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流型铜鼓大观》：讲述世界“铜鼓王”的故事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数量最多、铸造和使用铜鼓时间最早、历史最长的国家，其中广西是收藏铜鼓最多的省份，故而有了“世界铜鼓看中国，中国铜鼓看广西”的美誉。

《北流型铜鼓大观》一书，2024年12月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讲述了“铜鼓王”发现与复制的精彩故事，更详细展现了北流型铜鼓的全部面貌，包括北流型铜鼓的特点、纹饰、八大典型、收藏、冶铸、调音、矿料来源等，堪称一部北流型铜鼓的百科全书。该书图文并茂，用学术科普的形式，以彩色大图展示铜鼓风采，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该书是继《北流型铜鼓探秘》（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之后，又一部展示北流型铜鼓风貌的力作，更是两代中国铜鼓研究学人接力的结果。

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建筑外观被设计成铜鼓造型，二楼有个展示铜鼓文化的常设展厅，其中编号为“北流型101”的云雷纹大铜鼓，铸造年代不晚于东汉，鼓面直径达163.5～164.8厘米，残高63.5厘米，残重299千克。鼓面如此之大，为世界之最，被誉为“铜鼓王”。自20世纪50年代“铜鼓王”被收入博物馆以来，曾多次赴外展览。世界“铜鼓王”的发现、收藏、复制、研究历程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缩影，也是中国铜鼓研究的典型代表。

北流型铜鼓

中国学者将中国的铜鼓分为八大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铜鼓王”属于北流型，是所有类型中体型最大的一类。北流型铜鼓是世界上铜鼓中最早确定矿料来源的铜鼓类型，因此北流型铜鼓的研究也走在其他类型铜鼓的前列。目前，国内收藏的北流型铜鼓有173面，其中广西藏112面，其余分布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澳门、台湾等地。

“铜鼓王”最早收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据博物馆档案记载：“原存北流县六靖乡水埇庵，1955年征集。”最初人们一直以北流市六靖镇水冲村水冲庵作为“铜鼓王”的发现地，直到1980年出现了另一个说法。这年，北流县文管所举办了一次铜鼓展览，一位观众对着县文管所唐尚恒与“铜鼓王”的合影照片说，他的家乡石窝乡坡头村（今石窝镇坡头村）也出土过一面如此大的铜鼓。“铜鼓王”到底在哪里发现的？学者们陆续展开了一系列调查。

1981年，唐尚恒等人采访了石窝乡坡头村老人谢培中。据称，1941年本村村民上山砍柴，在石窝乡坡头村的一座山岭（后被称为铜鼓墩）发现了大铜鼓。村民认为它是神鼓，打算就近安放在村里的康光庵，因打爻问神不合，便想转抬到邻乡六靖圩头的冼太夫人庙，途经六靖乡水埇庵时，绑鼓的篾缆突然断了，于是将铜鼓放在了水埇庵。

“铜鼓王”从发现地转运到水埇庵的精彩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多位学者在调研中也听到相似的表述。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今广西民族大学）姚舜安、万辅彬教授到水埇庵调研采访了陈德初老人。1997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农学坚副研究员、罗坤馨副研究员和日本东京大学吉开将人博士等人组成的中日铜鼓研究课题组，采访了石窝镇副镇长黄世杰。201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彭书琳研究员到水埇庵考察采访了梁振兴老人。2017年，玉林市玉州区政协原副主席、调研员韦德记到石窝镇坡头村和担水塘村调研，访谈了赵安广、陈明章、赵正文、廖开埇四位老人。

但“铜鼓王”的发现地却有多种说法。黄世杰副镇长说发现于石窝镇坡头村凤尾山顶底下的铜鼓墩，梁振兴老人说发现于三唛岭，赵安广等四位老人说发现于旺竹村。此外，还有另一个发现地石窝镇平田村高坡组背面的铁木岭（实际上就是坡头村铜鼓墩的后山），但这个地点村民不清楚。

“铜鼓王”精彩曲折的转运故事和扑朔迷离的发现地之谜，折射了铜鼓文化的独特魅力。195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征集文物，将存放于水埇庵的“铜鼓王”征集到南宁。2008年，广西民族博物馆建馆，“铜鼓王”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调拨至广西民族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复制“铜鼓王”

1985年，姚舜安、万辅彬在考察北流型铜鼓的矿料来源，发现北流市铜石岭是北流型铜鼓的主要矿料来源地。期间，万辅彬萌发了复制“铜鼓王”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蒋廷瑜的支持。由蒋廷瑜担任复制“铜鼓王”项目组组长，经广西区文化厅、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批复后，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资助8万元复制经费。

复制前，广西民族学院李世红等研究了北流型铜鼓鼓面直径与鼓足直径的关系。1991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韦显初工程师和邓任生负责开始内外模范制作。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担任技术顾问，建议用陶瓷型内外范进行复制铸造，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主任、中国铸造协会精密铸造分会会长谭德睿同意这一方案，并带领上海博物馆吴来明、徐惠康赴南宁参与复制，复制地点在南宁重型机械厂。

1991年 9月下旬，进行第一次浇铸。浇铸工作由机械厂杨年指挥，车间主任凌越、庞济乾、封奕强进行现场操作。浇铸结果是，鼓身、鼓面存在缺陷。10月上旬，项目组进行第二次浇铸。这次鼓面很成功，但鼓身的缺陷依然存在。由于经费用完，本次复制工作被迫暂停。

1994—1996年，经过项目组锲而不舍的联络沟通，自治区副主席李振潜同志批复了再次复制“铜鼓王”的计划，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立项，支持5万元复制经费。1997年初，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再次携手上海博物馆、南宁重型机械厂进行复制，因人员协调困难而推迟。1998年春，第二次复制实践终于如愿开启。6月27日下午，进行第三次浇铸。这次浇铸的结果是，鼓身基本完好，但鼓面又出现不足的问题。由于短期内经费投入困难，复制工作不得不留下遗憾。杨年和万辅彬反复考虑，决定将7年前复制的完好鼓面与此次复制的完好鼓身焊在一起。韦显初对这面复制的“铜鼓王”进行了做旧处理，今天这个复制的“铜鼓王”陈列在广西民族大学科技楼大厅。当年专家们复制用的工具、模板等被广西民族博物馆收藏。它们共同见证了老一辈铜鼓研究者对探寻“铜鼓王”铸造工艺倾注的心血。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