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大众藏书报告》

《大众藏书报告》能反映出我们传统藏书的状况，有怎样的收藏者和收藏理念。对于藏书行业，影响力最大的是晚清四大藏书楼。

旧时代私家藏书的最后辉煌

中国的文脉从南宋以后基本移到了南方，所谓的江南，是中国的人文渊薮之地。中国古代的藏书楼有四分之三都在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的佼佼者，是皕宋楼，它位处湖州。看皕宋的“皕”字，是两个“百”字的组合，就是二百的意思，代表它藏了两百部宋版书，为什么专门把宋版书提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典籍从宋代开始才有了大量的翻刻本，这对于整个书市有很大的影响。

在没有发明印刷术之前，典籍都是一部一部地抄写，抄写速度有局限性，使得大多数人读不到更多的典籍。印刷术出来之后，才能够将典籍化身千百，让更多的人读到作者思想，让社会文明得到传播和发展，典籍也从写本时代过渡到了刻本时代。

中国的印刷术始于何时，业界有不同的争论，但学界普遍认为始于唐代。宋代之后，书籍广泛发行，才有了大量的典籍。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早期的书，基本上是宋刻本。不仅陆心源，所有藏书家都追求宋刻本，这涉及到中国语言系统问题，中国语言系统汉语以元音发音为主，再加上表意文字，便会产生大量同音不同意的字，使得在传抄的过程中，因理解之误有很多错讹，而一字之差，直接更改了对这个思想的理解，所以，按照规律来说，越早的书错讹越少。

了解一个作者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多读他早期的著作，也就是宋版书。对于藏书家、典籍家或文献家，对宋版书的追求，绝不是因其值钱或古董，而是更接近作者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陆心源的皕宋楼当时有二百部宋版书是很值得炫耀的事。

陆心源以皕宋楼作为他的堂号是个人思想的折射和标榜，但很不幸，因为战争原因，陆心源的书被他儿子全部卖到了日本，这批书现在全部藏在日本的静嘉堂文库。

四大藏书楼中，只有海源阁在北方，但它的藏书大部分是从南方买来的。瞿氏铁琴铜剑楼在苏州常熟，丁氏八千卷楼在杭州。四大藏书楼使文献最大程度的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成为很多典籍最早的祖本，这就是藏书家对文献的贡献。

私人旧书店的终结

古人藏书的来源，一是从书店购买，二是别人家流落出来整份地买。所以旧书店属于流通业，能让书活起来，这是旧书店的价值。

从传统说，在南北方形成了两大市场，北方有琉璃厂，南方有上海博古斋。琉璃厂流通古书，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是北方最大的图书交流中心。当时满人入关后，北京内城全部改由满人居住，当年的汉官大部分住在南城，即琉璃厂一带。琉璃厂是给宫里造琉璃瓦的，所以挖了很多大坑，这些大坑没法居住成了荒地，后来慢慢成了文人聚集之地。科考恢复后，很多学子住在琉璃厂一带，一买一卖使琉璃厂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市场。由于特殊原因，1956年到1958年搞公私合营，大量的古籍书店合并成一家书店——中国书店，后来按照国家政策，每一个城市留下一家古籍书店，北京留下了中国书店，上海留下了博古斋。

公共图书馆的肇始和兴起

传统意义上，图书馆是对外开放的公共机构，它的功能是服务大众，对民众开放，但藏书楼的理念是服务自己，供自己阅读使用。晚清后，随着思想观念的转变、公共意识的增强，很多藏书楼开始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是其中的代表，它制定了相应的章程，让民众可以进入参观，这就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合众图书馆建在上海，由一帮藏书家共同出资并捐书，它既是私人创办的，也服务于大众，区别于现在的图书馆，由国家拨款，属于公益性质，服务于大众。

随着藏书楼的转变，很多人已经接受了公共概念。比如，江南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藏书主要来自由两江总督端方买下的八千卷楼。八千卷楼在杭州，端方为什么买它？这和皕宋楼有直接关系，皕宋楼因为卖给了日本，很多孤本国内没有，很多人表示惋惜，他们鼓动端方出公款，把八千卷楼的书买下，因为日本也在商谈买走八千卷楼的事。八千卷楼被买下后，1907年，端方决定在惜阴书院校址创办江南图书馆，缪荃孙出任总办，1910年8月正式开放，为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历经演变，成为今天的南京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当年由很多学校的图书馆合并而成，首都图书馆戏剧类的藏书多，主要来自孔德中学，还有吴晓铃的藏书、车王府的戏曲本等，这些有悠久历史的公共图书馆，都跟私家藏书楼有直接的关联。

