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学院奖”发展及内容主题趋势

1954年3月12日，印度在新德里成立国家文学院（Sahitya Akademi）。时任印度共和国副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七届大会主席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在成立大会上指出，国家文学院由Sahitya Akademi两个词构成，Sahitya是梵文，意为文学作品；Akademi是希腊语，意为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的集会，这一名称表明了普世观点和愿望。因此，国家文学院将是所有对创造性和批判性文学感兴趣的人的集会。学院的宗旨是表彰文学成就，鼓励文学创作，教育公众，提高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水平。

国家文学院每年在印度各地举办100多场与印度文学相关的活动。一是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1961年，第一届国际研讨会在新德里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25位作家及来自印度的39位作家齐聚一堂，讨论泰戈尔的作品以纪念其诞辰100周年。1975年，第二届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亚洲的罗摩衍那传统。1981年，纪念印度语作家普列姆昌德（Premchand，1880—1936）诞辰100周年。1983年，纪念泰米尔语诗人巴拉蒂（Subramania Bharti，1882—1921）诞辰100周年。1987年，研讨《摩诃婆罗多》。二是举办年度文学节。每年2月，国家文学院举办上一年度重大文学事件展览、“作家见面会”及“文学院奖”颁奖。

● 印度“文学院奖”简介

“文学院奖”（Sahitya Akademi Award）设立于1954年，奖金为10万卢比，旨在认可和促进印度杰出的文学创作，推动文学新势力，向全世界推广印度文学。印度国家文学院每年授予24种语言中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即每种语言中评选一部获奖作品，作品必须是近5年内出版，涵盖小说、诗歌、散文、传记、戏剧、文学批评等类型，是印度国家层面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文学院奖”支持《印度共和国宪法》第八附则中的22种语言：阿萨姆语、孟加拉语、博多语、多格里语、古吉拉特语、卡纳达语、克什米尔语、孔卡尼语、迈蒂利语、马拉雅拉姆语、曼尼普尔语、马拉地语、尼泊尔语、奥里亚语、旁遮普语、拉贾斯坦语、梵语、桑塔利语、信德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乌尔都语，以及印地语和英语。

“文学院奖”推动印度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1960年，纳拉扬（R. K. Narayan，1906—2001）的小说《向导》（The Guide，1958）荣获“文学院奖”英语奖。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向导》由安南（Vijay Anand）执导，于1965年上映，荣获第14届电影奖9项提名，7个奖项。120分钟美国版电影《向导》由赛珍珠（Pearl S. Buck）编剧，于2007年戛纳电影节播出。196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向导》在美国百老汇演出。2022年，《向导》入选“大禧读物”（Big Jubilee Read）清单，该清单由1952年以来在英联邦出版的70部文学作品组成，旨在提升阅读乐趣并庆祝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50周年。关于“文学院奖”也有反对者，被福布斯评为“30位全球女性典范”第二名的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便是其中的一位。洛伊拒绝了2006年“文学院奖”，以此来抗议印度政府屈服美国的路线——暴力、无情地摧残产业工人、加强军事化和经济新自由化的政策。拒绝“文学院奖”表面上打击了奖项的形象，实际效果是形成国际新闻热点，唤起更多读者关注印度文学。

“文学院奖”对于印度文学意义重大。“文学院奖”推动24种语言的文学创作，主要意义有三点。一是展现印度语言多样性：该奖项表彰了印度众多方言和边缘化社区的语言多样性；二是赋予作家权利：该奖项为作家提供鼓励、促进销售并提供教育系统认可；三是提供翻译机会：该奖项有助于将作品翻译成其他地区语言（包括英语），扩大其影响力。

“文学院奖”存在的问题。“文学院奖”尽管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其面对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认可度有限。与英国的布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等相比，“文学院奖”的认可度有限；二是公众意识低。尽管国家文学院组织各种文学活动、讲座和研讨会，该奖项宣传力度依然不足，影响了公众对其项目的认知；三是过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印度国家文学院的数字化存在不足，网站缺少维护，社交媒体活动也很少；四是图书供应有限。尽管出版物价格实惠，但获奖图书通常很难找到，使得影响力难以扩大；五是缺乏准确的数据，无法量化不同语种的市场规模，在印度没有出版物销售数据，也没有官方的全国性“畅销书榜”。

