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子集交融”现象探赜

摘 要：子书以明道经世、立言不朽为旨归，诗文以抒情言志、写气图貌为鹄的，二者体例明显。但南朝后期，子书与集部间却呈现出交融互渗的状况：子书的经世目的和论辩锋芒减弱，文学性、笔记化色彩增强;文人集和诗文评则彰显并承载着子书“立言”特征和批判精神。隋唐承此趋势，思想性的子书及文章被纳入别集之中，丛谈、笔记成为子部的构成部分，最终奠定四部中子、集的分类雏形。《金楼子》作为南朝子书转型期的典型，清晰呈现了“四部”分类确立前子部与集部交融的书写样态，基于此，亦可明晰子书与集部互动的时代语境和内在理路，阐明子学精神对文学批评的润泽。

关键词：金楼子;子集交融;子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4）012-0138-013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4.012.010

学界已注意到南朝子书文学性、个性化等“集部化”特质增强的趋势，如余嘉锡提到：汉、魏以后诸子，无不鞶帨其文词也[1]。王琳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较重要子书的作者对社会现实治乱兴衰问题的关注逊于前代，追求文采的风气日益高涨，子书的文采化达到顶峰[2]。陈志平以《颜氏家训》为例，说明齐梁时子书的创作已经自觉地从宏大的社会“政治”道德论述转向了家庭的个人化的私人写作[3]。伏煦指出六朝时子书的著述又趋于私人化与专门化[4]，因此集部成为玄佛类“论”体文的存录方式。也有部分学者试图从六朝文集日渐发达、功能拓展角度，探究其成因，如章学诚提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5]72。杨明照认为：子论从汉到晋特别兴盛，这一方面是子部演为集部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子书逐渐式微，文集日益发达的显著标志[6]1。田晓菲探讨公元五世纪突然衰落原因时，提到此时人们开始把诗文写作视为代表了个人声音、个体生命的最佳扬名后世之手段[7]。

然而，关于“子集交融”的具体表征、子与集两种著述形态兼容的内在理路、诸子精神对文艺批评的影响等问题仍须探讨。“子集交融”不仅是著述形态现象，更牵涉两种文献的分类原则，甚至更为深层的“述作”观念等著述史、文学批评史问题。本文以先秦至南朝的子书发展为线索，以《金楼子》为个案，试图勾勒出六朝子书与文集交融、离析的流变过程，探究诸子精神在诗文评中的传承与演进，为《金楼子》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子书的精神特质：立言不朽与经世致用

经史子集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大体可对应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文史哲。四库馆臣定义子部：“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8]并细分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可见，“子部”（或子书）为六经之外各种学问性著作的总称，其中既涉及形而上的哲学探讨与对社会人事的见解，也包括方技、术数、农医等技术层面的内容。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前一类，此类著作是子部的核心，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立言不朽与经世致用是这类著作的精神内核。

（一）“立言不朽”——子书的内在动机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称这部分著作为“入道见志之书”并总结其功用为：“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9]307-308

可见，“立言不朽”观是子书创作的精神动机，古人在面对有限人生与无限时间的矛盾时发现，在求仙问道及借药石延年益寿之外，更为通达的方式是承认肉体之有限而寻求精神的超越与不朽，进而逐渐形成“立言不朽”之传统。先秦子书亦是诸子群体的自觉的彰显：老子被关令尹喜“强为我著书”，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凝聚着其对社会人事冷静的思考，《论语》中孔子以“恕”作为一言终身行之，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10]2146，《孟子》以“不得已而好辩”展示出强烈的论说色彩。《吕氏春秋》以“治乱存亡”之经验传之于世，其一以贯之的便是“立言不朽”精神。