广化寺就在北京的什刹海边上，现在是对外开放的寺庙，很少有人会想到，它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第一个馆舍就建在里面，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的时候负责筹办的，他是公共图书馆的第一个筹办人;还有文津街当年的国家图书馆，梁启超是馆长。所以说鲁迅、梁启超都是图书馆界的先驱。

私人藏书汇入公藏

私人藏书的代表性人物，第一位是周叔弢。建德周氏是望族，周叔弢祖父一辈一直跟随李鸿章打天下，平定太平天国，后来转做实业，如唐山开滦煤矿、北京自来水公司、中国最早的电灯公司等。周叔弢的藏书很讲究，今天我们到国家图书馆去看善本，很多都有他的收藏印。

第二位是傅增湘，他是鲁迅的顶头上司，任教育总长。他对藏书很痴迷，是当时北方藏书一大家，他的藏书到1949年后，陆陆续续地捐给了几个公共图书馆。

第三位是阿英，阿英当年是新四军，在盐城一带搞革命的时候大量藏书，一直到他去世后，分几批把书捐给了芜湖图书馆，构成了当地重要的藏书。

第四位朱文钧，他是著名的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朱家溍的父亲。当年他把自己的碑帖捐给了故宫，现在故宫每次搞碑帖展，其中善本部分的三分之二都是他捐的。

正是这些人的义举和慷慨，就是今天公共图书馆善本资源的来源，也是藏书家对公共图书馆的重大贡献。

私藏的海外流布及回归

因为特殊原因，很多典籍流到了海外。

“翁氏藏书”。翁同龢做过同治皇帝、光绪皇帝的两代帝师，被归为帝党，翁同龢家从明代开始就是大藏书家，但由于他政治名声太大了，所以很少有人留意他的藏书情况。1948年，由于战争的原因，翁家把书带到美国，一直到二十年前，人们才知道翁同龢藏书这么厉害，后来做翁万戈的工作，他把这批书带回国内，以有限捐赠的名义到了上海图书馆。

“南陈”陈澄中。陈澄中与周叔弢齐名，“南陈北周”中，南陈指的就是陈澄中，他是上海盐业银行董事长，经济实力强大，1949年之后将书籍带到了香港，这批书对中国文化太重要了，当年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汇报给康生，认为国家应该拿钱把这批书买回来，康生又向周恩来总理汇报，1950年初期，中国经济十分困难，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周恩来特批了一笔钱，把陈澄中的书分两批陆续买了回来，这些书大部分在国家图书馆。

不绝如缕的私藏

中国古书按照传统分经、史、子、集四大部，中国两千年来流行的是儒家传统，儒家传统的精髓是《十三经》，它是经部的主体。传统的藏书家讲究正经、正史，认为经部书在中国最重要。1919年后，为了启迪民智，产生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文化运动工作者想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以莎士比亚的小说、戏剧，塞万提斯的小说等启迪民智，打破中世纪对人思想的禁锢。中国对小说一向不重视，经部是“大说”，小说不是“大说”，所以人们一直是贬斥小说的，但小说是人们喜闻乐道的。新文化工作者提出中国“四大名著”，把小说提高到了如日中天的程度。

今天，从拍卖市场看，仍然是经书最受欢迎。黄永年先生是吕思勉的弟子，他从1949年前开始藏书，是正统的藏书官。黄永年先生一直按照传统方式收藏典籍。在20世纪50年代，北大有古文献系，后来古文献系被拆分，一部分拆分到中文系，一部分形成了图书馆系，今天是信息管理系，这是学科建制的问题，传统的藏书观没有了，师资力量也没有了，但北京大学长期请黄永年先生讲目录版本学，这就说明传统概念不能丢，研究传统必须以客观的态度回到传统本身，谈历史要还原历史本身，这就是藏书家的客观。黄永年的藏书观，仍然是现在传统藏书观的主体。

