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

摘 要：基于2017—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媒体关注度和高管过度自信两个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影响ESG表现的两条路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第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第二，高管过度自信会影响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通过媒体关注度影响企业ESG表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方法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企业提升ESG表现，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ESG表现；媒体关注度；高管过度自信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3BGLJ08）。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1-0088-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1.007

随着“双碳”目标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企业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以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表现作为可以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指标近年来被政府和企业高度关注，以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指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达41.5%，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1］。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各行业的数字化水平正在稳步提升，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双碳”目标下，企业开辟新的市场、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2］。制造业是衡量我国是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可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和进出口，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我国制造业虽在迅猛发展，但制造业企业的高污染、高排放以及高耗能问题仍然突出，其发展对环境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成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3］。本研究的预期边际贡献在于：分别从内外部视角出发，选取高管过度自信和媒体关注度两个变量作为机制变量，探讨数字化转型和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并通过讨论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差异，为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企业ESG表现提供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针对数字化转型、企业ESG表现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的学者们均从不同角度、选用不同数据进行了相关的探索。本文分别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数字化转型、媒体关注度与企业ESG表现，数字化转型、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ESG表现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

国家发改委提出要制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举措后，许多企业积极响应披露ESG信息，我国也在不断出台有关推进企业ESG践行的政策，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大ESG投入，完善ESG披露信息，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的提升。ESG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可以帮助企业明确自身行为对环境、社会效益和内部治理的影响，使企业更重视决策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影响，从而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ESG表现提升存在着较大的困难。首先，企业进行ESG实践的成本过高，资本与人力的投入过高，甚至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导致企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其次，我国ESG披露与评价标准未统一且不完善，企业及投资者都难以将ESG披露数据转化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因此推动关于企业积极进行ESG实践的因素的研究刻不容缓［5］。

学者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的研究可以从环境（E）、社会（S）和治理（G）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6］，降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和创新交易成本［7-8］，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9］，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环境表现；委托代理问题会使企业高管更多地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企业长期收益，而绿色创新在高成本投入后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应回报，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会抑制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10］，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可以缓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改善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环境表现［11］；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资源的精准计算，合理把控企业在各个环节所需要的资源，评估企业在实现“双碳”过程中的绿色效益［12-13］，助力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帮助企业提升环境表现。

其次，在社会责任表现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破传统经营模式下的内外信息壁垒，改善内外关系，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14］，提高信息透明度。外部投资者获取更充分、更真实可靠的信息的成本降低［15］，从而吸引外部投资者和媒体关注，使企业有更充足的资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会带来媒体关注的增加，会引起社会公众与行政机构的介入监督，会促进企业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最后，在治理表现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提升企业信息处理能力和效率，使企业可以获取到更详细充分的有利信息，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战略的完善，缓解委托代理人之间的冲突；数字技术帮助企业构建和完善内部管理系统，规范奖惩制度，优化企业内部的资源和信息的流动过程［16］，进而提升企业的治理表现。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ESG表现存在正向影响。即数字化程度越高，企业ESG表现越好。

（二）数字化转型、媒体关注度与企业ESG表现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部分，企业有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行为在媒体看来是积极践行国家政策、更具竞争力的表现。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虽然不能改变人们对某个企业的认知和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报道增强人们对该企业的关注程度，媒体的高关注度甚至会影响人们对该企业的市场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从而提升企业形象［17-18］。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19］，投资者获取的企业信息会存在延迟或不充分的情况，而媒体作为连接企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桥梁，是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获取企业信息的重要渠道，它可以提供更及时、完整的信息，从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20-21］。媒体关注度的增加一方面帮助企业减少宣传成本，吸引更多社会公众与投资者关注［22］，由此带来的收益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媒体关注的增加也会吸引社会公众和行政机构的监督［23-24］，而企业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意愿以及防止行政机构的处罚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加强内部治理［25］，提升企业ESG表现。根据外部压力理论，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引起媒体关注度增加，企业的自利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大大提升，会给企业管理者带来压力，从而促使企业减少自利行为，积极践行ESG发展理念。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数字化转型程度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促进企业ESG表现。

（三）数字化转型、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ESG表现

理性经济人假说提出，人都是理性且自利的。但在实际中这种说法是存在局限的，每个个体都普遍存在过度自信的行为，而在高管中这种行为尤为突出［26］。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过度自信的个体会高估自己的能力［27］，也有学者称其为“傲慢”或“过度乐观”，其本质都是对自己认知和实际存在偏差的行为倾向。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人员的认知能力会影响他的战略决策能力，进而会对企业的绩效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因此管理人员认知能力的不同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8］。首先过度自信的高管思考公司决策会更自我，更容易在决策中与其他管理人员出现矛盾，低估企业决策中的风险，采取更激进的投资策略［29］，会更容易使企业战略决策出现差错，增加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概率［30］，抵消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收益，降低企业创新能力［31］。其次，过度自信的高管会更重视短时利益，忽视践行ESG战略带来的长期效益，减少履行企业责任，导致企业ESG表现下降。过度自信的高管会过高估计自身能力以及企业资源的价值及重要程度，从而对外部利益相关者需求降低［32］，甚至导致忽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弱化数字化转型带给企业的收益，减少企业ESG责任的履行。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高管过度自信负向调节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对研究所需的样本的选择、变量定义以及模型的设定进行简要概述。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7—2022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研究期间ST、PT和退市的公司，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对微观层面的数据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10 460个样本数据。本文涉及的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媒体关注度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ESG评级数据来自华证指数ESG评级，采用Stata 16.0进行相关数据处理。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企业ESG表现（ESG）

选用2017—2022年华证指数ESG评级数据作为企业ESG表现的代理变量，华证ESG评级共分为9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C、CC、CCC、B、BB、BBB、A、AA、AAA），将等级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1～9分。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

本文采用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以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为依据，将数字化分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五方面，对五方面词频数量加和，并对总数加一取对数来衡量数字化转型程度，降低异方差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3.调节变量：高管过度自信（CON）

本文选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所有高管的薪酬之和”作为高管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

4.中介变量：媒体关注度（Media）

本文选用网络新闻标题中该企业新闻出现总数作为量化指标，并在实证过程中对总数进行加一取对数处理。

5.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文献，选取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企业年龄、独立董事占比、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和是否两职合一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对模型与假设进行检验，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Prob＞χ2=0.00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共构建四个模型，模型（1）是为验证数字化转型对ESG的正向影响，即假设H1；模型（1）、（2）、（3）是验证媒体关注度的中介作用，即假设H2；模型（4）验证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即假设H3。具体模型如下：

ESGt=α0Digitalt+θControlst+μ1+εt（1）

Digitalt=β0+β1Mediat+θControlst+μ1+εt（2）

ESGt=γ0Digitalt+βMediat+θControlst+μ1+εt（3）

ESGt=σ0+σ1Digitalt+σ2Digitalt×CONt+θControlst+μ1+ε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