秦汉“立言不朽”精神不绝如缕，《隋书·经籍志》载秦汉彰显“立言”色彩的子书共33部，考其作者多为文臣（如陆贾、贾谊、桓宽、晁错、刘向、魏朗、王充、崔寔、桓谭、王符、荀悦、应劭、仲长统等），也有隐士（如严遵、安丘望之），“立言不朽”与时代境况和个人遭际密切相关。在邦国有道，入仕为官时，“不朽”指向了一言以兴邦的使命感，无论是陆贾《新语》十二篇，还是贾谊《新书》五十八篇，均是针对治国理政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而邦无道，文人困厄不畅时，“不朽”则是借著述剖白心迹，于后世寻求知音。贾谊“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11]208，扬雄“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12]，王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13]，王符“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14]465，著作不仅可传之后世求其友声，亦已成为个性的化身与体现。汉代“立言不朽”观念甚至突破了子书范围，渗透至史部、集部，孔颖达称：“屈原、宋玉、贾逵、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15]1979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1]272，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相如“《子虚》《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归之于节俭，因托以讽焉”[16]，均受到“立言不朽”这一子学精神的浸润。

魏晋之际，世积乱离，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激发了“立言不朽”诸子精神的时代回响，人们重视“立言”的金石之功，荀彧称：“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17]曹丕盛赞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可使“声名自传于后”，此时人们重视辞赋，但亦不忽视子书，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提到徐干：“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18]110曹植也表达过著子书以彰来世的愿望：“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19]据《隋书·经籍志》载，诞生于曹魏时期具有独立思想的子书多达43部，相对于秦汉，发展势头依旧强劲。两晋时期，子书依旧蔚为大观，具有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的子书共69部，其中以“子”命名的多达16部，如《梅子新论》、袁准《袁子正论》、苏彦《苏子》、顾夷《顾子》、唐滂《唐子》、宣舒《舒子》、陆云《陆子》、孙绰《孙子》等一系列子书相继问世，钱穆称：“匹夫为学者所宗亦称子。”[20]作为晋代子书代表的《抱朴子》，其撰者葛洪更强调作细碎小文不如“立一家之言”，因此他“草创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可见，借子书之名传之后世已成为时代共识。

（二）“经世致用”——子书的实践目标

经世致用是子书的实践目标。回归《左传》“立言不朽”之历史语境，立言与立德密切相关。杜预注“立言”曰“史佚、周任、臧文仲”[15]1979。此三人为西周至春秋时之大夫，考其言论，多为治国谏言。可知，所立之“言”即经世致用的“德言”，故该命题亦可转换为“立德言不朽”。孔子亦云“有德者必有言”，“修德”与“立言”为高尚人格主体一体两面，拥有高尚道德之人必然有言论“有补于世”，流传后世的“金石之言”亦成为“有德者”道德魅力的彰显。在先秦语境中，“立言”意味着对天道人事、社会变革均提出独立的见解和主张，刘勰称诸子为“入道见志”“或明政术”，突出了诸子经世致用之精神侧面。先秦之士阶层自觉以“立言”经世为己任，使先秦遂成思想史上“哲学之突破时期”。“哲学的突破”概念是社会学家帕森斯所提出的，他从世界古代文明着眼，指出大概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古国都实现了一场精神觉醒运动，中国的“突破”在“百家争鸣”时期，其中“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9]308，均是有为而作，有德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提到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他们的思想是能够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21]3288-3289。王国维经过考索也提到：“‘披我国中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22]

这种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构筑了子书精神的另一内核，并在汉代子书中依旧延续，汉独尊儒术，百家之学生存空间被挤压，却依旧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说苑》、扬雄《太玄》《法言》、王充《论衡》、崔寔《政论》、桓谭《新论》、王符《潜夫论》、荀悦《申鉴》、应劭《风俗通义》、仲长统《昌言》等一批具有强烈治世色彩的子书问世，并在汉末形成具有批判色彩的子学思潮，其中《新语》有《辅政》《慎微》《明诫》等内容，《新书》有《藩强》《匈奴》《辅佐》等篇，《新序》有《节士》《义勇》《善谋》等篇，《申鉴》有《政体》《时事》《俗嫌》等篇，从篇名即可窥见其经世致用色彩。