黄裳先生跟黄永年是同时代的，但两个人的观念截然相反。黄裳先生喜欢集部的书，他以文人雅玩的性质来谈，讲究的是一种心情。至于这本书到底有什么价值，他没有说，但是多少年后反观凡是他认为好的书，真的很稀缺，这是老一辈的特殊眼光。黄永年先生类似于学者式的藏书，与黄裳先生两个人风格的不同，代表了中国藏书的两大流派，以市场价值来说，黄裳先生的书更受大多数藏家的欢迎，因为他藏好玩的书，比如，明末清初一些人的著作，柳如是的著作，大家会觉得很风雅。

姜德明先生和前两位不同，他们收藏的是古书，姜德明先生专门藏1912-1949年的平装书，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学》。从藏书角度上讲，是保存了历史，它给历史的研究留下了依据，因为有很多东西在历史长河中都被淘汰掉了。姜德明先生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人弃我取，恰恰是藏书的一个重要观念。

改革开放私藏复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公藏应当更加丰富，因为我们变成了一个公有制社会，私人藏书慢慢捐给了公家，逐渐退出了市场，市场上藏书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搞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的复兴，随之而来的是新藏书一代人的兴起，这是一个重要节点。今天社会上的藏书家，或叫藏书爱好者，基本是上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藏书的前提是经济基础，藏书是精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需求就有市场，第一届古旧书市，就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北京有一百多家私人旧书店，汇成了一家中国书店。汇成之后，书很难卖出去，图书馆去买但购书量有限，大部分书都积压下来。1981年，社会重新放开，大家重新买卖古书，当时的卖书方法比较粗犷，用大卡车从库里拉，大多是残本，然后一车一车卸，卸完之后再堆起来，到九点开放，一开门人们便涌到书堆上挑，这对于中国藏书市场的重新兴起至关重要，形成了庞大的藏书力量，这一代人的藏书观或藏书来源，基本上是来自书市。

古书进入拍场

1993年，国内又有了一些艺术品拍卖公司，第一家搞古籍专场拍卖的是中国嘉德公司，从1993年开始做古籍拍卖一直到今天，每年举办两场大拍，春拍、秋拍，同时穿插几场小拍，一场不落地坚持到了今天。

书的历史，无非都是私人买卖、书店买卖，但自从有了拍卖市场后，产生了质的变化。你到古籍书店去看上面标着价签，还能讨价还价，但拍卖市场一出现，价格一下就涨了十倍，刚开始会觉得难以接受，但慢慢发现它产生了吸金效应，卖家都想多卖钱，所以把好书纷纷送给拍卖行，而不卖给藏书人，因为卖给藏书人，卖多少钱是个死数，但送到拍卖行，它有可能会变得很高，慢慢地就把艺术品中间的古书善本部分吸引到拍卖行，那古籍书店也就不爱卖了，这个概念就是这么简单形成的，从那时候起，经过各种演变形成嘉德、保利、朵云轩等拍卖公司，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籍的拍卖市场，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十多家拍卖公司参与古籍拍卖。

再看拍卖预展的好处，大部分搞鉴定的人需要翻阅古籍，在拍卖预展上你可以任意调阅每一部上牌的古书，没人限制你，这是拍卖会给古书行业带来的一个新变化。

从古书拍卖能够发现中国雕版印刷术对世界影响很大。例如，当年敦煌出土的经卷中有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印刷品，有人借此来做推论，按照事物发展规律都是前疏后密，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既然刻得很完美，也就证明在此之前早就有了印刷术，可惜藏品现藏在大英图书馆，世界上仅此一件，国人为之遗憾。

前几年，拍卖会出现了一件印刷品，它是公元927年的，虽然比公元868年晚了一些，但是它是已知有确切纪年的第二早的印刷品。国家坚决把它拿下，现在藏在国家图书馆。通过这件事可以说明拍卖行业对传统流布产生的重要影响，如果没有这样的拍卖会，国家无从得到这些藏品。

在拍卖会上都出现了哪些难得的东西？一个是批校本，一个是抄本，这两个都涉及到了黄丕烈。黄丕烈重点搜集宋版书，还写大量的题跋，在他之前，古人也会在书上写题跋，但是不活泼，他把很多的生活琐事、当时的心情一一地写入书跋中，黄裳先生很多题跋的精髓便来自于黄丕烈，很多人认为校勘古书是做学问，把拉拉撒撒的生活琐事写进去是没学问，但黄丕烈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的观念，使得“黄跋”成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