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

摘要：《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以来，经过三代蒲学研究者的薪火相传，已经形成了自己译研结合的鲜明特色。本文回顾了《聊斋志异》在俄国译介和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归纳总结了俄译《聊斋志异》在翻译和研究时所呈现的独特景观，以此探讨《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与影响力。

关键词：《聊斋志异》  俄译本  译介  对外传播

《聊斋志异》以精彩充实的内容、离奇生动的情节及严谨巧妙的布局，将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推向一个新高度，堪称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志怪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一经成书就迅速流传开来，且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被广泛传播到海外，先后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拥有外文翻译语种较多的中华典籍之一，《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译介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俄译研究以其斐然的成就备受学界关注。时至今日，《聊斋志异》在俄罗斯读者中的魅力仍有增无减，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者对《聊斋志异》文本的研究和解读，充分彰显出这部作品强大的对外传播生命力。

《聊斋志异》的俄译历程

俄罗斯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正式译介与研究始于19世纪后半叶，《聊斋志异》是最早受到俄罗斯汉学家重视的作品之一。早在帝俄时期，著名汉学家В.瓦西里耶夫院士就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指出：“若论语言之文雅以及叙事之简洁，则聊斋志怪小说（《聊斋志异》）颇受推崇。”[1]这样的论断对后来学者的学术倾向产生了直接影响。正是由于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讲授和推介，1878年，院士的学生尼·莫纳斯德列夫发表译作《水莽草》[2]，成为目前所知最早公开发表的《聊斋志异》小说俄译文。其后，瓦西里耶夫将自己翻译的选自《聊斋志异》的5篇小说《阿宝》《庚娘》《毛狐》《水莽草》《曾友于》收录到《汉语文选读本》中，于188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此后，瓦西里耶夫继续向自己的学生及其他学人介绍《聊斋志异》，为俄罗斯的蒲学研究作了奠基性的工作，成为俄罗斯聊斋学的奠基人。

1900年，刘世祯（音译）和俄罗斯学者斯米尔诺夫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新世界文学会报》上发表共同翻译完成的《考城隍》和《种梨》两篇聊斋小说[3]。1907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伊万诺夫翻译介绍了《黄英》《李伯言》《竹青》《考城隍》《瞳人语》《画壁》《种梨》7篇聊斋故事，其中前3篇为全文翻译，后4篇只是故事梗概。此后，这7篇译文被编辑成册，于190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单行本，这是聊斋故事首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

1910年圣彼得堡大学年轻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在《我们的田野》上发表译作《崂山道士》与《汪士秀》[4]，标志着他翻译研究《聊斋志异》的开始。早在1907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华北旅行时因亲眼目睹《聊斋志异》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而对蒲松龄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不夸张地说，《聊斋志异》是中国最流行的书籍之一。在任何书店、任何街头地摊和货摊上都能够看到此书。”[5]此后阿列克谢耶夫投入巨大精力开始《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这也是《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真正意义上广泛传播的开始”[6]。1922年，《访谈》杂志刊载阿列克谢耶夫译自《聊斋》的《云萝公主》，接着《东方》杂志发表名为《狐狸王国》的系列聊斋小说译文，包括《婴宁》《胡四姐》《潍水狐》《狐惩淫》等4篇文章，第一次向读者集中介绍有关中国狐仙的故事。同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格勒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译文选集——《狐媚集》，这部译文选集继续狐仙的主题，文集篇章扩展为29篇。1923年，他的第二部选取僧侣、道士为主要人物的《聊斋志异》译文选《神僧集》出版，其中包括43篇小说译文。1925年，译者以《中国法官的故事》为题发表《于中丞（一）》《于中丞（二）》等7篇小说。1928年包括22篇聊斋故事的第三个译文集《异事集》由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出版。1937年，阿列克谢耶夫将之前发表的《中国法官的故事》收录到自己的第四个集子《异人集》中重新出版，这个集子包括了阿氏选译的62篇聊斋小说。这些译文集因为译者深厚的汉学修养和对译文精益求精的态度而成为《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权威译本，其译作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多次再版，总印数超过百万册，创造了东方文学作品在俄罗斯传播史上的奇迹[7]。1951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去世，1954年他的遗作《种梨》被收录到《神秘的世界：中国小说、故事、童话、警句、谚语、谜语》一书中。据国内著名学者高玉海教授考证，阿里克谢耶夫自1910年初次发表《聊斋志异》故事《崂山道士》始至1951年去世，共翻译发表《聊斋志异》小说160多篇[8]。阿氏的译文为俄罗斯学者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俄罗斯蒲学研究走在国际汉学前列。

