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空间”讲好红旗渠故事

摘要：红旗渠既是水利工程，也是精神丰碑。讲好红旗渠故事，形成价值认同和社会记忆是全社会的重要工作。本文以图书《旗帜——红旗渠最美奋斗者人物志》为例，从空间的相关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如何利用空间讲好红旗渠故事。

关键词：《旗帜》  空间叙事  集体记忆  跨媒介叙事  情感认同

近10万林县人民耗时10年修建的红旗渠是一座水利工程，也是一座精神丰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旗渠就是纪念碑，记载了林县人民不认命、不服输、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当下，讲好红旗渠故事是传播和发扬好红旗渠精神的重要工作。

从修建伊始，围绕红旗渠而进行的多文本叙事、文化建构和传播就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致力于讨论红旗渠精神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空间现象。即空间的塑造以及空间叙事在讲述红旗渠故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们如何影响红旗渠精神的凝练和衍化？它们又如何作用于社会对于红旗渠的文化记忆？图书《旗帜——红旗渠最美奋斗者人物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该书由林州市老干部大学文创班学员历时11个月，深入红旗渠的修建者群体采访而成，全书共收入了两个集体、40多位个人的事迹，其中许多感人的事迹是第一次面世。

重回现场：地理场所“唤起”集体记忆

记忆具有空间性，独特的空间承载了人类社会的重要记忆。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必然发生在具体的空间里。那些承载着各类历史事件、集体记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或地点便成了特殊的景观，成了历史的场所。记忆依托空间，场所聚合情感。在红旗渠的故事中，提及和呈现的空间，可以唤醒和强化集体记忆。

历史变迁，岁月更替，如今的红旗渠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可能只是历史课本中的一幅插图、一段文字，然而对那些亲历者来说，红旗渠是历史的“储存所”，更是情怀的触发地。在《旗帜》一书中大量记录了修建者对红旗渠地理位置、空间场所的回忆描述，通过“重返”红旗渠来“唤醒”亲历者的集体记忆。这些场所、地理空间通过文字的叙事组合，延伸了红旗渠精神的跨时空传播，同时也将读者引入其中，搭建起过去与现在连接的纽带，把独立存在的个体记忆拓展到集体记忆，进而导入读者的记忆库存当中。

历史是人们记忆的沉淀，通过对现实空间的历史追溯，比较时空的变迁，可以形成集体记忆。随着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断提高，“红旗渠”作为空间和地理标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激起读者对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如“能工巧匠”篇的《巾帼锤》，赵子竹老人回忆起当年修渠时的艰险，红旗渠首漳水如龙，汹涌浩荡，赵子竹同“渠首突击队”的20多名女子死死拉住一条大绳，男人们紧靠着大绳用血肉之躯筑成一道人墙，将沙袋填进去一层层的垒高，就这样，把汹涌的漳河河水拦在了坝里。书中在叙述当年拦河引水的过程时，融入了红旗渠的现状做对比，“如今的渠水很平和”“从从容容的休闲样儿”。将相同的空间地点置于不同的时间中，读者阅读时佐以个人对文本的理解和对事件独立的回忆点等综合体会，共同构建出读者的感知空间。故事前后形成鲜明反差，读者在阅读时脑海中也会将60年代情形和现在的情形进行对比，形成价值认同。

客观上，受到时代与技术的局限，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可能并不是“原生事件”，而是经过意识和记忆不断修缮的事件，换言之，就是“加工过的事件”。这些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亲历者，限于记忆机能和语言水平，未必能如实或准确讲述当时的情景，再加上后期受到媒体关于红旗渠故事的影响，讲述时难免有所出入。因而由历史记忆衍发出来的空间场景必然带有叙述者个人的美化，回忆重构历史，承担起重拾红色文化、传播历史精神的功能。但是正如龙迪勇教授说过：“生命可以终止，事件可以完结，时间可以流逝，但只要历史发生的场所还在，只要储藏记忆的空间还在，我们就能唤起对往昔的鲜活的感觉。”

