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剧作《大风有隧》的现实主义意蕴生成

最近我经常去上海杨浦区的Young剧场看戏，这家剧场颇受年轻人的追捧，不仅有国内艺术节的热演剧目，还有不少国外的戏，如柏林剧团的《布莱希特的鬼魂》、德国著名导演执导邵宾纳剧院演出的《哈姆雷特》、法国的人偶剧《尝一口拿破仑》等。每次去Young剧场看戏，驱车穿越在北横通道深邃的通道中，常常回想起几年前在上海大剧院看的一出戏——《大风有隧》，反映的就是上海城市隧道工程建设者们的故事。这个剧本后来获得第34届田汉戏剧奖的剧作大奖，可惜的是，当时只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两场，没有机会让更多观众看到。该剧导演是东欧拉脱维尼亚国家剧院的著名导演埃玛斯·赛科夫（Elmārs Seņkovs），而编剧则是在业界有一定影响的陈小玉和苏虹老师。时间如梭，好几年过去了，这个戏的舞台呈现至今还浮现在我脑海里。

《大风有隧》剧本曾刊登在《上海戏剧》2019年第3期上，我是在上海大剧院2019年6月25日看过舞台演出之后，才读到剧本。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充满诗意与浪漫色彩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智慧与幽默感。象征手法与内心独白的运用，使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与哲理。虽然时隔五年，拉脱维尼亚导演早已回到东欧，这出戏也没能按制作方的意愿再度公演，但是我每次穿越北横隧道的时候，总会想起剧本中那些发自隧道建设者们内心深处的声音：“盾构机推进、拼装、再推进，隧道不断延长，我不断地跑，最后轰的一声，我跟着盾构机从一个出口冲出去，自然光亮得晃眼，这一刻我从梦中惊醒……”主要人物言语间淡淡的冷幽默，配合剧中人在积极状态下通过彼此交流搭建形成的节奏变化与反差，俨然造成一种轻松的喜剧效果。

主流题材的现实主义戏剧这些年也看了不少，但是像这样接地气且能够留下印象和余味的作品似乎并不多。随着对上海这座城市感情的加深，我对城市建设和人文环境也更加关注起来。这个戏背后更多的创作故事，或许能够给有意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年轻剧作者们一点启发。因此特别约见了《大风隧道》的两位编剧陈小玉、苏虹来谈谈这个剧本的创作体会。

宁春艳：2019年6月《大风有隧》在上海大剧院公演，剧本也发表在《上海戏剧》杂志。我最近重读这个剧本，深切感受到这个现实主义题材的戏，在文本的把握方面非常巧妙。虽然是主流戏剧，但剧构处处以文本为中心，城市建设者的形象塑造得真实可信，非常接地气。无论是当时看舞台呈现的演出，还是重读剧本，我都能感到两位编剧对这个现实题材的巨大激情。我想知道，这个剧本创作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做这么一个反映上海城市建设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原创剧本？

苏虹：说起这部戏的创作缘起，还要从我两次到上海隧道工程公司调研，与当时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晓东的交谈说起。一次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正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我们上海隧道人在地下空间建设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正中央。另一次是在上海重大市政工程北横通道开工后不久，他兴奋地告诉我一个数据：1978年，中国全年的GDP是3678亿人民币，而这次他们中的一个标段就是36.78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宋晓东脸上洋溢的自豪与自信深深打动了我。

所以，大概从2015年开始，伴随着北横通道的建设，我们就想应该做一部话剧，于是就开始筹备创作一个剧本。

陈小玉：我们通过故事大纲竞稿的方式，接下了这次剧本创作任务。之后，2018年11月，我们到上海隧道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建设的上海北横通道项目体验生活，进入到地底下几十米的隧道中，目睹了上海隧道的建设者们为中国发展和中国城市化建设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以及他们在完成这些工程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奋进拼搏的精神，正是这些为我们的剧本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素材，也为我们注入了高能量的创作激情。

