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的双重生命

值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之际，由法国学院派传记作家、波德莱尔研究专家克洛德·皮舒瓦和让·齐格勒创作，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波德莱尔传》是一部典范作品。

对法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读者都知道，夏尔·波德莱尔有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头衔：象征主义先驱、颓废主义美学的引领人、本雅明笔下“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821—1867年，短短46年，波德莱尔度过了动荡而坎坷的一生。从《恶之花》的正式出版至突发疾病离世，他的正式创作生涯仅有18年。这一段短暂的时光，却足以在文学领域开创新天地。

正如《波德莱尔传》的译者董强教授所言：“任何一位爱好文学或曾经爱好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酷爱波德莱尔诗歌的阶段。这位深深意识到自己绝不取悦所有读者的诗人，其实是最具普遍性的作家之一。”

于是，在追溯法国乃至欧洲现代诗歌发展的历程之间，这些关键词在读者心目中共同构筑出了一个雅努斯式具有双重面孔的形象，或是如评论家所说，一个诗人有意在塑造的，“人造的波德莱尔”。

一方面，是自作品问世起便被冠以“被诅咒的诗人”之名，最后荣登文学殿堂、享尽溢美之词，被标签化和“盖棺定论”的波德莱尔；另一方面，则是被不同寻常的隐喻和诗性印象笼罩，用文字对读者感官及智性造成强烈冲击的波德莱尔。赞誉也好，毁谤也罢，毋庸置疑的是，在诗歌迈向现代性的路途中，我们无法摆脱这个眼神犀利、神色高傲、举止庄重如教士，言辞却充满讽刺和亵渎之意的诗人。于某种程度而言，这位法国诗人的形象已被封入“圣体匣”，串联起19世纪巴黎文艺世界最后巅峰的种种文化想象。而在这些标签之外，跳出文本的抽象世界，将想象还原为历史的精确现实，重述作为个体的波德莱尔反叛、落魄、动荡的一生，便成为传记作者的任务。

面对围绕在诗人周围的众多谜团，作者皮舒瓦是清醒的，在完成《波德莱尔传》这部“关于一位精神大师的、有血有肉的评传”后，他坦言：“传记终究只是传记而已，它并不奢望能解释一位诗人的作品。”

在长达700余页的传记中，我们看到了作者悉心收集、还原的一封封信件、报刊文章、出版合同乃至债务账单，时间从波德莱尔的家庭发展史绵延至诗人去世后的数十年，上至1640年家族祖先的史料，下至1867年的死亡通知和报纸讣告。这些看似与文学毫不相关的史料，与诗人混乱叛逆的行动表象结合，共同还原出波德莱尔作为时代个体和文学形象的双重生命。

在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时代革命背后，波德莱尔在诗歌乃至美学领域同样掀起了彻底的革命，在孕育《悲惨世界》《巴黎的秘密》和《情感教育》的同一时空中，也诞生了《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和《人造天堂》。正是在波德莱尔的笔下，“现代性”这一词汇得以诞生，他的诗歌空间也因此展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背离已成陈词滥调的个人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庸常和恐惧保持最大的警醒，以游荡者的心态观望着资产阶级的废墟。

心灵与行为的矛盾深深烙印于波德莱尔短暂的一生里，使他始终以忧郁、讽刺和傲慢的姿态出现在19世纪的文化记忆中。如胡戈·弗雷德里希所言，《恶之花》是欧洲抒情诗中建筑构造最严格的诗集，波德莱尔以一种古典主义的方法，将绝望、麻木、谵妄和疯狂之美转化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以完成使痛苦净化的历程，也因此展露出他“通过形式追求安定的渴望”。

或许终其一生，人最莫测难解的谜题便是“认识你自己”。于是，解读波德莱尔之谜的钥匙，最终仍回到了他的诗歌中。“诗人们历来就明白，忧愁只有在歌吟中才会冰释。”对读者而言，我们也始终在享受着这种悖论统一的游戏——从作者出发而认识作品，最终又回到文本中去试图解读作者。在诗歌中，他将精神命运凝练为语言的“恶之花”，最终完成一种自身的卡塔西斯式净化（Katharsis）。从这一点看来，夏尔·波德莱尔的确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位现代诗人，是“凭自身禀赋之命运而成的大师”。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法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