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置条件、动态特征及现实路径

摘 要：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之路。在阐述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置条件基础上，可总结出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态特征：由“大国小农”向“农业强国”转型的现代化，巨大的城乡差距向城乡共同富裕转型的现代化，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向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农耕文化转型的现代化，粗放式农业生产向绿色农业生产转型的现代化，由满足本国粮食需求向为世界粮食安全做贡献转型的现代化。为此，要走好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积极引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成果推动农业发展，构建以提升农民收入为重点的城乡共同富裕体制机制，促进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高效、绿色、可持续的农业新发展格局，以及坚持粮食自给并积极参与国际粮农治理。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农业强国;农耕文化;农业转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空间演化研究”（23FJYB008）。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3-0006-01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3.001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进行了高度概括。农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而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实现农业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进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存在农业生产率低、农业比较利益低以及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1]，制约着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起步关键期，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正确回答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有怎样的动态特征，以及如何走好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以前，学者们主要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理论来源和演进特征等方面进行研究。关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同的学者划分方法不一，曹俊杰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理论政策演变和实践发展，将其划分为“老四化”“多化并举”“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等不同阶段[2]。对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理论来源，李浩然和马万利认为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现代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根植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践，汲取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经验而形成的[3]。杨志良则指出农业中国式现代化兼顾农业发展效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我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适度性和可持续性是一脉相承的[4]。蒋永穆、卢洋等人强调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形成到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呈现出逻辑前提渐趋科学，目标取向不断多元，核心内容日臻完善，发展战略逐步成熟等特征[5]。

党的二十大之后，学者们开始围绕农业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研究①。涂圣伟强调，农业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它是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的，带有区域资源禀赋高度异质性、实现模式多样化特征的现代化[6]。钟晓萍和于晓华将农业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发展成就归因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驱动[7]。肖剑、罗必良强调实现农业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8]。戴丽君和丁宏则将农业机械化视为农业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指出应该重视农业机械化发挥的重要作用[9]。王军、王真等人认为推进农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不能忽视供销合作社组织载体作用，需要不断提升其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10]。总体而言，以往关于农业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提出不久，直接从具有动态性、战略性的“道路”维度对农业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探讨的学术研究比较少见。

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农业基本国情，遵循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为目标的农业发展战略[11]。农业经营规模受限，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农耕文明式微，农业发展不可持续，以及全球大变局下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动荡等情况构成了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置条件。这些前置条件形塑了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使其具备了中国式基本特征。在迈向2035年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过程中，要将农业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农业基本国情相结合，充分考虑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态特征，才能提出合目的和合规律的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路径。为此，本研究以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研究对象，按照“前置条件—动态特征—实现路径”的思路，探讨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各类前置条件和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特征，最后对标“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中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提出实现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路径。

二、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置条件

与世界其他农业强国相比，我国一方面在农业劳动力供给、农业消费市场潜力等方面有着自身优势，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农业经营体系可持续能力低[12]，农业社会化服务不健全[13]，小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低[14]等劣势。这些优势和劣势形成了我国有限的农业经营规模、不平衡的城乡区域发展、逐渐式微的农耕文化、难以为继的农业发展模式等情况，加之面临全球大变局下持续动荡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前置条件悄然形成。

（一）农业经营规模受限

农业中国式现代化是庞大农业劳动力的现代化。目前尚在农业部门的1.7亿农业劳动力所蕴藏的人力资本为农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也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经营生产格局。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小规模生产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无疑将制约着农业强国的建设。

首先，我国农地要素禀赋差阻碍了农业经营规模扩大。2022年，我国劳均耕地面积约0.75公顷，与世界其他农业强国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中国耕地景观细碎度大致呈“平原、盆地低、山地、高原高”的分布格局，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四川盆地、准格尔和塔里木盆地等地区耕地景观细碎度低，而二三级地势阶梯过渡地带以及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和东南丘陵等地区耕地景观相对细碎[15]。由于土地肥力受到土壤水分、养分等因素影响存在差异，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初为强调公平往往根据耕地“肥瘦搭配”原则进行分配，使得耕地分布更加细碎化，成为农业系统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障碍[16]，严重影响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其次，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不完整制约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引致劳动力、资本等农业生产要素价格相对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方式，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提出了新的变迁要求。然而，当前我国部分农村存在着土地产权主体虚置、承包经营权残缺、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组织缺位等问题，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规模经营。