宁春艳：据我所知，命题创作是很难的，会遇到很多问题，因为不是自主创作。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会面临在创作过程中，你们所用的戏剧手段可能与戏剧目标不一致。在最初的剧本创作中，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于编剧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小玉：对于专业编剧来说，每一个项目其实难度都差不多。这是撇开人为因素从客观上讲。但是，剧本一定会遭遇人为因素，因为艺术的主观性，使得它的标准会比自然科学更模糊。然而我们这次的创作却遇到了知音，时任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的宋晓东董事长，他是“70后”，在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做到广泛阅读文史哲、博闻强记，可以说是个通才。他亲自阅读我们交去的大纲和剧本，我们非常顺畅地提交了第一稿剧本，几乎是一稿就过。从专业上讲，我们自己对这个剧本也比较满意。

所以说，最大的问题与困难，不在于目标与手段的不一致，而是来自这个题材在创作上的固有局限，来自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工业题材的惯性认识与惯性审美，一种被统称为“刻奇”的创作倾向。而我们，就是要克服重蹈此条覆辙。

宁春艳：“刻奇”这个词，最早应该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提出来的。你所指的克服重蹈覆辙，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陈小玉：所谓的“刻奇”，在这类题材中很具体的表现，就是普遍存在的审美不真实。我们要规避的，就是用夸张的情节、虚假的表演和煽情的台词来制造虚假的崇高和感动。

苏虹：发生在这一批建设者身上活生生的事例，让人感动。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把事迹直接搬上舞台，然后再拔高，很多创作都是这么做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是提炼的艺术，它必须有真实性与深度，否则今天的观众是不会接受的。真实性与深度，是通过写好人物，写好故事来做到的。

宁春艳：这一点在观看演出和读剧本时，我都感受到了。可以说，你们的戏剧手段，或者是编剧的“技巧”，就是聚焦在小人物的戏剧形象塑造。他们是千千万万个城市建设者，他们的内心矛盾、几个主人翁的情感经历和纠结，是相当自然可信的，并没有给观众以“假大空”的感觉。在小人物的戏剧形象塑造这一点上，你们是通过哪些具体的剧作手段来做到的，展开来说说？

苏虹：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宋晓东董事长提到，他要让他的员工不仅仅拿到的是一份薪水，更要获得职业层面的自我价值感。我们觉得这一点太好了！顿时，我们找到了这个剧的核心与神采。有了这一点，我们就动笔了。

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我们打破同类行业剧的固有模式，将攻克技术难关的过程，转化成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搏斗，以及人物自我成长的历程，让这部剧也成为人物内心的一次英雄之旅。

陈小玉：这个剧的表面故事，是攻克技术难关的过程。好的剧作必须在表面故事之下，底下还有在述说的东西。这个剧最真实的戏剧性，不是人与自然的搏斗，而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斗争。

男主豹子这个角色，他的内心是丰富的。他在与大学同学、隧道公司的师傅、前暧昧女友，这几组关系的碰撞中，展现出他对于生活及自我的困惑。他面临的挑战看似是日常的、是处于暗流涌动之中的，这就是这部戏的韵味所在。

豹子与暧昧女友温妮的关系，代表他在面对世俗与物质时的摇摆不定；豹子与靠炒房地产发家的同学吴大鹏的碰撞，展现了他对个人的社会价值与精神世界的追求；豹子与师傅铁锤的交集，表现了温暖而传统的师徒关系，也体现出工业4.0时代，AI在众多领域展现强大威力的今天，人的作用仍然会被高度肯定。

现在的工程建设一般不会再有死伤事故，所有的施工几乎全自动化了。那么人物的困惑是什么？我们觉得，应该是职业的选择、个人所属的社会光环、付出与金钱回报等等这些可量化的东西在内心的碰撞。这是这部戏的当下性与现代性。

宁春艳：这部剧的整体结构是如何搭建起来的？用编剧的话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戏剧语言是什么？你们用了什么艺术手法？剧名《大风有隧》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陈小玉：从日常生活，也就是外围生活，渐渐切入到工程施工进程之中来。生活与职业，同等重要，生活甚至比职业更为重要。我们借鉴了苏联剧作家万比洛夫对同类题材的审美经验，所谓的“有戏”来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来自人物的真实性与现实性，来自人物不断净化自我灵魂的过程。这一切，将是剧中人与观众在剧场内达成共情的基础。

象征与内心独白占了不小的比重，这是我喜欢的手法。对于现实主义也有一点小小的突破。当中有一段做了非线性叙事，用了闪回、倒叙，来打破传统的时间顺序和叙事逻辑。我们想要更加灵活地展现人物的成长历程和内心变化，同时增强故事的层次感和深度。

