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农村精神养老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摘 要：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之际重视并发展农村精神养老，有利于促进新时代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老年人精神世界的自由全面发展，符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目前我国农村精神养老面临家庭养老支撑力度减弱、老年个体精神自养能力不足、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注度不够等困境。应统筹多方力量构建完善的“他养”体系，推进实现人文关怀；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激发个体精神“自养”；激活乡村互助文化内生动力，赋能“互养”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农村精神养老；精神需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养老制度演化及健康养老制度创新研究”（20FGLB073）。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1-0006-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1.001

作者简介：张丽艳，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秦鸣阳，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结果显示，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明显，60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在乡村占比分别为23.81%与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与6.61个百分点［1］。这一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直至205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将一直高于城镇。与城市养老相比，中国农村养老可谓步履维艰，至2025年中国农村老龄化程度将超出国际标准，为13%，中国养老问题的重难点在农村［2］。养老需求可以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精神养老是指在老年人的物质基础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老年群体的需求结构迈向更高层次，以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升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分为：精神升华、情感需求、自我价值体现、自我归属感等。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随着老年群体代际更替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需求结构开始呈现出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与享受型、物资保障型转向服务型与精神文化型的趋势［3］。“十四五”期间，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老龄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甚至会出现老年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不升反降的不良态势。

目前，乡村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仍处于薄弱地位，乡村建设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最急迫的问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强调不仅要实现物质的现代化与经济层面的共同富裕，也要以人为本推动实现人的现代化与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之际，从精神层面探究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对推动实现乡村老人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精神养老与中国式现代化间的逻辑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发展农村精神养老的现实价值；第二，在新时代以中国式道路发展农村精神养老的主要现实困境；第三，探求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操作性较强的农村精神养老路径。

一、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养老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农村地区的养老事业在物质方面已得到基本保障。农村老人由于生活环境闭塞、精神文化匮乏，且独居老年群体居多，所以相较于城市老人，其精神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已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专家学者对于农村精神养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空巢老人的精神养老研究，姜敏敏等对佛山市D农村的空巢老人及老年人的服务设施管理进行走访考察，发现其物质生活有所保障，但精神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要充分发挥政府、家庭邻里、专业社工等非营利组织的作用，着力满足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需求［4］。周湘莲等认为在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空巢率大幅度提升，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的精神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应从多方面着手健全多元养老机制，改变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严重不足的现状，以推动养老事业与城镇化建设协同发展［5］。二是农村精神养老的服务研究，申喜连等认为精神养老直接影响着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是农村养老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政府职能发挥不足、传统孝道文化衰落等问题，精神养老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应积极调动多重力量共同提高农村精神养老服务水平［6］。周湘莲等从政府责任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精神养老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应切实履行自身职责，构建明确的责任体系，维护并保障空巢老人的养老权利［7］。三是农村互助式精神养老模式研究，贺书霞认为家庭结构的转型使得传统的养老方式面临挑战，秉持发展福利的思想理念，利用老年群体资源发展合作养老，使老年个体的价值与尊严在互助参与中得到体现，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社会养老模式［8］。常一凡等认为互助养老模式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可满足老人在不离家、不离村的条件下过上“老有所托、老有所乐”的新型养老生活［9］。

综上，目前我国对农村精神养老问题的学术研究仍然不是很充分。一是针对空巢老人的精神养老研究相对较多，而对精神养老的服务供给和服务模式研究还比较少。二是当前的研究多是选择某一特定范围或角度展开分析，具体针对空巢老人某一特定群体、农村某一特定地区，或是从社会的服务供给、政府的职责保障等单方面展开研究，其研究角度较为单一，研究问题与解决方法在普遍性与适用性方面有所欠缺，这也说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养老事业在精神层面的发展还存在短板。通过对农村精神养老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可探寻当前我国农村精神养老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以期提出相应的实现路径，推动精神养老服务在农村地区的发展。

二、新征程上发展农村精神养老的时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也随之被赋予新的使命［10］。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是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国情，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必须结合我国国情积极应对农村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发展农村精神养老符合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部署，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以中国道路发展农村精神养老有如下现实意义。

第一，创造老年人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符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物质富足与精神富有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人是物质同精神的统一体，在物质世界以外还应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精神养老就是一个关于人性尊严的价值问题。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作为更高层次的精神养老是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的理性选择，可以避免因精神空虚而造成的各种疾病［11］。在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道路上，农村地区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难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发展多层次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乡村自身物质资源的整合与积聚为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确保老年群体物质需求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着力推动老年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全面发展将有助于形成老龄社会精神文明新风尚。

