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模型构建与仿真模拟

摘 要：乡村数字治理是技术赋能驱动、组织协同推动、环境牵引拉动的结果。理清各驱动要素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构建驱动机制，对于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至关重要。基于TOE框架分析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要素及相互关系，以长沙县为例，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分析。研究发现，在整个仿真中组织维度影响最明显，环境维度影响次之，技术维度影响相对较弱，而三个维度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为党的领导、村民数字素养、应用场景创新。为此，应进一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升村民数字素养，创新数字应用场景，建立健全组织、技术与环境“三位一体”的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

关键词：乡村数字治理；系统动力学；驱动机制；模拟仿真；TOE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农业农村信息化政策评估及优化研究”（22FGLB006）；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湖南”精品培育项目“大数据时代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能的机制创新研究”（23ZDAJ010）。

［中图分类号］ F325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4-0006-020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4.001

数字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与实践，正引发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变革。乡村数字治理已成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强调以数字化手段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随后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基层治理平台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提升乡村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乡村数字治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引入开放数据与社交网络［1］，简化行政流程，形成高效率、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政府服务［2］。数字技术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工具箱”，赋能乡村治理的地位日益凸显。乡村数字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组织创新行为，以数字技术为动力无疑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主要特征，但随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组织结构以及治理环境成为驱动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乡村数字治理不是数字技术单一驱动的结果，而是与其他要素联合驱动来实现的。组织要素及环境要素都可能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如何把握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动力源及相互关系，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对于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关重要。为此，本文在TOE理论框架下理清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度各因素相互作用关系，并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模型，仿真模拟不同因素变化情境下乡村数字治理的动态过程，从而明晰驱动机制的关键性要素，以期为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一、文献述评

在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出将数字技术运用到乡村治理，也有学者探讨数字技术之外的因素影响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基于现有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文献观点，尝试引入系统动力学方法，在系统视角下分析多要素联合驱动乡村数字治理的作用机制。

（一）乡村数字治理及驱动要素

目前，关于乡村数字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方面：一是乡村数字治理的内涵。学界主要存在“工具说”和“对象说”两种观点［3］。“工具说”认为，乡村数字治理是依托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建立健全相关技术规则，创新乡村治理手段与方式，提升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过程［4］。“对象说”将数字治理看作为一种服务，认为乡村数字治理是构建生产数据化、生活智能化、消费便捷化和治理透明化的治理共同体［5］，激发村民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为乡村居民提供良好公共服务、改善生活环境和促进乡村发展的过程。“对象说”强调乡村治理的内生性与服务性，是对数字的治理；而“工具说”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是基于数字的治理。二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要素。学者们主要从技术设施、组织载体和环境支撑展开分析。从技术设施看，数字基础设施、治理媒介平台以及衍生的应用场景等，促进乡村数字治理由机械被动向智能主动转变［6］，实现乡村治理数据信息及时传递、动态反馈与整合共享［7］，拓展“向上协同”“向下负责”的治理空间［8］，赋能乡村高效治理。从组织载体看，“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组织构架为乡村数字治理推进提供了功能最大化的组织保障［9］。从环境支撑看，良好的经济基础能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人财物保障［10］；乡村文化嵌入数字治理平台，塑造具有本土化、个性化的“熟人”数字治理网络［11］，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社会文化基础；政策制度的建立健全可以为推进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权威动员［12］。三是乡村数字治理的优化路径。数字技术应用层面，全面释放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普惠效应［13］，加快补齐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制定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化解数据来源碎片化、复杂化掣肘［14］，实现信息数据的互通共享。治理组织架构层面，秉持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意识，充分整合政府、社会以及农民群众等力量，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协同的乡村数字治理组织架构［15］，激活多元主体高质量参与乡村数字治理［16］。发展环境支撑层面，以规范化制度设计确保治理场域内权力博弈主体良性有序参与［17］；以经济发展释放数字化资源要素，拓展乡村数字治理广阔前景［18］；以文化铸魂激活治理内生活力，构建符合村民治理愿景的治理空间［19］。

现有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村民参与、组织形式以及治理环境等因素对乡村数字治理的影响，但较少从系统视角探讨多要素联动驱动乡村数字治理。乡村数字治理是以数字赋能与机制创新相互联动为动力，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与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效能，促进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治理、公共安全治理的数字化，实现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受到技术赋能、组织协同和环境牵引等多维度要素的联合作用。基于此，本文在典型案例长沙县的实践场景下，将理论分析与模拟仿真相结合，从系统角度分析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度要素如何联合驱动乡村数字治理，并找出关键性因素，寻求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途径。