在阿里克谢耶夫院士翻译研究《聊斋志异》期间，其他学者也为这部小说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贡献。1915年，巴拉诺夫在《亚细亚时报》发表《促织》《医术》等10篇小说译文。1936年别斯托夫斯基在《乌兹别克斯坦文学》上发表《罗刹海市》。

莫斯科大学学者乌斯京是阿里克谢耶夫之后一位重要的蒲学专家。1960年他和范加尔首次合作翻译《聊斋志异》，译出包括《公孙大娘》《李伯言》等7篇聊斋小说。两人于1961年合译出版《蒲松龄小说选》。此次合作他们在翻译篇目上作了精心规划，所选篇章都是阿里克谢耶夫院士生前所没有涉及的，所以这部共包括49篇聊斋小说的译文集在俄译《聊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进一步丰富拓展了《聊斋志异》的俄译篇目。1981年，乌斯京出版其聊斋学研究专著《蒲松龄和他的小说》，书后附录收入了26篇《聊斋志异》翻译小说。“如果不考虑选篇因素、翻译质量的优劣等问题，乌斯京在《聊斋志异》俄译传播史上应该占有仅次于阿里克谢耶夫的地位”[9]。

《聊斋志异》翻译工作开展得并不够早的意大利（《聊斋志异》在意大利的首个节译本出版于1926年）早在1955年就推出了全译本，将西方世界首个《聊斋志异》全译本的荣誉揽于自己名下。相比之下，俄罗斯汉学界要稍显遗憾。不过，2022年距离阿列克谢耶夫第一部《聊斋》译文集面世100周年之际，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斯托拉茹克教授（索嘉威）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首个《聊斋志异》俄语全译本，这在俄罗斯汉学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套全译本由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和索嘉威教授根据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聊斋故事版本《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和张友鹤所发现的新故事翻译完成。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聊斋志异》的俄译工作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俄罗斯《聊斋志异》翻译经历了一个由单篇到选译本的发展过程，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全译本的出现，直到2022年才弥补了这一缺憾。这可能是阿里克谢耶夫院士的译本太过经典，使其他学者放弃了一试身手的念头。在院士去世后的很多年，即使中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民众对《聊斋志异》兴趣大增，俄罗斯出版界也多是不断编辑再版阿里克谢耶夫翻译的各种版本。

第二，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一开始多从其他语种转译，俄译《聊斋志异》自第一篇译文开始几乎都是从汉语直接译入。1727年，俄国政府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来华，他们在中国系统学习满汉语，客观上为中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大多数俄国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的时间长达十年及以上，较长时间的学习保证了他们能够较好地掌握满汉语。正因为俄国汉学比较雄厚的人才储备，他们不需要借助其他欧洲语言来加强对中国的认识。相反，俄国的汉学研究成果在西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俄译本《聊斋志异》在前苏联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就足以说明一切。

《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研究历程

俄罗斯《聊斋志异》的翻译与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因俄罗斯聊斋学具有译研结合的鲜明特点，笔者分成两类进行分析介绍。

翻译者进行的研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向来采取的都是译研并举、齐头并进的策略，他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早在1920年在他为《东方文学》一书所撰写的《中国文学》章节中，就曾着重从思想性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对《聊斋志异》进行过评论。阿氏高度评价聊斋小说无与伦比的故事叙述技巧，敏锐地指出其融入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全部高雅传统[10]。