第二，赋能我国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符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单指物质财富方面的极大富裕，其强调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全面共富，体现的是物质生活同精神生活在质与量上达到全方位统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先实现老年群体的共同富裕，而精神养老将成为当今社会养老的重要一环。应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指向推动养老服务领域全面发展，重点是在满足老年人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基础上着力向精神慰藉、情绪疏导以及情感沟通等精神文化需求层面拓展，推动实现养老物质服务与精神服务的统一。当前以独居、空巢为主要群体的农村老年人处于养老劣势地位，大力推进农村精神养老服务可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围绕农村老人的精神需求加快优化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以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从而增强农村老人的获得感，提高其满意度。

三、新时代发展农村精神养老面临的困境

宏观上可将发展农村精神养老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人、家庭、政府与社会。由此着手，深入探究老年个体与家庭、基层政府及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关系，剖析新时代发展农村精神养老的困境所在。

（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削弱了家庭对精神养老的支撑力

对大多数老人而言，家庭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是获得精神慰藉的重要来源，家庭成员是给予老年人精神支持的主力军，在老人的精神慰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家庭的存在形式以联合家庭为主，年长者是家族的权力中心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敬老爱老的传统基于人们心中的自我道德约束得以传承。但在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使家庭成员的平均数量大幅度减少，农村传统的家庭结构由大变小，配偶与子女成为给予老年人精神支持的主力军，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削弱了家庭对精神养老的支撑力度。传统孝道要求子女应从物质及精神两方面为父母提供关怀与照顾，但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致使孝道理念缺失，传统的孝道文化在年轻一代日趋淡化［12］，许多子女对父母尽孝仅限在物质层面履行应尽义务，却忽略了代际最需要的亲情温暖。同时，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竞争压力亦随之增加，子女忙于工作与事业，即便有心敬老也无暇顾及父母在精神层面的需求。

当前在广大农村出现大规模的外出打工浪潮，《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预测，至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5%，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将高达八千万［13］。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将加快青壮年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进程［14］，这将加剧村庄的“空心化”现象，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改变，导致空巢、独居老人大量存在。外出务工拉大了年轻人与父母的空间距离，彼此间的沟通方式由身体互动式的言语交谈变为隔机相望的视频通话，见面频率由日常的上门看望变为每逢节假日的回家看看，子女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时间越来越短。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造成冲击，大多数青年在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日常观念上与父辈存在较大差异，在思想层面较难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这使老人很难从子女那里得到预期的精神慰藉。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加剧了农村养老的道德问题，加之当今社会多为独生子女家庭，部分子女过于重视自我，忽略父母的感受，子女对年迈父母情感麻木、不孝不养等现象频发，这导致农村地区传统孝道式微、养老道德严重缺失。

（二）传统取向的“他养”阻碍了老年人精神自养的发展

精神养老包括由他人提供的精神赡养和老年个体的精神自养，其中精神自养是指老年个体在主观上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充实精神生活并提高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精神层面的满足与发展［15］。精神自养的好坏与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伴随外部环境变化，老年个体的身心健康也会面临挑战。步入老年阶段的个体在退出工作场所后，其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经济收入以及社会地位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不同于城市老人，农村老人多数依靠自身劳动获取生活收入，且无固定的退休年限，迫于身体机能的衰退，其劳动能力亦随之减弱，经济独立性的丧失使得老年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大打折扣。初入养老阶段的老年群体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自我角色的转换，加之“老人无用论”这种极具歧视性的思想在农村尤为盛行，迫于舆论压力自身亦会产生心理暗示，默认自己已经不能再为家庭与社会创造价值。生理机能的衰退、心理抗压能力的降低、对周围事物话语权与支配感的减弱都将不可避免地给老人带来精神上的无力感与失落感［16］。

“他养”的本质是一种借助外力的“他助”行为，在发展精神养老的过程中人们过于注重发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他养”作用，却忽略了老年人精神自养的个体“自助”行为才是关键。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逐渐淡出社会的老年群体多会将精神寄托放在后辈身上。但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新的价值观使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传统的“他养”模式遭遇挑战，老年人在短期内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仍对子女有着强烈的精神依赖，而不愿主动在外界事物上找寻精神依托，有的甚至形成精神“软骨”症，这种过分依靠外部提供的精神支持与情感抚慰严重阻碍了个体精神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发展，从而导致老年群体在精神养老中的主体作用弱化。另外，农村老年群体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兴趣爱好缺乏导致日常的精神娱乐活动形式单一，老年人精神世界的空白亟待填补。当前老年人在精神慰藉方面的自我调节能力较差，缺乏自主自立的独立意识，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处于养老阶段的老年群体在面对死亡这一问题时经常会焦虑不安，这种紧张的情绪将影响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而降低人生品质与生存质量［17］。老年人精神“自养”机制的缓慢发展会使其遭遇精神危机，导致个体身心受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