的方法计算出每一家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的KZ指数，KZ指数越大，意味着上市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

（4）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的作法[5，15]，我们将企业年限（[Age]）、现金流量比率（[Cash]）、盈利能力（[ROA]）、董事会规模（[Board]）、股权集中度（[CR]）、女性高管占比（[Topfem]）、环境不确定性（[Env]）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设置了年份（[Year]）、行业（[Ind]）哑变量，以控制年度变化趋势和行业间差距的影响。其中，环境不确定性（[Env]）借鉴庄旭东等[20]的方法加以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