意义空间：地理符号“意指”人物形象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红旗渠故事，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者在构建人物时，会有意引导读者把某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与一种特定的“空间意象”结合起来，从而对之产生一种具象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这种“空间表征法”更需要运用好地理空间。

空间意向中的“外在空间”主要指人们生活的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运行与规则下的社会环境两部分。它往往是一群人生活工作在一起的公共空间，能够很好地表征出人物的共性或集体的性格特点。《旗帜》以修建红旗渠为叙事背景，红旗渠在这里就主要体现为一种地理坐标功能。比如“情系大渠”篇的《太行硬汉王磨妞》，文中列举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也是建设者们工作的空间，“风门岭隧洞是三干渠上最长的一个隧洞……坚石、塌方、积水、硝烟，道道难关、处处险情，工程进展相当艰难”“‘老虎嘴’从漳河河床到崖顶有600米高，在陡峭笔立、直上直下的崖壁间，向外凸出来一大块，足有百十米宽，像极了恶虎出山张开的大嘴，而渠线恰恰要从这里穿过”；还有日常生活场景，“为了填饱肚子，民工们下漳河捞水草、上山采野菜”“白杨叶、老杏叶、槐树叶等扒来，榨掉苦水，掺上红薯面、木薯面蒸着吃”“半条破被睡岩缝儿，趿拉不住的鞋草绳捆”。这些展现当时条件艰苦的外部环境描写，既交代了修建红旗渠的复杂地理背景与时代背景，也在文字的书写中彰显了个体在困苦环境中迸发的精神力量。

与“外在空间”呼应的是“内在空间”。“内在空间”指人物住处的装饰、布置、摆设等，或者是在集体的“大空间”中创造出一个与人物特征相符的“小空间”，构成一种“空间中的空间”。这种被叙述者构建出来的私人空间，能够更好地表征人物独特的个性。“外在空间”没有很好地表征人物性格、形象时，“内在空间”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情系大渠”篇的《红旗渠的守望者》一文，就用内外空间为我们立体刻画了护渠人的形象。“屋内的墙壁被烟熏火燎的已看不清底色，许多地方墙皮脱落，露出了石墙。窗户窄小，室内阴暗，有一个土炕，土炕上方的屋顶吊着泛黄的塑料纸。室内没有一件电器，就连勉强称得上电器的电灯泡也没有……院内有一口大水缸，里面盛着浑浊的红旗渠水，那就是生活用水”，而“晚上回到住地，他舀了瓢水缸里的渠水倒进锅里，点燃柴火开始做饭。玉米面糊糊里煮着几个玉米面疙瘩，他默默地看着疙瘩在锅里翻滚，忽明忽暗的火光把他孤独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这些描写内在空间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护渠人所处空间的艰苦、孤独，同时塑造出了一个个耐得住寂寞、受得住雨雪风霜的护渠人形象。

社会空间：多媒介运用“激活”情感认同

社会空间重点探究的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文字对历史叙事和记忆建构既受到叙述者主观意识影响，也受到媒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一般在表现人与环境抗争的故事中不仅会记录亲历者的口述，还会纳入照片、旧物等媒介。

红旗渠精神是特定历史年份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传承下来的精神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理想信念与时代意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旗帜》一书梳理了众多参与红旗渠修建者的口述与个人回忆，以文字的展现形式映射建国初期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成为推动红色精神与红色文化传承的产物。《旗帜》采取了“主题+主人公”的单义性叙事策略，叙述者通过对人物口述与回忆的整理与再创造，简明扼要地阐释各篇章的核心内容，将叙述对象零散的、口语化的表达归纳总结，构成完整且故事性强的文章。“峥嵘岁月”篇的《把青春献给祖国》，叙述者通过王朝文的回忆，将王朝文与常雪荣夫妇去修渠前的对话还原。

