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糊认知图的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机理研究

摘 要：老旧小区改造实践中政府、企业、居民等多方主体协同不足以成为掣肘改造推进的关键问题。已有研究以识别与定性分析部分协同影响因素为主，从系统视角分析协同影响要素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定量化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定量化测度与分析多个协同因素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工具。本研究首先基于协同治理理论，识别并搭建了以“驱动—过程—结果”三类协同要素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创新引入模糊认知图法构建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FCM模型；并通过对若干模型中心性指标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模拟，从多视角分析老旧小区改造情境下影响多主体协同达成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解释了改造主体间协同不足原因，同时验证了FCM方法在相关研究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模糊认知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社会资本网络（SCN）的城市社区韧性提升机理与策略研究”（23YJA630020）。

［中图分类号］ F299.2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7-0111-017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7.008

老旧小区改造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上推动城市有机更新的重点与难点问题［1-3］。改造项目涉及居民、社区、企业与政府部门等多元利益主体［4-5］，但实践中因各方在改造目标与内容、资金投入与责权利分摊等方面的分歧，导致改造项目进展缓慢、沟通困难与成效不理想等问题，多元主体间缺乏协同已成为改造的瓶颈性问题［6-7］。近年来，学术界将协同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理论广泛应用于各类涉及多元主体协调、沟通与合作的复杂管理问题［8-10］，使之成为相关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主要理论依据［11-12］。国内相关研究多将该理论应用于解读协同问题现象、识别影响因素，并基于部分因素的质性分析归纳成因。而从系统视角，对各协同影响因素的功能、结构与交互影响的研究不足，尤其未能从机理层面诠释各协同影响因素（微观构成）对整体协同效果（系统涌现）的影响。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并应用“驱动—过程—结果”框架识别改造项目中影响多主体协同的关键因素，并创新应用模糊认知图（FCM）方法对因素间的影响路径与程度进行分析，尝试从机理层面解析改造协同形成与演化的动力学特征。

一、基于“驱动—过程—结果”的协同治理要素识别

目前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协同问题的既有研究主要采用两条路径：一是从改造制度与机制视角，结合案例对改造政策、机制中协同不足问题的识别分析［13-16］；二是从参与主体的角色功能、权责关联等视角，分析主体决策动机与行为特征［17-20］。在方法论层面主要采用静态、局部与线性的定性分析路径及方法，但协同治理理论将协同视为一个由多个因素构成的、动态演化的系统过程。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学术与实务界在应对日益多元、复杂的现代公共管理问题过程中也大大推动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系列包含：协同影响要素、作用机制和演化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

尽管不同学者在协同影响因素识别、要素内涵与功能界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解释协同的形成与演化机理时，都将协同视作一种遵循“驱动—过程—结果”阶段演化的系统性过程。其中较为经典和最具代表性的有汤姆森、佩里构建的“前提—过程—产出”三阶段协作治理过程模型（Process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on）［21］；在此基础上，布莱森、克罗斯比构建了跨部门协作治理框架（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在“初始条件—过程—产出”之外还增加了“问责”的第四个阶段［22］；安赛尔、加什的协同治理模型（A Model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则将“起始条件”与“协同过程”后的阶段称为“协同结果”［12］；艾默生、纳巴泰希提出了由“系统情景—协同体制—协同产出”构成的协同治理整体性框架（The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23］；刘小泉、朱德米采用了由“起始条件—协作过程—结果”组成的协同治理理解框架［24］；田玉麒基于运作逻辑提出了由“系统环境—协同过程—协同效果”组成的协同治理理论模型［25］。

综上，从学者们所识别要素特征来看，“初始条件”或“系统情景”阶段要素主要描述协同产生的“驱动力”，是后续协同的“过程”或“机制”运转的动力源。而中间的协同“过程”要素主要刻画的是促使角色与诉求各异的主体间达成协同所必需的原则、条件或平台。而在协同的“产出”或“结果”阶段，主要描述了协同系统在各个影响因素间复杂的联系与互相作用下所涌现出的，能够表征协同活动效果与达成度的要素。通过梳理，最终从众多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成果中提炼出由“驱动—过程—结果”所构成的协同系统过程框架（表1）。

在“驱动—过程—结果”的框架上，通过对既有研究的类比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提炼协同要素。由于现实管理目标、任务或问题的复杂性，是导致单一主体无法独立完成的根本原因。因此，将管理问题的固有特征、多主体间因资源局限而存在的互依关系，以及特定政策制度环境下对主体的激励视为协同活动产生的“驱动类”要素，这是推动多主体协同的客观动因。然后将体现主体角色定位、责权利关系、沟通机制与互动行为特点的要素归为“过程类”要素。最后，从协同系统的演化角度，将阶段性协同成果、多主体在实践中因交流互动所带来的观念转变，以及由协同过程所带来的制度环境改变归为“结果类”要素（表2）。将这些理论影响要素与改造项目现实背景相结合，可进一步识别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多主体协同影响因素。

二、模糊认知图（FCM）方法的适用性

从科学哲学角度来看，将理论要素应用到现实情境的前提，是将由学者所创造的知识体系通过演绎的方法，具象化为与现实问题高度关联的现象或问题。因此，协同治理理论要素作为一种由学者通过归纳演绎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其在不同情境下的识别与机理解读，可以理解为是不同学者基于自身“经验感知”（Perceptual Experience）所获得的“表征内容”（Representational Content），也就是科学哲学中所描述的“知识的模糊性”［26］（为便于表述，后文将之称为“模糊影响要素”）。基于模糊影响要素的复杂系统建模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难点与痛点［27］。直到科斯科将扎德的模糊集理论和阿克塞尔罗德的认知图理论相结合，发展出模糊认知图法（FCM方法）［28］。该方法是一种基于专家经验与感知，将模糊逻辑和神经网络相结合，对模糊影响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影响程度加以定义，然后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探究要素间的作用机理，从而分析、解读复杂系统性现象的软计算分析与模拟方法［29-30］。

