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涵特征、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摘 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殊性内涵和特征的系统阐释，有利于揭示并避免当前理论界存在的认识误区。从历史昭示、现实需要与战略考量三个维度出发，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进行细致描述，有利于回答为什么要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当在脱贫地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小农户融入农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有序流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关键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城乡融合;中国式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文化+价值’赋能框架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协同发展研究”（23BJY190）;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困境、成因与对策分析”（SC22ZDTX10）。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2-0006-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2.00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不充分则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深刻指出了研究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2]。共同富裕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刘长明、蒋永穆等学者丰富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共同富裕思想萌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形成过程[3-4]，并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展开了讨论。林万龙等学者认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其重点和难点、潜力和后劲都在农村地区，需要以乡村振兴补足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5]。黄祖辉等学者认为，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性难题在于如何突破城乡发展、公共服务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6]。肖华堂等学者认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现实性困境包含农村资源禀赋先天不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偏低等诸多方面[7]。郑瑞强等认为，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高质量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8]。已有文献大多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视域下的特定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但尚缺乏对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殊内涵、生成逻辑和实践路径的系统剖析和细致描述。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构成，既有其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鉴于此，本文阐释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殊性内涵和特征，并从历史昭示、现实需要与战略考量的维度梳理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脉络，进而探究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殊性内涵和特征进行阐释，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其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联系和区别，为科学确立其实践路径奠定理论基础。

（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殊内涵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涵既具有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其一般性在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组成部分，是共同富裕的短板和重点，没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就没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而必须满足“富裕性”“共同性”“全面性”这三个共同富裕的最根本的规定性。其特殊性在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在农民群体和农村空间的实现形式，既要求城乡居民富裕程度的均衡性，也强调城乡居民发展机会的平等性;既要求实现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富足性，也强调农村居民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既要求农村内部富裕水准的同步性，也强调城乡富裕水准的平衡性。综上，本文认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指农村居民拥有与城市居民公平的起跑机会、有差异但又可比拟的富裕水准，达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足，最终形成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农村发展新局面。

（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特征

第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是唯结果论的功利主义，而是要实现起跑和过程公平。当前农村居民竞争力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同等努力条件下，农村居民因先天不足而造成机会不平等，从而导致富裕程度的差异。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首要问题就是要保证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拥有公平起跑的机会，让努力奋斗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能齐头并进。一是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平等。教育公平是保障机会均等的主要方式。当前，因教育资源城乡配置不均衡导致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农村居民享受的教育资源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客观上造成了教育机会不均等，让农村居民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二是享受社会进步溢出效应的机会平等。受知识的溢出效应及社会发展规模效应的正面反馈，城市居民往往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发展红利，而农村居民即使付出相同努力也难以获得同等回报。构建合理的溢出效应收益分配机制对机会公平有重要影响。三是削弱贫富差距代际传递的作用空间。在农村居民资本积累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形下，城乡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导致农村居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比城市居民更少的资本积累。因此，通过完善遗产税、发展慈善事业等手段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代际资本积累差距，是保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

第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是追求财富的物质主义，而是要实现物质与精神统一。坚持物质与精神富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素质的发展提高，要求不断发展着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因此，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诉求[9]。物质与精神富裕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追求，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10]。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着力解决作为共同富裕短板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在农民物质不断富足的背景下，更加注重农民精神文明建设。总之，物质富足而精神空虚不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当农村居民实现了吃穿不愁时，精神的贫穷成为人类进步的突出矛盾，进取精神的缺失、信仰的匮乏将成为阻碍人们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绊脚石。物质与精神如鸟之两翼，只有实现了“物质之翼”与“精神之翼”的同时发展、统一进步，才是真实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第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是透支财力的福利主义，而是要实现激励与保障兼顾。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靠勤劳和智慧创造。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等靠要”，依赖政府转移支付“养懒汉”。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重点在于建设基础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工程，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平公正的干事创业平台。中国人民自古就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文化传承。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不来，而是需要全体农村居民人人参与、合力奋斗、勤恳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造，共同把经济蛋糕做大。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能以损失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为前提。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低下是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解决公共产品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即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从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质增速需要倾斜社会总体资源要素的投入量，甚至转移、利用部分城市公共服务资源，这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平稳持续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要实现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也要兼顾保障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总之，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授人以鱼”，也不是粗暴地进行“劫富济贫”;而应该是充分提升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解决农村居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权益。

第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统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允许差异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同村社、家庭甚至个体都存在区位、环境、人文等方面的差异，追求资源划分和财富分配的绝对公平是无效率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只有根据乡村系统本身的差异，让部分人先富起来，再通过经验共享、政策调节带动后富，形成允许有差异的共同富裕，才是有效的、可持续的共同富裕发展模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不是独立于城市共同富裕的封闭系统，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背景下，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有其特殊性，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不可能完全依循城市发展模式，也就无法实现与城市亦步亦趋的共同富裕。因此，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统筹城乡要素差异，注重乡村社会发展的区域性、特殊性，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形成独具特色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模式。同时，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长期、艰巨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依靠城市发展带动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地探索有效路径，找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内生动力，实现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共振。

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

促进共同富裕，为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可以从历史昭示、现实需要与战略考量三个维度出发，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进行研究，从而回答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的命题。

（一）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昭示

纵观历史，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对中国历代治乱兴亡的深刻反思。在中国封建史中，许多大一统王朝因不可调和地因贫富差距走向崩溃，高喊着“均贫富、等贵贱”口号的农民起义四处爆发。在王朝建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的人口锐减与土地撂荒，土地资源能够得到相对均等化的分配，从而开启一段和平昌盛的治世。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人口迅速上升，人地矛盾开始凸显，“马太效应”引发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破产变为佃农甚至流民。破产的自耕农无法培养子女读书识字，从根本上失去了阶级跃升可能，大量的农村精英被压制在底层社会。“精英+佃户/流民”的组合形成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面对自然灾害、吏治崩坏、外敌入侵等冲击时，随时具有揭竿而起的可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1945年，黄炎培曾在延安窑洞中询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事实上，带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摆脱历史治乱循环的核心与关键。封建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人地矛盾属于零和博弈，因此历代变法均以土地的重新丈量和分配为要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严格限制了土地的私人交易，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三农”工作从“以农养工”转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从生产资料的平均分配转向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共建共享，并在党的十九大后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势必持续推动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基础。

放眼全球，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对世界各国发展困境的深刻洞察。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贫富差距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的停滞与政治的混乱，而农民农村往往处于贫困和萧条的一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民农村无法平等地分享现代化的收益，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农村间形成了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城市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吸收初级产品、廉价劳动、剩余储蓄，并向其倾销工业品、转嫁不确定性与风险，城乡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大量贫困的、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村居民在城市的贫民窟中聚集，不仅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还为毒品、黑帮和暴力犯罪提供了温床，成为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主因。对发达国家而言，农民农村无法平等地分享全球化的红利，造成了社会阶层的撕裂。欧美发达国家虽然是资本、劳动力和金融、贸易全球自由流动的受益者，但全球化收益并非在各阶层平均分配。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配置、高科技产业的技术革新更有利于精英社会、大城市居民和年轻人群体，难以惠及处于经济结构边缘、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群体，不仅如此，发达国家的农业还会受到来自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冲击。经济与社会的分层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政治秩序的混乱。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传统农业地区和现代大都市区的撕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现了城镇化的平稳过渡，如今正面临着后工业化与后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如何在新发展阶段妥善保护农民农村利益，让农民农村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红利，是我们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