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

摘 要：作为林地最主要的经营主体，林农的参与是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首要环节。考虑到中国“关系型”社会的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剖析林农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内在机理，同时利用宁陕县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分析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是否会影响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决策并检验社会资本变量发挥作用的条件，研究表明：89%的样本林农参与了林业碳汇项目，显现出了较高的参与水平；Logit模型结果表明强关系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惩罚机制与互惠行为变量均对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弱关系网络变量并不会影响到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决策；调节效应模型的结果则表明林农的合作社社员身份可以显著地增强社会资本各维度对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林农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社会资本；交易费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森林保险需求与供给模式研究”（20FGLB02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森林保险精准扶贫效应评估与机制优化研究”（20YJA790059）。

［中图分类号］ F32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1-0101-01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1.008

全球气候变暖加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任何国家与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善其身。科学证据表明不断累积的温室气体显著地增加了全球范围内洪涝、暴风与干旱等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1］。当代人正在承受过去工业生产排放的恶果，后世也不可避免地要为今世的排放付出代价。

除了通过能源转型与优化能源结构外，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增加林业碳汇。传统意义上，生产周期长、效益低是林业的一大不足，若仅仅把林业看成是生产木材及其他林副产品的纯物质部门，其生产效率与其他行业相比明显处于弱势地位［2］。但就固碳而言，鉴于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林业因此在应对全球变暖中有着巨大的潜力与机遇，林业碳汇也因此被认为是减轻温室效应的重要途径［3］。相比于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在单位碳减排上有着显著的成本优势［4］。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成本也远低于发达国家［5］。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林业碳汇项目往往位于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这些项目的开展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林农的收入［6-7］。从这一视角来看，林业碳汇项目的经济意义同样深远。

当前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的一般程序是先确定合适的地块，再落实林权主体，进行基线调查，在征得林权主体同意后方可进行开发。由此可见，林农作为我国当前最主要的林业经营主体，其决策已经是林业碳汇项目顺利开发的重要乃至首要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基于血缘、地缘与亲缘关系的差序格局在中国农村社区普遍存在，这使得农村社区呈现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特征，其中的个体行为以及经济社会活动均会被社会资本施加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摩擦”，即交易费用的出现。

本文将交易费用经济学与社会资本理论相结合，旨在探究、剖析社会资本影响林农参与林业碳汇项目的内在机理，同时使用中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县——陕西省宁陕县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变量是否会真正地影响农村社区内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决策以及检验社会资本变量对林农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否会在诸如林农加入农业合作社等特定的条件下产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剖析对于我国日后涉及林农参与的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具有一定的现实与理论指导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我国在集体林权改革后，林地分权到户，这使得林农成为我国最为主要的林业经营主体，其决策直接影响到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学者已意识到了林农在碳汇项目开发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并试图剖析其参与碳汇项目背后的影响因素。林业碳汇项目多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山区并且项目期限往往长达数十年之久［7］，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林农参加碳汇项目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增收，因此其在将土地用于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时会不可避免地比较不同土地用途的成本与收益，即林业碳汇项目的机会成本。林业经营者从事碳汇林供给的前提是碳汇收益的增长率能够弥补因砍伐期延长而损失的商品林收入增长率，或者种植碳汇林的等额年金需要大于种植商品林的等额年金［8］。费喜敏和王成军对林农参与碳汇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结果表明家庭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越多、非农收入对家庭总收入贡献越大，林农参与碳汇项目的热情度就越低［9］。陈钦等在对福建省12个县的林农调研数据分析后发现营林成本与政府对生态公益林的碳汇补助是影响林农经营碳汇林的显著影响因素［10］。借助于Logit模型，朱爱琴等在对浙江省西南部开展竹林碳汇项目地区的林农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给予林农参与碳汇项目的补贴是影响林农参与意愿的重要外生激励因素［11］。

林农作为林地的经营者，其个体特征以及生产特征也会显著地影响其自身的林业碳汇项目参与意愿。已有研究表明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参与意愿与林农收入、受教育年限、环境保护意识、林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12-15］。虽然自2006年起中国境内就已开展林业碳汇项目，但到目前为止其对林农来说依旧是一个新鲜事物。因此，林农在参与林业碳汇项目时势必要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以及项目日后可能面临的风险。白江迪等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林农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的林农相较于风险中性的林农更不愿意参与林业碳汇项目，并且看重当前收益的林农相比于看重未来收益的林农也表现出更弱的林业碳汇项目参与意愿［16］。然而朱臻等的研究却表明风险厌恶的林农相对于风险偏好的林农有着更强的碳汇项目参与意愿［17］。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农村精英在林业碳汇项目开展中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杨帆等在对四川省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实地调研后发现农村精英的收入、是否有过林业工作经历、对国家碳汇政策的认知程度也均会显著地影响其组织村民参与碳汇项目的积极性［18］。