该方法尤其适合通过组织同类型专家深度访谈，基于其共性经验与感知，进行复杂系统性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31］。其主要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模的简便性。通过专家访谈与调研即可确定所研究问题的要素指标，并获取要素间作用程度，且与传统社会调查追求设计大量的要素指标和受访人数不同，该方法在针对12个左右的要素指标以及10个左右的同类受访专家时更能确保模型结果的真实性，而且受访专家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深入的访谈过程是确保模型有效性的关键［32］。二是分析方法的可视化。该方法以有向赋权的网络结构直观表现各要素指标的作用方向、属性与程度，并可基于网络交互关系，通过静态分析去识别关键要素。三是可实现动态情景模拟。由于FCM方法源自单层神经网络，天然具备利用递归算法进行动态情境模拟的能力［33］，因此常在网络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动态情境模拟进一步识别、验证关键要素，以及模拟不同情景参数下的长期演化趋势。近年来FCM方法在建筑工程、生态环境、医疗诊断、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复杂管理问题中被广泛应用［34-36］。

本研究认为，将FCM方法应用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协同不足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优势：一是可以将协同治理较抽象的理论要素处理为与现实改造问题联系更紧密、更便于主体理解与判断的模糊影响因素；二是网络化的模型结构，可以直观刻画数量众多的要素间复杂互动影响关系，解决质性方法难于解决的机理分析需要；三是基于模型网络结构指标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为影响改造协同效果的关键因素识别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

三、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FCM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研究利用FCM方法，选取长期处于改造一线的相关行业与领域的专家进行深度访谈，获取其对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的共性认知与理解，构建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的动态复杂系统模型。以业界专家作为全部受访者，既是为了匹配方法，确保识别要素及获取要素间的关联、影响路径与程度在研究逻辑上一致性，也是为了更好反映老旧小区改造的实践情况，提升模型的有效性。研究首先以上述13个协同治理影响要素为基础，结合文献梳理，通过实务专家的集体座谈，识别协同治理影响要素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的表现形式，然后通过模糊化处理，基于专家共识凝练出适用于访谈与调研的具有模糊特征的影响要素。最后通过模型结构所展示的要素间的复杂交互联系，分析并揭示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机理。

（一）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协同治理影响因素识别

国内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协同相关问题研究中，已经对协同治理影响要素及其作用有较多的论述。如刘贵文、张西贝、谢芳芸认为，多元主体权责不清、自治组织运行不畅是阻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4］；林辰芳、杜雁、岳隽等认为多元主体的互相依赖与政策环境的倾斜是促使协同实现的首要前提［5］；赵峥、王炳文强调多元主体角色定位与权责分配是保障协同的重要基础［6］；郭斌、李扬、曹新利提出多元主体的参与渠道与高层领导的重视是影响改造项目协同治理的关键推动力［7］。

借鉴近期国内外学者研究中所采用的FCM建模范式［35，37］。本节首先依据表2中的协同治理理论影响要素，组织10位同类型且长期参与老旧小区改造实务的专家，以集体座谈的形式共同研讨理论要素在改造现实情境下的表现形式，随后再基于拉塞尔提出的要素模糊化原则［26］，以确保提高信息交流量，且不造成沟通困难为前提，综合专家认知将要素含义加以诠释与范畴化。进而在识别过程中，按照“理论—情境—应用”的推演逻辑，经历了从协同治理理论要素到老旧小区改造情境下的表现形式，然后再根据要素表现形式进一步演绎为适用于FCM方法的影响要素，共两个阶段（图1）。后文简称为“老旧小区改造协同影响要素”（表3）并以这些要素作为FCM模型构建的基础节点要素。

此外，以“驱动—过程—结果”为架构区分要素是为了便于理解、辨识和讨论要素所发挥的功能与特征，而在探讨协同要素间的复杂互动影响时，为了保证对协同形成发展机理的客观分析，本研究假定所有要素间都可能存在正或负向、程度不同的影响或关联，以此来保证FCM模型更贴近专家对改造中现实协同问题的整体认知与理解。

（二）老旧小区改造协同治理FCM模型的数据获取及处理

基于上述最终凝练出的，“D1～O3”共13个老旧小区改造协同影响要素，设计九级模糊语义量表，并对上述10位参与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协同治理影响因素识别的实务专家，再以一对一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获取要素间的作用方向、属性与程度数据。每次访谈时间均在30～40分钟，及时收回问卷10份，剔除无效问卷1份，问卷合格率90%。

借鉴吕文学与斯蒂利欧斯（STYLIOS）FCM模型应用相关研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与计算，首先根据双重递进准则筛选数据，再通过均值计算进行汇总［31，35］。筛选准则为：当超过2/3的专家对两个模糊要素间的关系及程度持有相同的意见，则直接确定该影响关系及程度；否则针对两个要素间的所有影响关系，计算其均值。若其均值的绝对值≥2，则根据均值的正负及大小确定要素间的影响关系及程度，否则说明该影响关系微弱，认为该关系不存在。为便于FCM模型构建，随后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定义到［-1，1］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