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直事核”到“史学批评”

2023年2月，著名历史学家胡宝国教授因病逝世。惋惜之余，笔者再度打开胡宝国教授的代表作《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以下简称“胡著”），认真研读，写下札记，以志纪念。

胡宝国教授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的末尾总结道：“如果用最扼要的方式概括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表述：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史记》；在这一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史通》。《史记》是对此前战国学术的历史总结，而《史通》则是对此前魏晋南北朝学术的历史总结。在这里我们分明感受到，在史学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往往不是突如其来的。”

与传统的编年体史学史记述方法不同，胡宝国教授采取的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展开讨论”。通过通读胡著，深感胡宝国教授对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所创的纪事本末体的推崇，也对胡宝国教授所采用的专题研究的方法中所体现的鲜明的问题导向有了更深切的体悟。胡宝国教授基于若干专题所作的梳理和阐述，从以《史记》为标志性成果的汉朝史学，到胡著给予高度评价并全书引用的唐朝刘知幾（胡著原文使用“幾”，故本文未使用“几”，下同）《史通》的史学发展脉络和特点得以清晰展现。

胡著的三大特点

论断鲜明，例证严谨。通读胡著，总体感受是其中的结论性论断大多是异于前人且维度独特的创见，给人以豁然开朗、深受启发之感。这也反映出胡宝国教授对史学的认识：“古代史学与现代史学的不同：现代史学是以解释、评论为主，以叙述为辅；而古代史则是以叙述为主，以解释、评论为辅。”与此同时，其论断能够充分做到有理有据、分析严谨、令人信服。例如，胡著提出“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胡宝国教授从《史记》《汉书》的籍贯书法、《史记》书名（原名《太史公》，与战国的以个人名字命名书的旧传统相符）、《史记》序言中“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所体现的总结战国学术的意图、《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体例与战国文化背景的密切关系等方面条分缕析，才提出这一论断。

书中提出了南北史学的异同：第一，北方史学更为关注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问题，而南方关注度则较低；第二，相较于南方，北方多官修史书，私人撰述较少；第三，从渊源上看，与继承魏晋的南方史学不同，北方比较强调继承汉代传统。就史学内部发展趋势而言，是南方逐渐向北方靠拢，官修史书的色彩越来越浓。这与南方专制皇权力量强弱改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胡宝国教授通过比较南北纪传体史书在是否设立《食货志》《刑法志》上的不同、列举和分析官修及私撰史书的差异、基于史料对比南北史学渊源等一系列翔实论述来论证观点，令人信服。

对于经与史的关系，胡著指出应“既注意到经与史的分离，又注意到经与史的联系”。司马迁之后经学在学术上占据支配地位，史学一度成为经学的附庸，直到魏晋史学才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胡宝国教授提出“如果不嫌极端，甚至可以说史学就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鲜明论断。对于“文”与“史”的关系，胡宝国教授认为，“文”对“史”的影响要大于“史”对“文”的影响。通过对“文章”和“文史”的辨析和论说，胡宝国教授认为，如果把标准定得再苛刻一些，不仅仅是在史学与经学分离之后，更是要“到史学与文学也划清界限后，史学才真正获得了独立”。从汉魏的“文章”到南朝的“文史”就反映了文史从混而不分到逐渐分离的变化过程。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伴随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而在文史分离的南朝，文学发展处于高潮阶段，史学处于被动地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逐渐把“史”从“文”中排斥出去，即“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这些旗帜鲜明的论断，无不经由翔实的史料比较分析而得出。

不唯权威，大胆驳论。胡宝国教授的专题研究多源于某些具体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都源自一些著名史家的撰述。书中经常可以感受到犀利的“战斗”气息。对于史学界的泰斗权威的观点，胡宝国教授没有选择照单全收、一味盲从，而是始终用批判的眼光一分为二地看待，对有道理的部分表示认同，对可能不全面或是不准确的地方往往秉笔直书、大胆驳论。

周一良在阐述南北朝史论差异时指出，南朝史论在极大程度上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而胡著则以“东汉班固、班彪父子对秦末与王莽时期形势的对比分析也很精彩，不在南朝史论之下。汉代并无玄学，因此不宜把南朝史论的精彩归之于玄学的影响”而驳之。

又如钱穆认为，“（《隋志》杂传一类）盖与人物与地理有关，二者之受重视，则为当时门第郡望观念之影响”。胡著则不认同这一观点，并把杂传单列为专题进行详细阐述。胡宝国教授认为，“以门第郡望来解释杂传及地理书的产生也未见得妥当，因为南朝社会门第观念极强，而杂传却迅速减少了。这一时期的地理书数虽多，但所关注重点或在异物、或在山水，均与门第郡望无关”。

与之类似，胡著还对陈寅恪、唐长孺、金毓黻等史学大家的有关论断质疑并表达了个人见解。特别是书中甚至使用了质疑态度极为鲜明的“出错”一词：“这是他（钱穆）出错的一个根本原因”，让人印象深刻。

