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

编者按：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更好地服务学界和社科理论界宣传和阐释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并指导实践，本刊自本期始，开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专题，对其涵盖的相关理论话题、学术话题进行持续讨论。本期邀约云南民族大学段钢教授团队、东北大学侯冠宇博士团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萌博士生，分别就“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营商环境助推民营企业发展：历史、现实与路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特色产业链战略”展开研讨，现刊出有关成果。

摘 要：为厘清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基于2008—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PVAR模型方法对三者的动态影响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南北地区的纵向差异，产业结构升级在东中西部地区上的横向差异更明显，且三者的联动效应具有横向区域异质性。首先，产业集聚整体上对劳动力流入存在短期识别机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循环累积效应，且东部地区最强而西部地区最弱。其次，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强化机制仅表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不具备自我演化机制。再者，产业集聚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劳动力流动的产业集聚效应，均在东部地区表现为长期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为短期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则为负向作用或效应不强烈。此外，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都有利于中部地区劳动力的短期回流，而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回流效果则未具备稳定表现。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PVAR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三权分置下生产要素流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18XJL012）;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对云南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2024Y446）。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08-0006-02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08.001

新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出现增长乏力的难题，这对我国经济的高效增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调整与转轨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是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以来，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与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的工作部署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将迈入新发展时代。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产业结构上仍存在低端制造业现实与高端制造业强竞争力发展需求、服务业充分发展需要的矛盾。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进一步表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应对我国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

经济集聚不仅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变迁，而且能通过经济的自我强化作用对区域生产要素与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减弱要素结构的区域错配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影响。在经济集聚背景下，产业集聚成为重要的集聚表现，俨然已成为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常态。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产业集聚发展为满足产业结构升级需要提供了重要发展方向。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知识交互，不仅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而且能通过技术革命催生新产业。因此，从产业集聚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劳动力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对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都发挥了重要基础作用。我国作为人口大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规模，这也一度是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资源优势。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是解决产业结构转型中劳动力供给的关键，劳动力流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因生产要素约束受到的阻力。梳理文献发现，尽管学者们在实证设计上运用的诸如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门槛模型等方法存在差异，但学界对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研究仍主要停留在独立单向的关系探讨，三者的系统探究成为研究空白。因此，在学界现有的丰富研究成果下，本文尝试厘清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路径，助力于加快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劳动力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单向关系进行了丰富研究，下面将分三个角度进行梳理并论述其理论作用逻辑。

（一）关于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关系的研究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可从下面两个角度进行归类：一是从劳动力流动视角切入的研究。这类研究中不区分劳动力素质，侧重分析的是流动行为过程，主要从生产要素流动和人的流动行为与决策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二是从劳动力集聚视角切入的研究。这类研究中以劳动力异质性假设为基础，侧重关注的是流动行为形成的集聚结果。通过劳动力异质性把劳动力区分为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着重分析劳动力流动下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差异性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就实证角度看，劳动力异质性的量化测度是一大难点，学界尚未有统一看法。

首先，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差异性表现。从横向流动角度出发的研究认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导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差异的重要原因[1]，因为流入和流出劳动力从事的产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2]。在横向流动角度上，主要以城乡间的劳动力流动分析为主。在城镇化初期，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能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3-4]。在纵向流动角度上的研究主要以产业间流动分析为主，其作用路径是劳动力流动通过促进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产业转向高效率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升级[5-6]。一方面，劳动力流入带动要素集聚，提高了地区经济专业化集聚，通过禀赋效应、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发挥积极作用。但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在总体上表现出促进作用的同时往往并存着显著的区域性差距[7]，从而引致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差异。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却往往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8]，具体会通过加剧城乡收入不平等极化途径，抑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9]，进而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中国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在实际上具有鲜明的技能高低差异，劳动力异质性研究也受到学界关注。高技能劳动力受到各地的优惠政策使得其在区域间的流动是相对自由的，因而具有趋于长久迁居于工作地的主要特点而引致其集聚行为;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却往往面临着户籍、社保、教育等多种地域因素的流动制约[10]，具有趋于非长久务工于流入地的主要特点而引致其流动行为。劳动力素质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对产业结构不同的影响作用程度，因而我国东部地区呈现高技能劳动力偏向型而西部地区呈现非技能型特点[11]。高技能劳动力流入能直接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引致传统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这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12]。同时，高技能劳动力的专业性报酬高，故也能带来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提升，进一步推动高技术产品的供给和服务水平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入表现出更强的作用。由于高技能劳动力集聚在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高低技能劳动力集聚很可能是造成区域差异特征的来自劳动力方面的重要原因[13]。异质性劳动力在区域上不同行为决策的影响也具有明显差异性。如袁冬梅等认为房价上涨使得普通劳动力外流而技术人才内流，能改变劳动力供给结构，从而使得技术含量低的产业流出或向技术含量高、投入产出高的产业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升级[14]。