通过对二人对话的还原，读者可以轻易地将自己带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去，化被动为主动。对话的还原还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详实，刻画出王朝文夫妇修渠前的内心纠结与不舍，塑造平凡人身上的伟大之处来激发读者共情，使读者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个体与国家的荣辱与共，从而形成情感认同。《旗帜》中选取的每一位建设者，都是为解决干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是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弘扬者，是国家红色记忆当中不可忽视的符号。

一个故事不仅有信息的提供者，还要有故事的组织叙述者。叙述者应当先对图片、旧物等实物构建意识中的视觉形象，再通过语词进行叙事，努力创造出具有造型效果或空间特征的叙事作品。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图像与文本间有时还存在着某种复杂的“互文性”关系。互文性是跨媒介叙事得以实践的基础，同时也是沟通不同平台文本之间意义的桥梁。通过互文性的整合，使不同平台的意义空间融合成一个整体。以“后勤服务”篇的《红旗渠上后勤兵》为例，在“随军设店保供应”“自力更生办工厂”“后勤精兵闯四方”三个章节分别配备了一张图片，对文字叙述的内容加以视觉上的补充与说明；再比如“血染太行”篇《血染当年姐妹花》对陈秀芹老人外貌的描写：“老人身子略显佝偻，面色憔悴……一节陈旧的封了口的夹衣袖筒，松散地裹着没有了右手的半截胳膊……这就是陈秀芹老人，一个让人一见面就禁不住要酸楚掉泪的老人。”在书的右下角插入了一张失去右小臂的陈秀芹老人的照片，形成文字与图片的互文，将修渠时的艰险同老人身体的残缺联系起来，刺激读者的心理与视觉，强调了本书开头提到的“让今天的年轻人能够哭一把”。

人与活动是社会空间的核心，红旗渠的成功修建在于人民群众的齐心合力、全县人民的团结协作，是数百个独立个体不畏艰难、为国奉献的无私精神。在“文化使者”篇的导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个个挥锤抡钎的背影，一行行推车奔忙的足迹，一张张凌空除险的雄姿在历史的长河里定格，凝固的画面在文字里复活……小报、日记、纪录片……当文化之花盛开在修渠的山川阔野时，石头也能开出灿烂的花朵！”在读者脑海中勾勒出一幅“一派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壮丽图景。读者在图像与文字的双重作用下，将个体记忆同文学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意义相结合，生成完整的历史认知和情感认同。而“真情见证”篇的《传承“林平友谊”的使者》，更是讲述了李银生同志带领平顺县剧团排练样板戏，在有形的红旗渠之上搭建起一条沟通平顺和林县文艺交流的无形红旗渠。

无论是亲历者口述，还是图片、物品等媒介的流传，都承担起传承革命精神、弘扬家国情怀的责任。《旗帜》通过对平凡人物回忆的共享，补充了以红旗渠为题材的宏大叙事作品的细节，体现出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以及教育功能和意识形态塑造功能。同时，这种“人物志”的书写方式，通过质朴的语言风格与真挚的情感输出，以小见大地塑造出这些建设者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对他们的情感认同与集体记忆也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结语

站在当前的时代节点回头望，红旗渠不仅解决了人民的生存问题，更解决了发展问题，以及思想解放问题，林县人民无惧无畏、愈挫愈勇的信念感动了无数人，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得以代代相传。红旗渠除了是地理标志以外，更成为了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即使身处艰难险阻的环境中，也要保持“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旗帜》充分发挥了文字的力量，深入挖掘在修渠过程中，平凡人身上的闪光事迹，勾勒出一幅幅英雄人物群像。作为一部人物志，《旗帜》并非平易地列出人物与事迹，而是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营建叙事空间，使作品在符合逻辑的同时更能引发读者共鸣，充满艺术张力。毫无疑问，《旗帜》一书的出现，不仅将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具有时代烙印的红旗渠精神带到新时代读者的面前，还对其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使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能够引领新时代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开拓奋进，从中汲取不竭的力量。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系2022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短视频对高校青年群体马克思主义价值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SKL-2022-104）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梁倩文．红旗渠精神永在[N]．河南日报，2022-10-29.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