苏虹：剧本大纲完成后，这个剧名很快就定了下来。“大风有隧”出自《诗经》“大风有隧，有空大谷”。风自有它的来路。似乎在说宇宙大同，万物一体。人类与自然也一体。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也直接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之上。

宁春艳：这部戏的另一个亮点，是请了拉脱维亚导演埃玛斯·赛科夫来执导。从2019年6月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呈现来看，导演和舞美呈现都很不错。可以说，导演的二度创作无疑是为这个剧本增添了色彩。为什么特意请了东欧的一位导演？这是一次偶然，还是刻意为之？

苏虹：是刻意为之。我们想给这部戏增添一种色彩，或者说是多一种视角。在东欧戏剧中，象征元素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善于运用各种象征性的道具、场景和动作来表达深层的含义和情感，这种手法使得戏剧作品更加具有内涵和深度。而且，东欧戏剧强调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洞察和真实反映，致力于呈现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使得东欧戏剧作品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和情感体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宁春艳：拉脱维亚国家剧院的导演埃尔马·赛科夫在2019年6月应邀来上海执导《大风有隧》时，还带来了他的舞美和服装设计师（Reinis Suhanovs）。我了解到，他年轻时曾跟随波兰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学习。我从《大风有隧》的舞台呈现看到了他的导演手法非同一般。在上海的创作演出经历对他来说非常珍贵。他在执导《大风有隧》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这部戏具有一些特别的趣味，让我看到了契诃夫和万比洛夫的影子，同时，对我个人来说，也含有一些意义非凡的人生话题。在这部剧里，人物的使命是为整个社会作出个人的贡献。然而，如何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工作的同时，又不丧失人性和对周遭亲人的爱？这个人生目标是十分高远的，但实现这样的目标，往往需要他们付出极大的努力，许多人的生活需要为此作出相应的牺牲。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我们平常忽视的小人物，他们在地底下挖掘隧道，他们是为整个社会的进步作奉献。在这个剧本里，我看到很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是平常生活中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人。戏剧有能力把平凡的人塑造成超级英雄。剧中人物的共同点是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他者，每一个角色都在寻找自我在社会中的价值。对我来说，在人物背景和戏剧情境之下，需要做一些深入的阐释。每个人在舞台上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可能对有些主题的理解有差异。然而，只要抓住人物的核心和本质，抓住每个人物的缺陷和问题，在排练当中去呈现人类共同的情感，观众自然就会理解我们要传达的东西。

陈小玉：赛科夫在为我们排练《大风有隧》时，他和编剧、演员、制作人一起碰撞、讨论、寻觅主题价值与人物行动，共同创作了这部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到很多。与外国导演合作，特别需要中国演员跨越语言的障碍，理解导演的意图，更好地挖掘自己的人物形象。

宁春艳：苏虹先生，您今年出版了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海上晨钟》，我想跟《大风有隧》的创作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您一直在关注上海城市建设者的生活，您擅长创作工业题材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请您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标准是什么？核心思想是什么？

苏虹：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海上晨钟》这部小说，我选择信谊制药作为原型，来书写民族制药企业百年历程，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我书写的，都是我熟悉的，或者是经过我潜心研究过的东西。作品涉及到的近百个人物几乎都有其原型，写作时我仿佛在与他们对话。

我从事党务工作几十年，我所在的上海国资委系统有近两万名党组织书记，其中不乏大量的优秀党务工作者，有成百上千个像《海上晨钟》里的吉耀东、话剧《大风有隧》中的张太阳这样优秀的党组织书记。创作就是我观察、积累的延续吧。

在创作之初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作品一定要让读者觉得“好看”。很多读者在评论区留言，说这部小说“很好读”，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最大的赞赏。

宁春艳：《大风有隧》的剧本中充满了幽默与讽刺的元素，两位编剧善用幽默的方式揭示社会问题，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这部作品的人物对话很有特点，是当今都市人的对话，带有一定的江南特色，还有上海地方特色。剧作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描绘人物和场景，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语言的魅力。斩获2020年第34届田汉戏剧奖剧作一等奖实至名归。

作者宁春艳系法国剧作家协会SACD会员、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表演艺术研究中心负责人、

上海戏剧学院中外戏剧译介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