● 印度“文学院奖”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体现了对文学质量的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作家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移民进入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1971年，印裔作家奈保尔因《自由国度》获得布克奖，开启了印度和印裔作家入围英国文学大奖的长短名单。与尚在起步阶段的“文学院奖”形成鲜明的反差，印度作家轻视国内奖项。1981年，泰卢固语作家纳尔拉（VR Narla）因其戏剧《西塔的预言》（Sita Josyam）获得了“文学院奖”，但因国家文学院允许在其主办的《印度文学》上发表对该剧的负面评论，纳尔拉退回该奖项。1982年，纳坦（Natan）的小说《囚徒》（Qaidi）获得了“文学院奖”，但因他本应更早获得该奖项而退回。1983年，古吉拉特作家苏雷什·乔希（Suresh Joshi）也退回了该奖项，理由是他的书《忧心忡忡》（Chintayami Manasa）在他看来不值得该奖项，并表示该奖项应该授予那些符合条件的作家。这引起了当时的学术委员会主席戈卡克（Vinayaka Krishna Gokak）的回应，“我们不能指望学术委员会能够寻找上升曲线上的文学力量，并在它开始下降之前抓住它。评委会每年都会更换，我们选择的不是文学人物，而是特定时期最好的文学出版物”。印度作家更加关注文学作品质量，彰显了独立发展的信心。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体现了对文学理想的坚持。印度文学新星震撼了欧美文坛，同时也为英语文学输入活力。1997年，罗伊凭借处女作《微物之神》成为第一个获得全美国图书奖、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奖”的印度作家，曾占据《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长达49周，被译为40种语言，出版600余万册。该书讲述了一对母女超越种姓等级观念的桎梏，对女性自主掌握命运和自由恋爱的不懈追求。与此同时，“文学院奖”出现了青春期式的叛逆。1991年，达斯（Das）因其诗歌获得“文学院奖”，但因“个人原因”拒绝获奖。1996年，帕德马纳班（T.Padmanabhan）因马拉雅拉姆语短篇小说集获得“文学院奖”，他感谢评委会给他的荣誉，但是他拒绝了，理由是学术界没有表现出支持短篇小说形式的兴趣。1998年，古吉拉特语作家科塔里（Jayant Kothari）也拒绝了“文学院奖”，理由是他曾发过宗教誓言，不允许他接受任何竞争性奖项、奖品或职位。印度作家拒绝领奖的理由更加“硬气”，显示了向高水平发展的文学理想。

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体现了对文学价值的厚望。2000年以后，印度作家因抗议行为而退回或拒绝“文学院奖”的事件从偶发变成多次发生，理由也是多种多样。截至2015年，共有38名获奖者宣布返还“文学院奖”，以抗议莫迪政府领导下的“印度日益增长的不宽容现象”。为了表示谴责，多位作家辞去了在“文学院奖”机构的职务。同时，印度文学在向全世界推广，也向世界索取素材，比较典型的是高希（Amitav Ghosh）。他凭借《理性环》《阴影线》《饿潮》，以及“鸦片战争”三部曲（《罂粟海》《烟河》《烈火洪流》）等十余部作品斩获了诸多国际大奖。印度作家的视角发生了转换，开始关注间接关联的中英鸦片贸易。2007年，印度总统授予高希莲花士勋章，这是印度最高的荣誉之一。2022年，吉檀迦利·什里（Geetanjali Shree）凭借《沙墓》（Tomb of Sand）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印地语作家。在《沙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次边界的消弭，包括身为印度人的主人公前往巴基斯坦旅行，与跨性别者之间建立的友谊，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平衡，宗教的对立等，它几乎囊括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矛盾主题。随着印度文学创作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印度作家运用印度历史和文化重新定位自己的故事，来获取世界认可。