上述文献多将林农参与碳汇项目意愿的影响因素归结于碳汇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林农个体特征以及生产经营特征。然而，实际上文化、习俗、社会规范乃至制度均会显著地影响林农的决策。此外，林农的林业碳汇项目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并不一致。在涉及参与意愿时，林农往往是基于自身对碳汇项目的认知做出判断与抉择，并且更多关注的是项目的潜在收益，即此时林农的想法难免会呈现出理想化的特点。而在实际参与时，林农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来自现实的阻力或推力。原先表现出强烈参与意愿的林农会因为某些因素而却步；同样地，先前不感兴趣的林农也可能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改变想法。同时，当前中国林业碳汇项目开展中往往少不了政府的身影，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扭曲林农参与意愿对实际参与行为的影响［19-20］。在经济发展与正式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农村与山区，鉴于狭小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范围以及由此导致的居民之间形成的长期合作关系，社会资本的作用会被进一步放大，几乎会影响到农村社区治理、农民信息获取与行为决策的方方面面。因此，完全忽略农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资本去谈论农民的决策有失偏颇。正如帕特南（Putnam）等所言，脱离社会资本去研究个体意愿与行为既不能解决个人理性等问题，也无法客观剖析行为主体的偏好与动机［21］。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可以很好地用于衡量农村社区中存在的交易费用。

相比于过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从社会资本各维度全方位地分析其对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行为的影响；第二，将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同时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当中，从交易费用角度审视社会资本对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第三，实证检验林农的合作社身份对社会资本影响林农林业碳汇项目参与的调节效应。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情境下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此部分首先界定社会资本的内涵，之后从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阐述社会资本理论并探讨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的关系，最后结合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背景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内涵

布尔迪厄（Bourdieu）是首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性阐释的学者，其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群体因拥有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络而积累的实际或潜在关系的总和并且能够为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共有资源的支持”［22］。布尔迪厄的此番定义表明社会资本可以被分为两部分，其一是个人能够获取同伴所拥有资源的社会关系本身，其二是这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科尔曼（Coleman）指出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与结构当中，其由结构性要素组成并且服务于关系网络中的成员［23］。帕特南等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进而提升社会效率的社会信任、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21］。在社会网络范围内，某一群体或社区的居民以社会信任为基础，秉持相同价值观念并遵守社会规范，从而促进成员之间的相互合作。由上述可知，学者们对于社会资本内涵的研究不外乎围绕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规范三者中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展开。尽管社会资本难以直接测量，学者们依旧选取了适度的指标并结合计量经济方法来解释集体行为与个体决策［24-27］。为便于后续实证分析，本文参照前人研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三个维度。

（二）社会资本与交易费用

威廉姆森（Williamson）将交易费用定义为信息搜寻、协商、监督与执行所产生的费用［28］。就个体特征而言，交易费用由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引发；就交易特征而言，其由资产专用性导致。然而，尽管这三点要素是交易费用的决定性因素，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仍旧指出了交易费用理论存在的局限，即未对社会嵌入性给予足够的关注［29］。在诸如环境项目实施等集体行动中，个人的“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除了通过设立正式制度对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治理外，另一种途径便是社会化治理机制，可以通过构建关系网络、行为规范与组织内部信任达到控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即为此种治理机制的具体表现。

在一个社会或社区内，人际关系的形成是基于某个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过往的互动。其典型特点是重复性，这就意味着人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互动可以通过各方信息的交流与情感上的共鸣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阻止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30］。因此，社会或社区内个体之间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从动机与意图方面减少不确定性，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当然，恶化的人际关系反过来也会增加成员合作过程当中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式或非正式契约的执行效率。

在人际关系形成之后，组织或社区内部成员之间日后长久的协作关系往往需要建立在彼此的信任之上。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对交易费用的影响要以信任为桥梁。为了保证关系的持续，成员会对这段关系进行投入，这些投入可以被视作关系型资产，其实际上为某一方退出合作关系设置了障碍［31］。关系型资产投入越多，成员各方对彼此的依赖性就越强并且退出合作关系所承受的损失就越大［30］。每一个成员都要求其他成员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增加对关系型资产的投入以期巩固自身与其他成员间的合作关系。基于此，成员之间的承诺与互信在交往与合作中不断得到提升，从而有效地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交易费用。

基于信任的社会互动在时间长河中会逐渐形成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即共同价值观或社会规范。这组价值观或规范会被社区内的成员接纳，因而可以使得社区内部成员各自的目标相互兼容，在意识层面降低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障碍，使各自的目标相互兼容，甚至引导成员牺牲自身利益，为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而努力［32］。由此可见，这种目标一致性可以本能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