1922年，阿列克谢耶夫第一部俄译《聊斋志异》选集——《狐媚集》出版发行。译者不仅在前言里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还将作者所塑造的千姿百态、各具面目的形象进行了分类概括，如：书生、鬼魅等。1923年，阿列克谢耶夫在第二部译文集《神僧集》前言中对小说的另一类人物——和尚与道士进行了讨论分析，更为深入地分析了蒲松龄的艺术风格和写作手法。1934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相继发表了《聊斋小说中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和《中国旧文学通俗化史谈——论聊斋小说》。前者主要对蒲松龄从事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考查探究。阿氏强调指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严酷：“蒲松龄写小说的时候，处于这样的环境：自由思想横遭压制，怀有民族感情的不平之士任何一句映射时政的言论，都可以定为死罪。”[11]他认为蒲松龄的作品意在宣扬德行，同时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和科举制度的腐朽，同时这些小说也反映出蒲松龄本人儒生个性的悲剧。第二篇文章阿列克谢耶夫主要讨论了为使《聊斋志异》在中国广为流传所采用的各种办法，如译成白话、改编成曲艺等。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毕生都在从事《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为这部小说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乌斯京是继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之后又一位译研结合的蒲学专家，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乌斯京时期俄罗斯蒲松龄研究已经定型为一门学问。1960年，乌斯京发表《论蒲松龄小说中的政治讽刺》。1966年乌斯京以《论蒲松龄的小说创作》的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以专门研究蒲松龄而获得副博士学位的人。1970年，乌斯京发表《蒲松龄和他的启蒙主义观念》，重点剖析了聊斋小说中所蕴含的深厚的人道主义观念和民主思想。1974年《蒲松龄短篇小说及诗体骈文的一些特点》，论述了小说的文体和艺术风格等问题。1981年，乌斯京出版专著《蒲松龄和他的小说》。相比于其他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比较宽泛的研究范围，乌斯京只聚焦于蒲松龄研究，因而在这一领域获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

圣彼得堡大学一直是俄国最重要的汉学人才培养中心，近年来斯托拉茹克（索嘉威）教授继续该校的优良传统，在蒲学研究上异军突起，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2015年，斯托拉茹克发表《中国信仰和文学描写中的龙女》，探讨“龙女”形象在中国正统和民间信仰中的发展脉络。2016年《短篇小说集〈聊斋〉中的〈五通〉：形象的起源与发展》和2018年《〈聊斋志异〉中的“雹神”——从历史与文学的方面考查》继续了以往的文学形象分析传统。2019年《〈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系统梳理了《聊斋志异》的俄译历程，重点分析了阿列克谢耶夫译本的翻译风格及对俄罗斯文学产生的影响。2022年《中国古典文学俄译特点——以蒲松龄（1640—1715）小说为例》讨论了用文言文写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在翻译成俄语以及其他语言时，应继续阿列克谢耶夫院士选定的从字面和精神上都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的问题。2023年《1886年插图本〈聊斋志异图咏〉重印与模仿》讨论了1886年插图本《聊斋志异》的特点及1930年前的重要重印本。

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译介史上第一个写出蒲松龄小说研究专论的俄国学者是伊尔库斯克大学青年学者帕施柯夫。他于1921年发表《〈聊斋志异〉目录学试析》，对俄罗斯蒲学研究具有开拓之功。

20世纪六十年代女汉学家费什曼加入蒲松龄研究者的行列且取得较为骄人的成绩。她的重要研究成果有：论文《满清在思想领域的政策》（1966）、专著《启蒙运动时代中国的讽刺小说》（1966）、论文《两种笔记小说的变体和引证功能——蒲松龄和纪昀》（1978）、专著《17至18世纪的三位中国多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等。因费什曼的研究首先从蒲松龄的后继者纪昀和袁枚入手，继而扩展到对蒲松龄的研究，因而她不仅把小说家作为单独研究的对象，而且放到清代笔记小说的总背景或共同的历史潮流中来进行对比研究[12]，其研究成就将前苏联对我国清代笔记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研究工作推向了更高层次。

汉学巨擘李福清院士虽然研究重点不是《聊斋志异》，但在聊斋学研究上同样成果丰硕。他的主要研究专论有《〈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与研究》（2001）、《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译〈聊斋〉》（200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