（二）系统动力学相关研究

系统动力学由Forrester提出，强调用系统思考的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20］。它通过因果反馈关系描述系统的动态复杂性，仿真模拟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能揭示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关系。该方法近年来在乡村治理相关研究中开始得到运用。李燕凌等基于系统动力学构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循环—协同”模型，揭示农村生活垃圾互构治理趋势［21］；邢青松等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数据仿真，构建特色乡镇治理演化模型，提出要分阶段制定对策，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特色乡镇治理［22］；Sugeng S等创建乡村创新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乡村旅游治理的多样模式［23］；Yan Z等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影响村干部腐败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了扶贫领域腐败的形成机理，构建了有效的预防腐败的治理模型［24］。可见系统动力学方法逐渐运用到乡村治理领域，但鲜有运用该方法研究乡村数字治理。系统动力学方法立足于现实数据进行系统仿真，擅长处理涉及多个领域、跨越多个行业的、高阶次、非线性的复杂时变系统问题［25］。乡村数字治理是一个长期演进与升级转型的过程，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能分析要素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调节模型中的变量参数来模拟不同因素变化的反馈作用，从而深入了解乡村数字治理的关键变量，以期为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分析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其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仿真模拟分析，旨在回答“哪些要素驱动了乡村数字治理？各要素之间如何联动形成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的关键性要素是什么？”这三个问题，以期为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二、乡村数字治理：技术、组织与环境的联动的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TOE理论分析框架，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TOE框架由Tornatizky & Fleischer［26］于1990年提出，最初用于分析组织采纳创新技术的影响要素，主要包含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其中，技术维度主要包括技术本身的特性以及技术与组织的适配度；组织维度关注组织自身特征，包括组织结构、组织能力、组织资源等；环境维度主要指组织采用创新技术行为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政策制度环境等方面［27］。已有相关研究表明，TOE理论在解释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数字治理创新发展等创新采纳行为上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与适用性［28］。乡村数字治理是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实现乡村和谐善治为目标，以数字赋能与机制创新相互联动为动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态势、新模式与新技术，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协调互动、匹配联动的共同影响。技术赋能驱动乡村数字治理变革创新，组织协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共建共治，环境牵引拉动乡村数字治理高效运转，以此形成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机制（图1）。

（一）技术赋能：驱动乡村数字治理变革创新

数字技术是乡村数字治理的“驱动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重塑乡村治理场域、拓展村民参与渠道以及创新治理应用场景提供工具支撑与技术使能，有力驱动新时代乡村治理变革创新与数字化转型［29］。乡村坚持应用牵引、数据赋能的原则，应用各种数字技术搭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乡村数字治理平台，集成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各类乡村治理信息系统与数据资源，推进资源整合与数据共享。创新乡村微信群与公众号、互联网+政务、智慧乡村等数字应用场景，实现治理场域由实体空间拓展到网络空间，消除村民参与治理的时空限制。提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多种治理参与渠道，再造村民、村干部、基层党委政府之间多元化、便捷化、高效化的沟通桥梁。及时准确搜集、研判与分析村民多样化的诉求与反馈［30］，打造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全闭环治理机制［31］，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精细化与高效化。

（二）组织协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共建共治

组织协同是乡村数字治理的“推动力”。以党建引领，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与村民间的互联互动，构建“一核引领，多元协同”的乡村数字治理组织体系，明确多元主体的功能定位，形成乡村数字治理内生发展模式［32］。基层党组织发挥举旗定向、协调各方的作用，凝聚政府治理、社会调解和村民自治的力量，彰显在乡村数字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政府加快自身数字化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建立健全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促进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治理、公共安全治理的数字化。社会组织以其专业化、社会化的优势，为乡村治理数字平台的建设与运行提供技术、资金和人才支撑，开展数字应用培训推广活动，协同推进乡村数字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村民使用村务云、智慧党建、政务服务平台等数字治理平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乡村数字治理活力的晴雨表。各主体确定功能角色，实现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协助者”到“共治者”的身份转变［33］，构建多主体协同推动的乡村数字治理机制，打造党建引领下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数字治理共同体。

（三）环境牵引：拉动乡村数字治理高效运转

社会环境是乡村数字治理的“拉动力”。良好的经济、文化及政策环境能够拉动乡村数字治理高效运行。乡村经济发展不仅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人财物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民治理参与的行为选择，提升村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意识［34］。文化环境通过塑造数字价值观念、增强数字互动意识，为乡村数字治理的互动、信任与整合提供情感纽带、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35］。科学合理的顶层制度设计合理部署乡村数字治理的政务体系、基础设施、制度规则、经济社会民生等内容，营造能够参与、敢于参与、乐于参与的政策环境［36］，支撑乡村数字治理的稳健运行。在良好社会环境的拉动下，数字赋能与机制创新双向联动更加顺畅，数字治理与乡村社会融合更加紧密，乡村数字治理进程加快推进与效能持续提升。

三、乡村数字治理驱动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