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本期继续开设“中国式现代化”专题，邀约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包庚教授团队、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丽波副教授团队，分别就“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策划：杨果  易晓艳）

摘 要：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社会性质、政治制度、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具有差异性，但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却面临着一个普遍困境，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城市繁荣而乡村衰退。西方的现代化受资本逻辑主导，城乡关系呈现“农村从属于城市”格局; 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两半社会”导致中国农村“益沉沦而就死”。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从“协调共进”到“分离对立”再到“一体融合”的趋势。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建立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实施“千万工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等举措，使城乡关系呈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美好图景。

关键词：现代化; 城乡关系; 马克思; 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7）;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打造促进全体人民全面发展高地实践路径研究”（24YJCS001Z）;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宁波市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市域样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WHND23-1）。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5）002-0006-01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5.002.001

作者简介：李包庚，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周芷颖，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现代化肇始于西方。从历史上看，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是靠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的，它在驱动城市高速发展的同时使乡村纷纷陷入“现代化陷阱”，导致了经济增速趋缓、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最为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大搞城市化，结果陷入环境恶化、失业人口增多、公共服务不足等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即所谓“拉美陷阱”）。于我国而言，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42。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仅用四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乡土中国”也在逐渐转向“现代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22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现代化？它能有效规避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的普遍命运吗？中国的现代化是否也会重蹈“拉美陷阱”覆辙呢？从我国独特的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的农村不会衰败也不能衰败。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始终重视城乡关系和谐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融合发展”重大战略[3]，开创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新境界。

一、文献回顾与评析

当前，学界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乡关系理论研究，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研究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关于城乡关系阶段论研究，二是关于城乡对立原因论研究，三是关于城乡融合方法论研究。

第一，城乡关系阶段论。学者们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大致有三种：四阶段论、三阶段论、二阶段论。四阶段论的学者，如汪巽人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离、对立、区别、融合[4]。三阶段论的学者，如李红玉认为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经历城乡一体，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5]。具有代表性的二阶段论的学者周志山认为，城乡关系从分离与对立转变为统筹与融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发展趋势[6]。

第二，城乡对立原因论。学者们对城乡对立的原因研究大致有两种。一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城乡对立，柳晓明、门杨启东认为，社会分工的形成与固化，造成了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对立，进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7]。二是张剑宇、廖小琴认为社会生产力决定社会分工所处的阶段，影响社会的进一步分工，社会分工又直接影响城乡关系发展[8]。

第三，城乡融合方法论。大部分学者对城乡融合的实现方法和途径研究较为一致，都认为废除私有制，并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城乡融合的重要途径。盛辉认为生产力发展是城乡实现融合的物质基础，废除私有制是城乡实现融合的前提条件[9]。昝剑森、李毅博认为城乡融合虽然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和目标，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基本条件，即首先废除私有制，其次是生产力高度发展[10]。严小龙认为城乡关系由生产力水平决定、随所有制变化而演进[11]。

（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研究

学界对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处理城乡关系措施的研究，二是对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研究，三是对我国处理城乡关系问题所取得的经验的研究。

第一，对我国在不同时期处理城乡关系措施的研究。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杨洛、廖元和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处理城乡关系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城乡关系的发展是与中国的革命道路相联系的[12]。二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吴学凡认为我国在这一时期对缩小城乡差别的重点关注以及对此提出的许多切实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乡关系，促进了城乡关系的和谐发展[13]。岑乾明认为，当时提出的城乡统筹发展对处理城乡关系起了积极作用[14]。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城乡关系的重视以及提出的相应措施。周立等人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并进，推动城荣乡兴，城乡关系迈入城乡融合新阶段[15]。高帆认为现阶段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面临新的时代背景以及需要回应新的课题[16]。

第二，关于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阶段研究。目前，在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是三阶段论和四阶段论，年猛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阶段划分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期、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夕、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三个阶段[17]。王宇翔、夏铃铃将中国共产党对城乡关系的探索划分为四个阶段，城乡兼顾、城乡二元分治、城乡统筹及城乡融合发展[18]。

第三，对我国处理城乡关系问题所取得的经验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林春、赵予宁认为城乡关系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19]。鲍宗豪、岳伟认为城乡关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探索的历史[20]。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程静、施红认为城乡关系实现融合发展要遵循人民利益至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21]。三是坚持制度。张露、罗必良认为中国工农城乡关系演进的基本经验是：始终坚守信念，在制度目标的设定中坚持长期目标的一致性和目标实现的阶段性[22]。

（三）研究评析

从学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城乡关系的研究聚焦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研究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历程研究，这些研究为我国处理城乡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但仍有进一步深化与拓展研究的空间。具体来看，国内学者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特定的时期出发，而没有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背景入手，因而在系统性与整体性方面有所欠缺。本文则将城乡关系置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讨不同现代化模式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并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对城乡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退的普遍困境

自工业革命伊始，西方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进而形成“农村从属于城市”的格局。中国的现代化滥觞于19世纪中叶开启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也相应地发生裂变，农村普遍遭遇衰败的危机。事实上，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普遍面临着乡村衰退的困境。

（一）西方现代化导致“农村从属于城市”

18世纪中叶，西欧各国因工业革命的到来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随后向欧洲、北美等国家扩散。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确立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城市和农村的联系在社会生产中变得更加紧密，但城市与农村原本的平衡状态却被打破，农村在现代化发展中逐渐衰落并成为城市的附庸。

随着工业化迅猛发展，农村成为城市的统治对象。蒸汽机在社会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生产工具的更新使机器大工业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这种“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23]67的生产方式创建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成员因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24]，被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 一边是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他们占有丰富的生产资料和重要的社会资源，通过雇佣劳动和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不断积累财富;另一边是以小农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他们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失去生产资料，为了生存被迫将自身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城市资产阶级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优势地位实现对农村的统治。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25]

此外，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成为城市的“供给者”。资本主义工业使科技服务于资本，“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23]68。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资本主义大工业下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城市人口不断聚集，各种生产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以伦敦、曼彻斯特和芝加哥为代表的现代大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城市化浪潮扑面而来[26]。同时，农村的土地资源被城市资本家租用或掠夺，变成工业用地，导致小农经济失去了根基，进而使农村劳动力和原材料逐渐向城市转移。这样，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落后于城市，并依附于城市，不得不为城市提供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