总体来讲，拒绝或反对“文学院奖”的作家是少数，但是体现了印度文学的独特之处。印度国家文学院没有放弃敦促作家收回他们放弃的“文学院奖”，并表示这些奖项是带着爱和尊重而授予的，这种感情应该受到尊重。进入21世纪，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印度文学在“国际化”和“民族化”两个维度上持续发展。相比以往的现代印度文学作品，这种“全球化书写”为读者绘制了一幅更大的全球图景，展现了印度文学的宏大。

● 印度“文学院奖”内容主题趋势

透过印度“文学院奖”，读者可以窥见21世纪印度文学的三大内容主题趋势：“新都市现实主义”“宗教与性别”和“全球化的思考”。

新都市现实主义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的风格。这种风格既关注城市中犯罪、暴力、腐败及对印度自由主义虚伪等主题，也毫不避讳对种姓和宗教偏见等问题的双重标准所持的态度的讨论。在印度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群体的故事，折射出印度国民的心理映像，既多元化，又极其细分。洛伊的《极乐之部》（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2017）是新都市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书名中的这个无偿派给幸福快乐的“部门”，指一片在家族墓园上违章搭建的棚屋旅馆，它接纳一切印度社会的下九流，从不拒绝任何人入住：贱民、无家可归的穷人、被家族抛弃的变性人、接生婆、克什米尔反抗组织头头的非婚生子……旅馆除了给这些社会边缘人提供栖身之地，还有供应一日三餐的食堂，并且把每天做好的饭菜中最好的部分留给当地警察，以此实惠换来安宁度日，不被暴力驱散。政治暴力、城市化美学及当代印度道德的无可救药等都支持《极乐之部》作为新都市现实主义的实例。

宗教与性别在印度公共领域一直处于危机之中。1986年，萨加尔（Nayantara Sahgal）凭借《像我们一样富有》（Rich Like Us，1985）荣获“文学院奖”，该书以1932年至1970年中期的混乱时期为背景，讲述了两位女主人公在政治动荡和社会重组时期为生活奋斗的故事。萨加尔是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侄女，因保持独立的批判意识而享有盛誉。《时代》杂志对其给予高度的评价，“印度新兴作家的典范，将印度教与基督教观点融为一体，同时拥有冷静的分析头脑和广泛的人类同情心”。1990年，印度女权主义作家德什潘德（Shashi Deshpande）凭借小说《漫长的沉默》（That Long Silence）荣获“文学院奖”。该书深入探讨了一个女人所面临的痛苦，丈夫不明白她的控制欲，以及一个女人为什么在家庭和社会中需要自己的身份和平等的地位。女权主义的敏感性与世俗主义的争论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个时代思想动荡和两极分化。

全球化的思考已广泛地渗透到印度文学之中。一批印度作家选择与文化加速同步，探讨全球化的影响：一切都在改变，所有的制度和传统都在根本上被推翻。以环境主题为例，各种国际环境团体通过对印度、孟加拉国政府施加经济压力保护环境。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和国际机构掩盖了当地的痛苦，人的生命价值甚至低于动物的生命价值。高希的《理性环》《阴影线》《饿潮》都是有力的证明。1983年，阿萨姆语作家戈斯瓦米（Goswami）荣获“文学院奖”。她的代表作《血染的书页》（Pages Stained With Blood），通过描述1984年6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遇刺后发生在德里的锡克教大屠杀，进而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盲目的暴力。由于该书记录了轰动全世界的血腥历史，因此被印度多所大学用作教科书。新一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将《血染的书页》视为阿萨姆文学的经典之作。

● 结语

印度“文学院奖”从创立之初就立足文学和文学批评水平的双向提高，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创作和批判结伴同行。对待“文学院奖”本身的态度彰显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其形成的语言多样性特色更是有别于世界绝大多数文学奖。1913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凭借《吉檀迦利》，成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先用孟加拉语创作《吉檀迦利》，又自己翻译成英文的诗集，过程本身体现多样化语言美学。一百年后，印度作家希冀通过印度乡土人物书写，突破历史的既有话语，重新诠释乃至化解历史矛盾的努力，去实现印度文学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