第三，农户兼业化和副业化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在农业比较利益低和机会成本高等约束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农户成为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1996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高达60.6%，而到了2016年下降了2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资性收入提高了26.4个百分点，已超过50%[17]。仅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比较，工资性收入就已经占到优势地位。农业收入对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在逐步下降，农户兼业化和副业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农户兼业化实现了家庭成员个体层面的专业化与家庭整体层面的专业多样化的统一，催化了农民组织化[18]，有利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但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在提高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分散了农业生产的资源，进一步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

（二）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目的所在。农业中国式现代化在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上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劳动、资本、土地要素的配置扭曲，加剧了城乡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

首先，我国农业生产要素空间分布不均。东部地区资本要素丰富，东北地区土地要素比较丰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丰富[19]。我国四大经济区独特的要素禀赋结构，使各自拥有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前提条件和农业发展潜在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充裕的资本要素、集聚的工业部门与发达的城市体系结合程度加深，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也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要素空间分布形势：东部地区大量耕地转为建设用地，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大量耕地也因此撂荒、抛荒。

其次，我国农业生产要素仍持续向非农部门转移。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受区域中心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等核心地带的“虹吸效应”影响，乡村等边缘地带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大量外流，以至于逐渐成为生产要素洼地，农业人口老龄化、农村地区空心化等问题接踵而至。而核心地带则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呈现出乡村金融活跃、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机制逐渐完善的景象。数据显示，2019年海南省农业劳均生产率和农业资本产出率分别达到10 821.98元/人和3.73%，而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仅为1 288.86元/人和0.41%①。东西部的农业生产效益存在明显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要素分布不均的状况。

最后，广大农民无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和乡村地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土地管理制度，农村居民对于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权和使用权被严重弱化，征地成为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唯一合法途径。调研中发现，成都市P区A镇2018年征地补偿费按年产值3 440元每亩的10倍计算，每亩土地补偿费仅为3.44万元;而同时期该区集体土地挂牌出让均价高达每亩82万元，是前者的23.8倍②。在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过程中，农民难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发展差距。

（三）农耕文化式微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是我们走农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滋养和力量之源。赓续农耕文化对于保障农产品供给、保护农村生态、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就业增收等方面效果显著。然而，近代以来，以“小农意识”为内核的传统农耕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逐渐落伍，加之西方农业伦理思想所主张的变革自然、操作自然的理念[20]流行，我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长期停滞，影响力日趋式微。

首先，“小农意识”阻碍农耕文化现代化转型。我国的传统农耕文化产生于小农经济，虽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等理念，但小富即安、崇尚人治等保守、落后的思想，与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提倡的开拓进取、科学思维等精神“方枘圆凿”。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性文化之间的冲突，不仅导致传统农耕文化未能借助现代性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而且落后的部分日益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桎梏，较为严重地威胁传统农耕文化的社会延续。

其次，缺乏对农耕文化系统性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时更多的是考虑提升农业生产率以解决广大人民温饱问题，忽视了对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当初在“农业科技本土化改造”过程中，没有对古代优良的农业文化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在“现代化旗号”下被认为是落后的而丢弃不用了[21]，以致大量的农耕文化遗产被埋没。

最后，城市文明日益蚕食农耕文化的生存空间。工业化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快节奏的城市文明向农村的扩散，在金钱和利益至上等价值观的侵蚀下，农村地区孝老爱亲、睦邻友好的和谐风尚逐渐没落，取而代之的是铺张浪费和攀比之风，极大地影响了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