鲜明的问题导向。如前所述，胡著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展开讨论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全书处处可见由问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针对性强，让人感到深受启发、收获满满。例如，胡著专门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单列一章进行专题研究，就是基于两个前人往往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即“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既然经学影响逐渐衰退，何以经学式的注释方法却又死灰复燃？”针对这两个问题，胡著对以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为代表的采用“新式注解方法”的著作的“兴起”与“不继”，分别进行了详细阐述。胡宝国教授列举了陈寅恪、周一良、逯耀东等名家的解释，并非以此论证，而是借此阐发自己的独到观点。

第一，胡宝国教授提出“裴注是经学对史学影响逐渐衰退后的自然结果”。东汉以来，史学深受经学简化的影响，亦走上简化之路，因此陈寿《三国志》有简略的特点。而南朝时，经学对史学影响减弱，因而裴松之批评陈寿《三国志》“失之于略”。胡宝国教授认为，追求义理还是追求历史事实的丰富，这是经学与史学的根本区别之处。“在经学的范畴内，历史就只是成了‘道义’的工具。而从史的角度讲，如实地记录历史事实才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和裴注类似的采用“新式注解方法”的著作的共同特征是不求简约、不避繁琐，以追求历史真实为目的，与侧重名物训诂的传统经学式注释方法判然有别。这标志着史学史上“经学的影响正在衰退”这一重大变化已经发生。

第二，胡宝国教授提出，是众多史书的存在才使得裴注成为可能。“天下大乱后，国家对史书的修撰失去了有效控制，私人纷纷撰史，是汉晋时期史书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裴注一类注释家所注释的史书，记载范围基本不出东汉到东晋这一时段……裴注的特点是以多家史书注释一家之书。采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有众多相关的史书可以用作参考。汉末魏晋以来，这个条件是充分具备了的。与此同时，通过裴注的形式，众多史料得以保存。另有一个鲜明的反例，裴松之的儿子裴骃的《史记集解》本欲效法其父的注释方式，却因《史记》之前的史书只有寥寥数种且多已为司马迁所采用，难以找到众多补充材料而作罢，最终采取名物训诂的传统注释方式。

胡著对治史的启发及略可商榷处

治学方法及思路启示。胡著中折射出教科书般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智慧。第一，逻辑分析推导法。胡著一一列举了《隋志》杂传类所载32部郡书的书名及撰者，其中成书年代可考的共计26部：东汉2部，三国魏、吴7部，晋13部，宋3部，齐1部。“据此，魏晋是郡书撰写最盛的时期。”笔者认为这正是抽样统计分析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第二，反向思维分析法。如果孔融是鲁国人，那么汝、颍对于他都是外乡。他为什么一定要认定汝南士胜颍川士？建安以后汝南士在政治上明显走上了下坡路，而颍川士则蒸蒸日上。孔融一向好打抱不平，他在此时突然宣扬汝南士胜颍川士，其实正好表明现实的情形是颍川士胜汝南士。周斐著书（《汝南先贤传》）的心态大约与孔融相近，也是有感于现实中汝南士处境的艰难，因此才要大力张扬先贤的业绩。胡宝国教授的这一论述正好与常人“重视和强调什么就往往缺什么”的惯常思维相符。这一在对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等特点的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反向分析”的思维方式进行史学研究的思路，使笔者很受启发。对于史料的解读，角度是多元的，而非唯一。第三，问题导向研究法。上文在对胡著特点的感受中已论及。

胡著中略可商榷处。胡著以对“文直事核”的汉《史记》的专题研究作为开篇。虽然对刘知幾《史通》时有微词，但总体推崇且处处挥洒着“刘知幾式”的“历史批评”风采。作为尝试叩响史学大门的青年后学，本着对胡宝国教授提出问题的质疑精神，其中部分论述仍存可商榷之处。

如胡著在“结语”中，认为刘知幾虽然在《史通》中“对从古至今，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判”，但是“刘知幾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殊意义”。笔者认为，由于历史和史家无法逃脱的时代局限性，这一评价稍显苛刻。当时的认知源自当时的实际条件，今天我们审视过去的史家，正如未来的人们审视今天的我们。胡著在文中也对这一“瑕疵”借用钱穆的话做了自问自答：“刘知幾只注意到史书，没有注意到历史本身，也没有注意到写历史的背后的这个人……若使在刘知幾以前，史学界早有一番极高明的史学的话，刘知幾也就不止于此。”

或许，前引胡宝国教授的表述只是因疏忽而未把意思表达完整，那么在今后出修订本时，在“刘知幾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殊意义”这句话前面，加上“由于受当时史学发展状况条件所限”的限定语，是否会把胡著所要表达的意思表述得更准确、更严谨呢？

虽然胡宝国教授斯人已逝，但笔者相信，对可商榷之处的思考和探讨，也将是青年后学对他不唯权威、大胆反驳、小心求证治学精神的传承。

结语

通读胡著，通过深入学习胡宝国教授“以专题研究方式展开讨论”的史学研究方法，笔者对史学内部的发展逻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在史观、视野、方法论等多个方面都深受启发。史学研究宛若浩海行船，“学海无涯苦作舟”是必然选择。笔者坚信，凭着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科学的方法、前人的指引，经过不懈努力，笔者也终将在史学沧海中拾得亮丽的珍珠！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