（二）关于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作用关系的研究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多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开展。新经济地理学中指出，区间人口流动会出现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15]。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垄断性企业具有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位进行生产，而向市场规模较小的区域出售产品的生产倾向。价值指数效应是指由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通过生产地销售的运输成本低、产品数量与种类多、市场规模稳定等原因使当地的产品价格低，从而使得当地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低，反映了企业区位生产对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是引致产业集聚的重要机制。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生产要素是产业集聚的核心机制之一，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在相互关联产业发展的循环累积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5]。区域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会直接形成外生性的需求冲击，工人将工资消费在工作地，带来区域基本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16]。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市场规模的变化促使企业迁移，促使企业大量进驻形成集聚。同时，在价格指数效应影响下，产业重新布局，居民名义收入不变而实际消费力提高。这使得区域竞争力和吸引力增强，进一步加强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带来必要性消费需求冲击将导致传统基础产业聚集的加强[3]。我国高速铁路网开通以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范围更广，对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更加深刻。如谭志雄等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通过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知识溢出促进了第三产业集聚，而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17];王林辉研究发现不同性质劳动力流动在高铁开通促进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过程中发挥了不同作用，其中研发人员流动对相关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影响更显著[18]。

劳动力流入能有助于产业集聚，产业集聚又能加强要素流入的吸引力来增强自身集聚效果，两者表现出双向螺旋促进关系。在早期，伴随城市产业集聚规模效益的变动，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加速城市产业集聚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9]。不仅如此，劳动力流动对非农产业集聚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与外商直接投资相比较，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20]。劳动力区际流动性的下降会阻碍产业高效集聚。如赵祥认为公共服务水平降低会提高劳动力流动的隐性成本，阻碍了我国产业的高效集聚，表现出一种制度障碍[21]。产业集聚也就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因而研究产业集聚无法避开其区域异质性的探讨。经济发达、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是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是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影响因素[22]。中西部地区积极吸收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的流入最终能提高本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23]。

（三）关于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关系的研究

外部性是产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分析基础，地理集聚分析主要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与Poter外部性对产业关联与集聚发展、专业化分工与投入产出效率等方面开展。从当前研究看，产业集聚有制造业产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金融产业集聚、文化产业集聚等多种类别形式。下面将主要以研究结果为分类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

产业集聚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却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阻碍性表现。产业集聚通过专业化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细化生产链条、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4-25]。产业集聚能通过产业融合和价值溢出共创推动需求端的消费激增与供给端的永久入驻，形成供需协同对接与资源优化，推动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26-27]。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促进作用，其中以金融产业集聚效果最为明显[28]。不仅如此，其效果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以信息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29]。产业集聚引致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来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技术水平[30]，高生产效率产业的出现与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衡量了产业间关联程度、协调程度与均衡程度。在产业布局选择上，地方政府的决策往往受自身实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因而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促进作用往往无法兼顾，甚至表现出竞争关系。如王帅等研究发现山西省制造业集聚可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会制约产业合理化进程，而政府干预后能一定程度使其改善[24];徐磊等实证测算了体育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到同样结果[31]。值得注意的是，其还建立了以财政分权为门槛条件的门槛模型，结果发现体育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存在财政分权门槛。这进一步揭示了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重要性;张治栋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无论是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是二者协同集均能正向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32]。究其原因，考虑主要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间存在高度竞争[33]引致要素堵塞效应，进而对产业集聚的外部性产生约束[32]，高度集聚下会对其他产业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