曹魏子书继承先秦两汉明道经世之精神内核，著者多为在军事、政治领域颇有建树或看法的大臣、将领，比如丁仪、仲长统、钟会、傅玄、任嘏、杜恕、王基、刘劭、桓范等，又因作者身处由乱到治的阶段，其内容多涉及治国政略，如刘师培在论述刘廙《政论·疑贤篇》与蒋济《万机论·刑论篇》时点评道“魏代之书，纯以推极利弊为主”[22]，同时，对人的才能分类、个性剖析、文章功用的探讨成为时代特色。魏蒋济认为君主首务在“择人”，他本人亦可“观其眸子，足以知人”，魏桓范《世要论》继承曹操“唯才是举”思想，“夫商鞅、申、韩之徒，其能也，贵尚谲诈，务行苛克……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24]1262魏刘劭《人物志》按才性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三类，据德、法、术将人才分为法家、文章、儒学等“十二才”，为君主选贤任能提供依据。

两晋子书在数量上多达69部，整体而言，具有强烈批判色彩与忧患意识的子书减少，一方面是著者身份使然，夏侯湛、蔡洪、陆机、陆云、崔豹、葛洪、干宝、顾夷、孙绰、苏彦等人多为文士;另一方面，正如学者王琳指出的，关于哲理与政略前人已周翔透彻，进一步开拓并非易事。故刘咸炘称：“文士长于记诵衍说，而短于独见深识，此杂家之所以渐流为文集也。”[25]294两晋子书在内容上老庄道家思想占一定比重，如羊祜《老子道德经》，王尚述《老子经》，程韶《老子集解》、李轨《老子音》、何晏《老子道德论》、刘遗民《老子玄谱》、李轨《庄子音》等，盖与人们对玄学的热情与现实政治需要相关，因为《道德经》本身也是治世的政治哲学;还有少量如《博物志》《杂记》《古今训》《纂要》《要览》等分类撮抄的类书化作品问世，但不占主流;像《袁子正论》《孙氏成败志》《新论》《梅子新论》《苏子》《宣子》《陆子》《抱朴子》《苻子》《傅子》等具有强烈“立言”与经世倾向的传统化“子书”仍占有一半以上的比重，唐魏征编《群书治要》对魏晋时期子书采择多达12部，远超东汉，魏晋时期子书的经世色彩可见一斑。

可以看到，在数百年历史中，子书以多样的著述形态构成了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中的重要部分，经学虽为显学，但子学中的法、道、名、阴阳等学问作为潜流在统治思想和国家机构运行中亦占据重要地位，甚至儒学也在吸收子部道、释等思想资源过程中逐渐发展，魏晋玄学及后世宋明理学即其思想硕果。但更须注意，子书不仅以独立著述的知识形态构成中国学术思想之大端，更重要的是其参与了中国传统精神之建构。在子书百年发展进程中，内在的“立言不朽”著述倾向与外在经世致用情怀凝聚成了诸子精神的内核，并绵延衍进，于不同时期生发出不同样态，它既熔铸为汉末王符、应劭、荀悦、仲长统等汉末子学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与批判锋芒，也呈现为曹魏时期丁仪、谯周、荀彧等军政要臣的指点江山与剖情析理，更彰显为两晋张华、夏侯湛、陆机、葛洪的人文关怀与藻饰热情。

综上，子书以其深邃博杂的思想内涵参与了政治史、思想史的演进，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形态，更以生机活泛的子学精神内核构筑了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品格，熔铸在中国国民的血脉之中。二、《金楼子》与南朝子书的新变

据《隋书·经籍志》，除兵法、历数、农医等纯技术类著作，南朝子书共67部，著者身份各异，国君、大臣、道士、僧侣、文人纷纷加入子书创作之中，至少在数量上子书仍呈现出较为旺盛的发展态势。根据命名及内容，可将其可粗略分为三类：注疏注解类（17部）、杂钞笔记类（34部）、“立言”著述类（16部），而在仅有的16部具有经世成分与立言色彩的子书中，涉及佛教思想的占7部，如萧子良《义记》、王延秀《感应传》、裴子野《众僧传》、虞孝敬《高僧传》等，传统意义上的子书著作只有刘宋陆澄《述政论》《政论》、刘宋贺道养《贺子》、南齐张融《少子》、梁萧绎《金楼子》《补阙子》《湘东鸿烈》、北齐刘昼《刘子》、陈朝张讥《游玄桂林》等9部。因此，面对五六世纪传统子书写作不景气的状况，田晓菲称魏晋时期硕果累累的子书写作突然衰落下来[7]。不仅仅是数量，南朝子书在各方面都与前代迥异。